塞思·鲍姆         （Seth Baum）                                                                
作为犹太人，我父亲一家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来到了美国。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利，我想我应该庆幸我一家能够逃脱大屠杀的灾难。然而，我也不禁想知道，如果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二战”从未发生过，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那些死难者，他们会有活着的后代吗？他们会有跟我一样的生活吗？我会成为其中一些人的朋友或者邻居吗？我甚至还会出生为人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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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想到夺人性命的灾难时，几乎总是只想到它所带来的直接伤害。二战造成5000多万人死亡，一战1500万人死于非命，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令16万人丧生。但这些数字忽略了灾难的长期影响，那些失去了活命机会的人，以及我们的世界会因此而有怎样的不同。这些结果可能难以记录，但并没有因此而无足轻重。
的确，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从地球漫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会发现某些灾难，即那些最大的灾难，属於世界生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灭绝了恐龙，为像我们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的进化腾出了空间。而早于此，发生在25亿年前的氧气大灾难（Oxygen Catastrophe）则摧毁了大部分的厌氧微生物，为我们这些呼吸氧气的生物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发生这些灾难，人类和其他许多现代物种恐怕根本不会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研究全球灾难性风险的研究者认为，避免这类事件发生应该是我们在21世纪的一个首要任务。
人类的活动已使得当代成为地球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代之一。如果考虑到对几千年后我们人类的影响，避免全球灾难就不仅仅是保护今天人们的生命，也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潜力，以及数十亿的后代，他们的道路将可能被我们永远改变。
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使我们更容易遭受另一场灾难（Credit: Getty Images）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今天对地球的影响就像25亿年前能释放氧气的生物快速生长从而导致氧气大灾难一样。氧气大灾难是因蓝菌兴起而造成的。蓝菌是地球上最早利用水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这个过程将水分解成分子氢和氧。蓝菌大量地繁殖使得大气中出现丰富的氧气，令无法处理富氧生态的生命死亡。
同样，人类是第一个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和工业的生命体。但我们大规模如此行事已导致许多生命物种灭绝。如果我们不谨慎行事，迟早也会消灭人类自己。
人类造成的种种灾难性风险，目前已是广为人知，如核武器、全球变暖和其他的生态破坏、由生物技术制造的病原体引发的流行病、失控的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种种威胁等等。实际上，这并非一份清单，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风险网络。例如，全球暖化可能会破坏文明的稳定，使我们更加难以应对其他的灾难（稍后将详细讨论）。这些都增加了来自小行星和火山等自然灾害的持续风险，正是其中一些灾害在当年合力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大多数灾难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最终影响是难以预计的。现在有76亿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能适应各种地理气候环境。若大灾变发生，至少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会很大。但幸存者的生存状况会怎样，这是一个巨大的难解之谜。我跟同事最近在研究论文《人类文明的长期轨迹》（Long-Term Trajectories of Human Civilisation）中尝试解答这个谜题。
我们论文的主旨是研究人类文明（及其直系后代）在未来数百万年、数十亿年甚至数万亿年后的样子。虽然无法在如此长的时间尺度上预测人类文明的确切形式（哪怕更短的时间尺度也不行），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如果人类能够成功地避免灾难，或者我们能够从灾难中恢复过来，那么我们有可能迎来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一个通过变革性技术、向外太空扩张而丰富起来的未来。但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伤害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导致人类灭绝的灾难，当然会永久地终结我们人类的文明。然而，即使有人能够存活下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恐怕也永远无法恢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先进文明。农业和工业是特别重要的具恢复能力的文明形态，如下图所示。
韩国首尔一个地铁站入口处的一块"避难所"标志（图片来源: 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场灾难将如何塑造人类的未来，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将波及世界上所有的拥核国家——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不过只有最广泛的战争才能将所有这些国家拖入战争中。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战争仅在俄罗斯和美国两国之间爆发，这两个国家拥有全球90%以上的核武库。但是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最坏情况下的核战争。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概也不会立即遭到破坏。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在这两个大陆，许多国家往往既不是拥核国的亲密盟友，也不是它们的敌人。这些国家的居民可能在最初的核攻击中得以幸存，生活在核攻击目标国家但远离遭到攻击的城市和军事据点的人，可能也会幸免于难。
