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革命年代的性启蒙 
我是阿山，生于 1954 年。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男孩子了。 
那是六十年代，我们一家六口人生活在广州，住在类似大杂院的环境里。在这种房子住过的朋友大约知道，我们那会儿的厨房、卫生间和淋浴间都是公用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对邻居家的一个小哥哥特别有好感，平时总爱和他一起玩，还喜欢和他一起去冲澡。这种意识很懵懂，但如今回想起来，对我来说，传达出来的讯号却是明了的。 
进入青春期之后，这种讯号就更加明确了：我能清晰地意识到，我非常地想和同性有身体上的接触；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的情欲对象明显是指向同性的。 
那时刚好赶上了文革，我们这些中学生每年都要去农村参加劳动。有一次，我们下乡之后住进了一个旧粮仓，睡大通铺，而睡在我旁边的刚好是一个让我有好感的男生。一天夜里，我实在忍不住，就趁他熟睡后，悄悄伸手触碰了一下他的身体。 
这一切依旧发生在一片懵懂之中。我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小到大，我所接触到的社会和所接受的教育都在告诉我，我应该和所有的男孩一样，长大后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和她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这才是一个人走完人生路的正常路径。 
可是，为什么我会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明白。 

-02-「性变态」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不同，我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的青春期是在校园里度过的。
1970 年 11 月，在经历了四年的停课之后，广州外国语学院恢复招生，录取了 508 个十六、七岁的学生。进校之后，这批学生需要先补习一年的高中课程，再读四年本科。于是，16 岁那年，我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 1971 年，17 岁的阿山在大一暑假，前往长沙旅游
读大学的那些年，我对自己的性身份始终觉得困惑，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答案。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书时，发现了一本标题类似于《青春期卫生知识》的小册子。其中，有一个章节提到了「同性恋」。但是，在关于这个名词的解释中，它被归为了一种「性变态」。
这个定义吓到我了。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别说「同性恋」「性变态」，就连异性恋都是一种忌讳。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坦然地面对这些问题，更不要说什么「自我认同」了。

-03-单身公寓里的老光棍
1975 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了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又过了三年，高考恢复之后，我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京。
那一年，我已经 28 岁了，到了该被催婚的年纪，身边的同事和亲戚朋友也都开始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但问题是，到了这个岁数，我对自己的同志身份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我甚至不知道，中国到底有没有「同性恋」这种人的存在。
在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无论你是哪种人，到头来都是要结婚的。所以，我接受了亲戚朋友介绍的每一次相亲，但总是不了了之，始终走不到谈婚论嫁的的地步。


■ 1986 年，31 岁的阿山作为交换学者，在美国访问。当时，他依然没有完成自我认同。

于是，我就这么相了七年亲，却始终是个光棍儿。说实话，那时候挺挫败的。毕竟，在当时的认知里面，成家立业是每个人必须都要做的事情。
到了 35 岁，我还依然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那个时候，刚好单位里分了一批房子，但是，由于我没有结婚，分房的申请就被退了回来。
我特别不服气，总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不至于连一套房子都拿不到。领导便安抚我，「你别着急，赶紧找一个女朋友，赶紧结婚，然后，我们第一个解决你的住房问题。」
我更急了，「如果我一直不结婚，你们就一直不给我分房子吗？」
领导说，「没关系，我们单位也是有政策的。你要是一直不结婚，到了 45 岁，我们还是第一个解决你的住房问题。」
说实话，在当时，这件事让我很受打击，担心自己会永远地窝在狭窄的单身宿舍里，了却残生。
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我的初恋。

-04-北京故事
我和他的认识是一个偶然。
在八九十年代，同性恋者想要认识自己的同类，是要去特定的地方的。大家可能听说过，在北京，有一些特定的公园，我们管它们叫「点儿」；在广州，这种地方被称为「渔场」；在成都，它们被称为「漂场」。它们往往是一片交通便利的公共区域，却只有特定的人知道内情，类似于某种「地下暗网」的存在。


■ 北京知名的东单公园  图源 / 网络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北京有这类「点儿」，只是偶然路过而已。
那是 1989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单位吃晚饭，整理好东西以后，便骑着自行车往西城去。那天，我和一个熟人约定好，要在他的家里借宿，以便第二天的工作。
途中，我经过了西苑饭店附近的一个街头绿地，突然想解手，便去了那里的一个公共厕所。在我方便的时候，厕所里来了一位年轻人，我没在意，之后便骑车离开了。
但是，骑车的过程中，我很快就发现，那个年轻人一直在跟着我。我骑了好长一段路，从西苑饭店一直骑到了甘家口，他还在跟着我。
于是，我停了下来，他便上前和我搭话。
他比我小很多，才 25 岁，跟我差不多高，看上去很结实的样子。我不太记得当时我们都聊了什么，大约不过是「出来干嘛」「来遛弯」之类的片儿汤话。但在初次见面的一刻，他给我的感觉是安全的。更微妙的是，我心里隐隐有一种意识，似乎体察到，对方有可能是我的「同类」。
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但我们并没有聊太久。毕竟，在那个时节，大半夜的，站在大马路上和陌生人聊天并不是一件合乎时宜的事情。于是，我们便给对方留了个电话。
如今回想起来，我这个举动还蛮大胆的。毕竟，在当时，我们是没有私人电话的，而单位的电话不是在传达室，就是在领导的办公室里。可是，我竟然就这样把单位的电话留给了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 电影《东宫西宫》剧照

