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长安十二时辰》在今天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不少人看了之后都惊呼，这整个就是现代技术的穿越剧。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电视剧中出现了很多现在才有的新技术、新思维、新方法，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某种程度上，《长安十二时辰》虽然是古装剧，但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硬科幻的特点——即技术设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逻辑的推理与演绎，在整个情节发展中，有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大唐硬核黑科技：大案牍术
在该剧第15集中，林九郎向吉温打听大案犊术的来历，得知这是徐宾独创的一种方法。所谓大案牍术，是指靖安司汇聚了唐朝全国的卷宗，通过对纷繁复杂的文卷进行分析，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不但可以根据大唐卷宗中各种记录和数字，能准确推断事情的真相，成为处理事务的杀手锏还能预知未来。
只要不是太迟钝，就会发现，这种大案牍术，是唐朝的大数据治理。这么看起来，“大案牍术”不仅是大数据，而且还有数据挖掘以及预测功能，比现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厉害。
除了大数据，《长安十二时辰》中还有先进的信息系统。靖安司的“望楼”，是设置在长安城各处的一个很高的塔楼。遍布长安各处，每隔三百步就有一个。它首先是一个相当于监控摄像头的信息采集设施。而且，它还是一个消息传递体系，还具备加密功能。其传递的信息，只看图案是无法了解的，只有密码本都是破译不了密码的。
这些设置，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模仿现实，推动剧情，让剧情冲突更为紧张。因为这些信息的收集、分析设施的出现，让剧中正反双方的攻防都提升了一个层次，剧中的冲突就更加激烈，也就更好看。
比如李必在怀疑徐宾后，就被用大案牍术推演了个人户籍、轨迹、行为信息。他的出身、房产变动、妻子的劳动关系、异常行为等等都记录详尽。再比如，崔器为保旅贲军名声谎报全歼狼卫，伪造尸首，但却被檀棋测量身高后拆穿。这就是典型的数据推动剧情发展。
唐朝当然没有计算机，作者学习刘慈欣，用了两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低技术的暴力叠加；第二，用活体的超能力来替代技术。刘慈欣早就在《三体》中多次利用这两种方式，在既有科技条件下，实现更高的技术水平。
三体中，提到了人列计算机，即人通过翻转手中的牌子模拟01两种状态，从而模仿计算机。刘慈欣还提到了诸葛连弩，即利用皮筋作为动力的连发弓箭，从而达到机枪的作用。在《长安》中，则是大量文牍的保存，类似于现在的数据库。这都是一种低技术水平下的技术的暴力叠加。
再比如，《三体》中的三体人有着硅片的特性，而《长安》中则赋予了徐宾堪称“行走的数据库”的能力，可以凭记忆，顷刻就列数了龙武军好几项往日的失职罪状。靖安司卷宗繁复，查询档案、分析数、推理预测，都得靠人员得超级记忆力、逻辑力去处理，这都用非同常人的记忆超能力，来代替技术。
当然，这都是假想的，实际上不可能出现。工艺决定的技术的巅峰，低工艺的暴力叠加没有实用价值。比如望楼，300米一个，信息的“接收——再发送”就算只需要10分钟，也没有奔马的速度快。
如果把望楼设置得更远一些，就会遇到到看不清楚的问题，这就相当于误码率会上升。解决办法有两个，第一，增加光学手段，但玻璃镜片是七百年后才发明的，而望远镜要等到1000年后。第二个办法，就是降低传输的码率，那就退化到烽火台。
大案牍术与大数据治理的迷思
小说源于生活，那怕背景在千年之前，作者也生活在当下，受到当下社会技术、思想的影响。所以，《长安十二时辰》中大案牍，反映了当下在市场、经济、社会领域对大数据治理的迷思、甚至幻想——从这个意义上，长安十二时辰，又是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类科幻电影。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大数据，意味着可以抛弃人类之前限于成本的抽样分析方法，而是存储一切，分析一切。
在这个热潮中，人们似乎开始相信，只有足够好的技术，足够多的数据，就能管理好社会。 这种信仰更进一步，则是相信计算机能够比人更了解他们自己。一直以来，许多计划经济的爱好者认为，市场体系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划，对经济活动未能进行有目的的协调。在过去，由于计划经济实验在全球的彻底失败，这种观念已经没有市场。
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出现，过去的失败在技术的傲慢中，被逐渐归咎于技术的失败：数据的不完全、模型变量少、要素之间逻辑关系少、计算能力不足。计划经济爱好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失败。
