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时辰只是绿叶，长安才是红花。



《长安十二时辰》迎来大结局，很多人直呼看不懂。


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罗列了五种“心魔”和四位“善良天使”。在《长安十二时辰》里，这些“心魔”和“善良天使”随处可见。


在平克看来，或暴或善，或邪或正，其产生均非出自单一动机。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人的本能与趋利避害之天性，既有将人推向暴力、趋恶的元素，即“心魔”，又有让人厌恶强暴、崇尚美好和成人达己的一面，即“善良天使”。


平克所称的五种“心魔”分别是：


① 捕食暴力。施暴者完全没有仇恨等破坏性动机，就像为获得食物而进行的捕杀或狩猎。狼卫之一曹破延杀死他的救命恩人焦遂，就是这一种。


② 支配欲。具体表现为对威权、声望、荣誉和功名利禄的追求；如“地下长安”葛老对手下的“赐福”，还有右骁卫参军赵七郎的那句冷血“名言”——我不在乎百姓的性命。





③ 复仇心。此心态会激起人类的道德冲动，不管是公报私仇还是冤冤相报，抑或血债血偿、象征性惩罚等，均在此列。如“五尊阎罗”张小敬连杀熊火帮三十四人，狼卫精心谋划的对长安的恐怖袭击，萧规射杀县丞在内的大小官吏十几人等。



④ 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就像美国变态杀手克里斯滕森，就像右骁卫将军甘守诚让檀棋在燃烧的炭火架上跳舞。


⑤ 意识形态。因为共同的信仰体系而产生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为了追求所谓的理想、乐土而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这一点，在袭击长安的狼卫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一旦他们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就会爆发出极大的反能量与破坏力。萧规对张小敬说，自己看透了，空喊着不退的坚强生命，却被守护的对象从背后捅进灵魂。而这样的遭遇，在萧规看来，不是他一个。他认为，李唐的根子已烂掉了，需用火和血来发起一场涅槃，才能让所有人警醒。


张小敬曾说，求而不得，才是作恶的根源。可谓一针见血，这算是心魔们肆虐人间的原始动机了。


再看看平克所说的“善良天使”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如何体现：


① 共情。顾名思义，就是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并对其利益、动机、立场产生认同，甚至惺惺相惜。如靖安司主事徐宾所言，张小敬是“真心真意喜欢长安城的人”，“他看到的都是别人”。








人人生而平等，张小敬没有说过这句话，但他却是这句话的践行者、守护者。因此，其共情对象甚至还包括敌人。他对敌人不是那种一贯的心狠手辣，而是手下留情，“不想杀你们，死在正月爷娘没法过年”。除了对自身本事的足够自信，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博爱”者。


也正因如此，“五尊阎罗”才会做出种种令对手甚至敌人都匪夷所思的举动，才收割了一众暗桩的心。比如他明明能只身脱逃，偏偏要逆行“不自量力”地救人；明明可以不必自残，他偏偏要割下一指给葛老一个“惊喜”……


② 自制。让人能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抑制冲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非右相林九郎莫属。林作为政治老手、法家信徒，理性从来不缺，其信条之一就是“老规矩就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规矩”。因此，林的处世哲学就是想方设法扰乱对手心智，使其方寸大乱，然后他从从容容地用规矩收割之。“细微之处，方显功夫”，老狐狸的功夫与杀伤力，常现于细微之处。这，正是位高权重的可怕之处。


③ 道德感。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人的相互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当属何监。何、林、郭（利仕）年龄接近，阅历均相当丰富，且均为政治精英，但同朝同事多年，郭却感叹与何“不熟”。为何如此？就是因为道德感的疏离，让何监成为封建王朝中难得的一股政治清流。


提了何监，就不能不提其高足李必。李必“小狐狸”与张小敬完全不同。他兼有何张二人之长，却无二人之短。纵观其人生轨迹，堪称完美。为何？皆因其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贵族出身，少年成名，人生起点相当高。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






少年老成的李必，决不允许自己犯下一丝一毫之错，所以他始终“怀疑一切”。如果张小敬是孙悟空，那么他就是唐三藏——一旦认准目标，不惜押上身家性命，也要豪赌一把。“人总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连阅人无数的林九郎都不得不感叹。


