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弟子规》都看不起举报 -6parkbbs.com

近来，「举报」频频成为中文互联网的热门话题。举报、告密亲友师长，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引发热烈的讨论。

举报告密的行为，总或多或少的违反人们的道德直觉，就连广受鄙夷的清代童蒙读物《弟子规》都写道：「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即告诫儿童不要揭人之短、发人之私，对别人的问题，应当面好言规劝，而非背后告密揭短。

至于以之邀功请赏，或为自己利益打算，更是小人行径了。

事实上，对举报、告密的鄙视，自古皆然。

告密，一段儒法斗争史

中国人的伦理学祖师，当然是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他老人家就亲自发言，鄙视举报和告密。

《论语》记载，有人对孔子说：「我们那里中有个耿直的人，他爹偷了羊，他就亲自举报他爹。」孔子冷淡回应到，「我们那里耿直的人才不是这样，儿子不讲老爹的坏话，老爹不揭儿子的短，这才是耿直。」

儒家具有强烈的人伦观念，提倡基于亲缘和人情的「亲亲相隐」，这一观念也被现代中西方司法广为接受，即不得强迫亲属作证。

而与之完全持相反立场的则是法家，中国历史上的告密文化和告密事迹，也多源自法家。

法家认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是利益的动物。即便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之情，在利益面前也不值一提。统治者必须利用这些人性弱点，维护统治。

既然有如此的政治哲学，在法家商鞅当政变法之时，便设立了中国最早的举报制度——「告奸」。

《商君书》认为：如果「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君主便可明察秋毫。政府鼓励告奸的方法是「什五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赏，匿奸者罚。于是，家家户户相互监视，每个人都是政府的耳目。

· 商鞅画像

得益于这种对民间财力和人力的高强度控制，施行商鞅之法的秦国也很快变得强大。然而，商鞅本人在被诬告谋反后，所有人都害怕告奸连坐，不敢藏匿他，最终落网被杀，为后代留下一个「作法自毙」的成语。

关于告密的第二次路线斗争，发生在汉代。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术」不过是「法术」的幌子。武帝时，连年穷兵黩武，国库空虚。于是，武帝颁布了「算缗令」。「缗」是穿铜钱的绳子，一千文铜钱叫做一缗。所谓「算缗令」，即要求富商报备财产，主动缴纳财产税为国解忧。

然而，富商并不合作，于是，汉武帝再下「告缗令」，让百姓相互检举揭发隐匿财产，并且将被检举之人的半数资奖给检举之人。

结果不难想象，汉武帝得钱数目巨大，但「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战国以来的豪商巨贾从此消失殆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商业的巨大打击。

武帝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四位大臣，四大臣无一是儒生。而后，霍光把持朝政数十年，昭帝死后，又立流落民间的卫太子之孙为汉宣帝。

· 汉宣帝名刘病已，是卫太子之孙。巫蛊之祸时，宣帝尚在襁褓，被人救下，于民间长大，后被霍光迎回宫中为帝。配图摘自《连环画：宫廷奇案（6册）巫蛊之祸》

但等霍光一死，年轻时游历长安市井，遍查民间疾苦的汉宣帝就改旗易帜。地节四年，汉宣帝发布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也就是说，虽然不举报就连坐的制度没有废除，但不举报亲人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也是诚爱仁厚的表现，要予以豁免。既然父子如此，那师生、君臣自然也如此。

此后，儒家终于占了上风。到东汉时期，在黑暗势力压迫下不举报，不告密，已经超出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东汉晚期，宦官、外戚相继专权，引起士大夫的不满，而士大夫的抗议，随即引发朝廷的高压，即所谓「党锢之祸」。然而，社会各界却不畏连坐，纷纷保护被朝廷迫害的政治犯。

名士张俭被人陷害逃亡，困顿窘迫，看到人家就投宿，人们都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甚至上门缉拿的官员都放他逃跑。结果，「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但这种不畏朝廷强暴的风气，却得到后世史书的高度评价，传为美谈。