幸存者的世界将立即发生变化。除了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外，他们还将失去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环节。许多全球供应链的设计，是为了在正常情况下维持高效运转，但却经受不起哪怕是很小的破坏，更何况核战导致的破坏根本不可能小。在数周甚至数天之内，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面临消费品短缺、关键工业基础设施替换部件短缺以及其他基本层面的问题。
很快，核战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始显现。核爆非常强大，可以将燃烧城市的灰尘和灰烬一直送入平流层，这是大气的第二层，位于极地上方7公里（4英里）、赤道上方20公里（12英里）之高处。平流层在云层之上，因此升到平流层的灰烬不会被雨水带走。相反，会在几个月内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高处停留数年时间。灰烬积留在平流层会阻挡阳光，降低地表温度，还会减少降水，所有这些对农业来说都是坏消息。 （了解更多，请读《如何为核战争的影响做好准备》一文）。
路人在观看北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报道（Credit: Getty Images）                 
最严重的核战争所引发的饥荒，将导致世界各地许多人死亡，死亡数字有可能超过战争本身造成的死亡。但可能不会杀死所有人。食物储备可以保证一些人活到黑暗过去阳光再现时。更多的食物可以通过人造光源或其他来源获得，但前提是这些资源仍然还存在。
全球饥荒加上战争本身的毁灭，将重创我们的现代全球文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仍然会有人幸存下来。但由于他们面临的种种压力，如果我们的人类文明就此崩解，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就像之前从埃及到复活节岛的文明所经历的毁灭那样。
核战争造成的大破坏和大饥荒的相互作用，表明灾难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一场灾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破坏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核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核战争，也意味着经济衰退和农业凋敝。文明能否持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文明已经被全球气候暖化和其他生态恶化削弱到何种程度。核战争的影响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灾难，比如流行病（由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话）或地球工程的灾难性失败（导致气候变化加速）。我和同事将这种情况称为“双重灾难”。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所以将各种灾难因素加在一起整体地，而非孤立地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经常问我哪些灾难危险最大，但这么看问题是不对的。我们面临着一个相互关联的灾难性风险系统，而不是孤立风险的集合。我和同事已经提出了灾难性风险“综合评估”的概念，以研究相互关联的风险并制定解决这些风险的最佳方法。
因为自给自足的缘故，勉力维持生计的农民可能最适合从灾难中复兴（Credit: Getty Images）                 
不管灾难会带来什么后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人类灭绝了，这个问题当然很容易回答：我们人类都死了。但如果有些人活了下来，答案就变得比较微妙敏感。
如果文明停止运转，幸存者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命和健康。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都市区，可能不会种植粮食。（问问你自己：如果没有文明满足你的基本需求，你知道如何生存下去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灾后的世界里，最富裕的人可能是那些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在今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之一。
灾后一个关键任务是繁衍后代。幸存者的数量必须足够大，彼此距离足够近，才能产生新一代的人类。否则，人口将会逐渐归零。科学家们提出，要维持人类物种能够繁衍下去，生存者可能需要至少150人或多则需要4万人。若生存环境较好，则繁衍所需要的人数少一些也可以，而群体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灾后世界也会有一些重大的不利因素。例如，许多最容易获得的化石燃料和其他资源已经被开采和消耗殆尽。一些工业污染物将持续多年。
从好的方面来说，城市可能因为有像钢铁这样大量的可用材料，而得以继续存在。一些能源，如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仍然是可用的，而且很容易取得。
后灾难时代的文明因为失去了工业技术，像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可能变得难以开采（Credit: Getty Images）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进行规划看起来相当抽象，而且与我们今天面临的紧迫问题无关。但意识到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影响人类文明走向长远未来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谁有机会活下来，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发现设想一下如果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二战得以避免，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助于更好地表达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发生过二战，许多在我们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的人，应该会在今天过着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从而避开新的灾难，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人类文明长期未来的灾难。为了每一个还活着的人，我们必须成功。
塞思·鲍姆（Seth Baum）是全球灾难性风险研究所（Global Catastrophic Risk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该智库从事生存风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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