应该承认的是，信息革命为集中控制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可能性。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中央机构可以记录下关于个人的大量事实，比如对话、文字、图片、银行账号、购买的商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个人动向与活动的信息。
完美的大数据系统是个伪命题
于是，有人相信，有了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市场经济变得再无必要，收集一切、知悉一切、洞察一切、预料一切的技术，将能精确地调整经济、社会中的一切。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列昂惕夫逆矩阵不再需要假设，不再是简化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生产线、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工人、每一个消费者；每一种原材料、每一种产品，每一种可回收垃圾；甚至每一种需求、每一个欲望、每一种情绪，都可以成为这个矩阵中的单元，被精确地计算、调配、实现最高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
于是，在今天，技术发展滋生的大数据之傲慢，很可能会成为理性的傲慢的又一次机会。
但是，正如《饥饿游戏》《使女》《黑镜》等反乌托邦电影一样，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市场与社会的根本决定因素以及发展，是生产、交换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意志与分散知识，这些是难以穷尽的。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信息系统，都是由人建造，有人操作，而这些人也生活于这个信息系统之中。这从逻辑上就否定掉了这种完美系统的可能。
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建立一个完全储存、反映整个系统状态的计算机系统吗？假设计算机存储器上的每一个储存单元都对应这台计算机之外的一个元素，那么，计算机存储器的状态，又由什么东西来记录呢？如果再制造一个“更高层级的存储器”来记录，那么，这个更高层级的存储器的状态又由什么存储器来记录呢？
显然，这就进入一个无限循环，自我调用的递归过程。了解计算机编程的都知道，不断地自我调用，会吞噬掉一切计算能力。如果不进行这种自我调用，那么，“完美的收集、存储、分析一切”的前提就不成立。
大数据的偏见与傲慢
大数据不光不能做到完美的记录，在实践中，更直接的干扰因素源于人的因素。 经济系统中，在一定时期内，资源总是有约束的，而欲望无穷尽，大数据的分析、决策需要做出选择。这不是实证的，而是规范的。所有的经济决策、社会决策系统都有一个从实证到规范的过程。这个规范，需要由人来确定，给出算法，给出权重与偏好。 而这个人的选择，在系统之外，又会影响到系统本身。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徐宾这个大案牍术的发明者，系统的掌握者，就是这个“系统之外”的人。在电视剧中，张小敬就是徐宾通过大案牍术找到的。
在众多人物当中，根据靖安司司丞李必的要求，最后锁定了张小敬，用张小敬接替崔六郎。但实际上，张是自己的挚友，根本没有用大案牍术，而是私下推荐。于是，将“大案牍术”变为了隐藏一己之私的系统，从而对大局产生影响。
很多人为，这些缺陷可以由更好的技术来弥补。比如，最近的热门技术——区块链。区块链具有开放、共识；去中心化、去信任机制；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点。很多人认为，区块链利用技术建立了新的信任方式，这能建立起大众的数据权利、反对数据特权。 但是，区块链只能解决信息数据化之后的信任问题，并不能解决从信息到数据转化过程中的失真问题，也不能解决数据分析过程的倾向问题。
比如，《长安》中，大案牍术，配合“石书”即把所有信息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石头上，这是用低级技术实现类似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但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在刻上石头之前的虚假信息，也无法解决徐宾的心中之私。
正如在著名的脸书信息外泄，被用来有组织地测试用户政治倾向，并针对性的进行政治宣传中，问题并不出在数据的传递，而是出在数据在什么人手上，并被如何利用。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曝光、调查、听证会，这些传统的、基于人的组织的社会方式。
中国人有一种倾向，希望技术发展去填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坑。这是一种技术的幼稚幻想。我们要制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人、对社会的负面效用，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的基础上，回到社会发展的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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