其次，以太子、李必、张小敬、檀棋等为代表的唐朝青年，除了道德感，还昭示了一种青年人特有的进取精神和勃发旺盛的生命力。1900年，27岁的梁启超激情澎湃地写下了《少年中国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守旧没落的野心派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不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各种明争暗斗就此滋生。


 ④ 理性。让人超脱有限的视角去思索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追寻改善的途径，从而引导其他的“善良天使”。这方面，张小敬堪称“万人迷”，很受待见，能够在遍布长安的不良人中一呼百应。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心魔”和“天使”往往会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人性既不能说是本善，也不能认为是本恶，又善又恶、善恶兼具最为恰当。


但是，还有一种“伪理性”害人不浅。如当李必怀疑徐宾时，就对其用了大案牍术，结果发现他在收入不菲的情况下，依然变卖了祖宅、职田，甚至让妻子做帮厨，但徐宾依然喝很低劣的酒，连鞋子都是破的。这种反常迹象，愈发加深了李必的疑心。如果不是他后来暗访到徐宾的“竹纸实验室”，恐怕徐就一辈子也洗不干净了。


再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也不是没有看到美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但当时有种理论认为，日军的训练水平远高于美军，其炮兵、轰炸机的命中准确率是美军的几十倍，因此只要几十分之一的工业产量，就仍将赢得战争。这种看似正确的、依据当前事实数据做出的“理性”决定，最终成为日本人输得一塌糊涂的诱因之一。


平克认为，人类内在的天性几乎很少自发改变，但如果外生的历史社会力量给“天使”创造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条件，那么此消彼长，“心魔”将被遏制，于是暴力就会减少。


在笔者看来，这种暴力有时还是一种负能量、成见。如檀棋第一次见到张小敬时，直言“真臭”，还很不人道地让卫士直接用冷水为之“净身”。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檀棋就与张小敬“确认过眼神”，二人的感情也急剧升温，甚至已“更上一层楼”了……当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从心理学角度看，檀棋的“心魔”也是逐渐被遏制的。张小敬与狼卫、熊火帮等外生的历史社会力量的搏斗，为檀棋的“天使”创造了可发挥作用的条件。此消彼长，爱情这个“善良天使”的力量就慢慢占据上风。这，也是反应性的力量，有图为证——


檀棋：“他所做的一切，我觉得都对，都喜欢......”






檀棋在李必眼里，未必是奴婢，但他们总是“不熟”。因此当檀棋真正认可对方后，听说张小敬将再次被收监时，居然敢于舍弃李必，很不“理性”地要求陪狱。由此可见，哪怕李必给檀棋再多社会支持，哪怕助其脱离奴籍，他们也无法构建平等健康的亲密关系。这一点，姚汝能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李必）是个没劲的人。”


“劲”是什么？包罗万象，但其中的核心，应是充满人情味的善良+丰富的趣味，这也是包括清高的徐宾等在内的众人对张小敬的集体反应性。


而张小敬身上的这些，檀棋也不缺。前者在伏火雷车爆炸前，不忘割断缰绳，放马匹逃生；后者在姚汝能呵斥细犬时，顿生怜爱，称狗也受了惊吓。惺惺相惜，所以张小敬会认为檀棋“和长安城里的女子不同”，所以从来不会说“谢谢”的他会在檀棋跳完“火盆舞”之后直接“公主抱”……这些都是“相熟”的表现，也是相爱的体现。


而檀棋得到的，则是前所未有的理解、认可和关怀。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反应性”或“响应性”（responsiveness）。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心心相印”。


至此，双方的“心魔”都被“善良天使”取而代之了。但无论是激情迸发的一见钟情，还是长久相伴的绵绵亲情，以及彼此情投意合的友情，甚至水火不容、翻脸不认人的恶情，其基础也都建立在反应性上。如张小敬在烽燧堡救人，也被人抚慰；他当“不良帅”对手下的兵好，“不良人”也尊重、乐意帮助他。但当他被迫出卖并杀死小乙后，不仅全城不良人发誓“有难不救”（特别是在张小敬阻拦狼卫的伏火雷马车时），而且连青楼女子都看不起他。


既愿博一人笑，又欲护万人全，这样高反应性的人，也难怪被人爱、被人追随了。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文艺作品亦是。今天的我们，也应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努力，尽力抑制“心魔”，尽情放飞“善良天使”，让人类更加文明，让世界更加和平。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长安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只是绿叶；长安，才是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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