· 「望门投止思张俭」，因晚清变法义士谭嗣同的绝命诗而成为著名典故

第三次关于告密的儒法之争，发生在儒学兴盛的宋朝。

宋真宗曾问宰相李沆，人人都向我秘密奏事、打小报告，为什么你没有呢？李沆回答道：「公事就公开说，为什么要秘密报告？下属打小报告，非谗即佞，我最是讨厌。」

宋代有相对独立的台谏制度，可以监督君主和大臣。但有一次，有谏官手持大臣私下的书信向宋仁宗举报。仁宗「恐开告讦之路」，让谏官将信件带回家之后烧掉。

后来，宋仁宗要求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衙门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通信自由的立法之一了。

到了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期，新党主张变法强国，而旧党则是担心伤农害民。新旧两派党争不断，告密之风再次出现。

· 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虽然是当时公认的儒学家，但具体政策有很强的法家色彩，比如几乎复制了汉武帝当年的「告缗法」，引起反对甚多

同情旧党的苏轼在接待来访官员沈括之时，做了几首唱和之作。但沈括详加解释，从苏轼的诗里解读出了苏轼「心怀不满」，「大逆不道」。

沈括的这次举报虽然无果，却给了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灵感，他们仔细的找寻了苏轼诗集，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最终令苏轼下狱，造就了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

· 「乌台」即御史台。苏轼被捕至御史台狱中，依其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被释放后，有人总结了相关材料，编成《乌台诗案》一书

苏轼身在狱中之时，许多大臣为他上疏求情，并严厉的攻击了告密一事，认为告密是小人所为，从言论中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更是卑鄙的行为。最终，苏轼免死外放。

随后的南宋也更加严厉的惩戒告密者，绍兴二十五年，曾有九人因为告密或者鼓励告密而被历史评价并不高的宋高宗革职。

虽然告密文化从来没有停息，但历史的审判从来不喜欢告密者。

告密为什么讨人厌

有人或许会认为，儒学不过是腐朽的学说，他们反对告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人们讨厌告密，从来不仅仅是出于文化或意识形态。

理由很简单，在大举报时代，每个人都活得没有安全感。

汉武帝时期，「告缗令」一下，人人彼此防备。豪商巨贾自不必说，连中人之家都家破人亡。告密者能得一时之利，但一旦富起来，财产安全也全无保障。一个人人受害的时代，老百姓为什么要喜欢？

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举报霍光族人意图谋反，因而发达显赫，但也因为被养马小官举报而被腰斩。

唐代武周时期鼓励告密。鱼保家上书制造一种叫「匦（gui）」的铜箱，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信箱。很快，有人往匦中投书一封，密告鱼保家曾经为造反之人制造兵器。于是，鱼保家被当街腰斩。

除了铜匦外，武则天还为告密提供公费资助、报销差旅费，如果举报成功，则立刻授予官职，如果告密不成，也没有任何损失。一时之间四方告密者蜂起，酷吏四出，人人自危。

· 影视剧中《大明宫词》中的武则天，登基之后对文武百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听话」

而且，一个鼓励举报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政治高压、社会氛围压抑的时代。

信佛的武则天曾严禁文武百官不许杀生。曾经有人老来得子，宰羊庆祝，第二天便被人告到了武则天那里。如果你的邻居每天盯着你的锅里看有没有油花，还随时准备告到衙门，你多半不会太开心。

以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为公众所熟知的明代，在告密问题上做得尤其过火。

晚明时期，特务政治横行、告密之风炽盛。于是，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们，不是同流合污，便是担惊受怕，否则只能放浪形骸醉生梦死，社会风气异常诡异。

明世宗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靠特务政治控制朝政。嘉靖帝死后，当时的名士赵贞吉如此痛批高压政治下的诡异风气：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委靡成风……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

明末宦官魏忠贤当政，曾经害死名臣杨涟。中书吴怀贤在家中读杨涟的文章表示赞叹，便被为家奴举报，魏忠贤便诛杀吴怀贤，并抄了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