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总体而言是让人喜欢的地方。繁华但不纷乱，人多然而有序；环境整洁，空气干净；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并没有特别喧嚣吵闹的感觉。在那里生活工作上学，或者去那里观光旅游购物，都是可以各得其所的。
当然也有让人不怎么喜欢的地方，比如新宿那里，从车站东口出去，有一条颇长的地下通道，通往东京都厅（市政大厅）和新宿的几栋标志性的超高层建筑。在那条通道的一旁常有不少流浪汉在那里安营扎寨。考究点的用废弃的纸箱搭一个小棚，头钻在里面睡觉，光着的脚板伸在外面；不讲究的胡乱在地上铺几张报纸，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蜷缩着身子侧卧在地上一样可以睡得人事不省。与中国常见的那些伪装身体残疾以骗取路人同情和钱物的乞丐不同，日本的流浪汉不向人乞讨，他们仿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既不与人交谈，更不与人交往，连目光都不与人交接。不给别人增添麻烦是日本人的生活信条之一，这信条大概也通用于日本的流浪汉吧。但流浪汉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强烈而刺鼻，有时即使他们被警察驱赶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的气味也依然顽强地停留在空气之中，挥之不去。
但我当初在东京时，最讨厌的去处并非上述通道之类的地方。我最讨厌的去处是大手町，准确点说，是位于大手町的东京外国人入国管理局。讨厌入国管理局并非我个人的感受，也是那时候许多在语言学校就读的就学生的共同感受。
为了办理签证的更新手续，或者办理回国探亲时重返日本的再入国许可，入国管理局是每个留学生绕不过去必须光顾的地方。我之所以讨厌去那里，回顾起来原因大概是两条：其一是人多而杂而乱，等待时间漫长。其二是在那里很容易感受到入国管理局对中国人就学生的歧视甚至刁难。
关于第一条人多，其情形大概是这样的：办理手续的诺大的房间里的一两百只椅子上永远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人，谁如果被叫到号起身离开座位，立刻会有四五个人争着企图去填满那个空位。椅子边上的过道里也站满了人，进出房间时要边说“劳驾，让一让”边拨开堵在房间门口的人群，从人缝中穿过。房间外面的大厅，走廊，小卖部，厕所，甚至楼梯到处都是人，能坐的地方都坐满人，找不到位子坐的人有靠墙坐在地上的，也有坐在楼梯台阶上的。错过了叫号，要重新取号，所以大家都不远离入管局大楼。为办理签证更新手续，通常需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早上八九点钟出门，晚上五六点钟到家算是十分正常的情况。
至于第二点，应是当年的许多就学生都曾有过体会的。如前文所提到的：所谓就学生特指在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的学生。就学生与在专科或大学学习的留学生不一样，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就学生的签证更新期限为半年，而留学生是一年。就学生申请签证更新时需要提交上学出勤率等更多的书面材料。留学生一般提交在学证明即可。此外就学生时有被缩短在留期限甚至被拒绝签证延长的情况出现，留学生则相对很少类似情况发生。这样的差别，使就学生有一种受歧视的劣等感，好像当年杂牌军面对中央军似地感觉；另一方面这种差别也折射出了日本法务省和入国管理局对就学生及日语学校的疑虑和不信感。
法务省和入国管理局对就学生及部分日语学校的疑虑和不信感并非凭空而来。说起来，日本原本没有什么就学生，也很少日语学校。一九八三年时，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发表讲话说：到二十一世纪初日本要招收十万个留学生，那之后，大约在八六年前后，东京忽然便冒出来了许多日语学校，而中国在那之后的一两年中，有数万就学生涌向东京。这些就学生大部来自上海，福建北京等地的也不少。那段时间里，日语学校较为集中的池袋等地的大街上，时常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中国就学生，隔着老远便听见他们音量十足的上海话。
由于赴日就读语言学校的门槛很低，既不需要通过如托福那样的语言考试，学历也只要高中毕业即可，所以去日本的就学生良莠不齐，去日本的目的也各有不同。其中不乏纯粹以打工挣钱为目的的。另一方面语言学校也有唯利是图，却疏于教学管理的，有的学校甚至有只要交付学费，便替学生伪造出勤率以便更新签证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是法务省指责部分日语学校为“隐衰”学校（以读书名义招来学生，学生来日后却不去学校读书，而从事其他活动的意思），而入国管理局则对就学生颇具疑虑和不信的原因所在。
 最容易遭受入国管理局刁难的是那些来自名誉不好的“隐衰”学校的就学生。另外如果日语太差，听不明白坐在柜台后面的管理局官员的问话，也有机会被判断为不去学校读书的证据而被缩短签证期限以示警告。我当初所在的明治学校是出了名的“隐衰”学校，学校被勒令整顿期间，不少学生签证遇到麻烦。当时曾有一事闹得较大，上了电视和报纸。其大概过程是这样的：明治学校被勒令整顿后，许多学生另寻出路，结果有学生找到了一家会计专门学校。这家专门学校原本默默无名，生源也很有限，且没有招收留学生之前例。由于此学校入学容易，无需经过考试，消息传开，忽然就有几十个就学生跑去这家学校报名学习会计。学校一时生源滚滚，大为兴奋，一下便发出了七八十张入学许可书给中国就学生。可是当这些就学生拿着该校的入学许可书去入国管理局申请签证时，除了极少几个漏网之鱼外，几乎全体遭到拒签，且护照上被盖上一个出国准备的蓝印，勒令一个月内离开日本。此事因为牵扯人多，后来闹大，媒体介入报道，学校据说也有些背景，后来不知经过怎样的幕后调节，学生终于起死回生重新得到了签证，总算皆大欢喜。那个学校据说那一年招收到的学生人数打破了校史记录。我有几个同学和朋友也在那批学生之中，听他们说开学后去学校一看，学生几乎清一色中国人。有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学生里只掺有一名日本人学生，听不懂中国话，形单影只，被一帮在日中国留学生戏称为“外国人”。
总之，当初在东京的就学生由于很容易感受到来自入国管理局的疑忌甚或刁难，大多对入国管理局不怀好感。我本人虽未曾遇到过麻烦，但在入国管理局耳闻目睹那里的情形，也能感同身受就学生的劣等感。虽然我去日中学院之后，由就学生改为留学生，签证期限由半年延长为一年，无需像原来那样频繁往来入管局，但最初对于入管局所形成的负面印象难以消除，而入管局的所在地大手町则成了我在东京之中最讨厌去的地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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