三天之后，他便来了电话。
我们聊了几句，他便提出见面。我的单位在城里，他的单位在郊区，我便让他下回进城的时候来找我见面。
又过了几天，他来了。
见面之后，我们在宿舍里聊天，聊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天色便暗了。他住得远，不方便回去，暗示我能否借宿。
我脑子里竟然还是没那根弦儿，说，「好啊，你住这儿吧，很方便的。我自己有一个房间，你就睡我这儿，我可以去隔壁跟同事挤一挤。」
他一时语塞，「你神经病啊……」
于是，那天晚上，我们俩便挤在了宿舍里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还在旁边拼了张凳子。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说实话，我在当时的心情依然是懵懂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
第二天，他就回去上班了。过了几天，我便又约他过来，又过了几天再约。
大概第三次或是第四次之后，我问他，「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一个人如果和同性发生过 3 次性行为，他就有可能是同性恋，是不是这样啊？」
他再次语塞，「你真的是神经病……」
如今回想起来这些，还真是蛮好笑的。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只是单纯的觉得高兴，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你可以把压抑在心里多年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这太美好了。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纠结了，那些无法想通、无法理顺的人生难题，我不要去想了。我不会再去相亲了，无论未来的结局怎样，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 电影《蓝宇》剧照 


-05-「流氓罪」与「精神病」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同志都和我一样，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自己的同类。这是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孤独和苦闷。 
只有等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喜欢同性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学着接受自己。这个过程被称为「进圈子」。 
和初恋男友认识后，我也进了「圈子」。在当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从来不会说「同性恋」这个词。打个比方，当我们谈起某个人的性取向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说「他是不是同性恋」，而只会说「他是不是？」 
那时候，「同性恋」是一个十分污名化的说法，连我们自己都不会用它来自我定义。 
在 1997 年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取消「流氓罪」。所谓「流氓罪」，是当时刑法中存在的一种「口袋罪」，一些莫须有的「有伤风化」的行为，比如同性恋，都会被以这个名义揭发，并接受处罚。 
再加上 2001 年之前，我们国家的「精神病诊断条例」之中，「同性恋」依然被列举在其中。 
因此，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你在法律和医学上的身份就是潜在的「罪犯」和「精神病」。我们没有合法的身份，只能背负着这些可怕的标签，活在阴暗的角落里。 
那些年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流氓罪」被判了刑，接受了好几年的劳动改造。等他服刑结束后，回到单位，便被打发去烧锅炉了。在那个年代的北方生活过的朋友大约会明白，在一个单位中，「烧锅炉」是一种怎样的惩罚。 
在北京的朋友可能还听说过一位名叫「老巴黎」的老同志。他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流氓罪」被抓的。更不幸的是，由于多次被检举，他失去了自己的教师工作。要知道，在九十年代，人是不可以自由流动的，一旦失去工作，你便失去了一切保障，根本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它所牵涉的的确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 
因此，在那个年代，我们同性恋者在交往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以免被人发现，打入深渊。 
而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很多同志作出了一个如今看来并不道德的选择：按照社会主流价值的期待，走入婚姻。 
■ 电影《蓝宇》剧照 


-06-「对不起，我要结婚了」 
我跟初恋男友交往了一年后，一天晚上，他来见过我之后，说自己不留下来过夜了。于是我便送他去了公交车站。 
等车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不要再交往了，就这样吧。」 
我问，「发生什么了？」 
他说，「家里要我去结婚，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再和你交往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而我也明白，自己是没有办法去阻拦他的。 
我很难过，我不想和他分手，却又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在尴尬的气氛中，公交车来了。他上车，我目送他离开，到此结束。 
茫然笼罩了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压抑而封闭的，当我们失去了一个心爱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更不会知道，将来有没有可能会再遇到一个那样的人。 
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心里有无奈，却也只能淡淡地等它过去。 

-07-我是如何活成一个「老同志」的 
和初恋男友分手的一年之后，我认识了第二任男朋友。就在这个时候，母亲觉得我在北京既分不到房子，也没人照看，特别担心，便要求我回广州发展。
于是，1993 年，我回到了广州，进入一家外企工作。比较幸运的是，这家美国公司对 LGBT 群体非常友好。公司甚至规定，同志员工的伴侣可以和异性恋员工的伴侣享受同等的公司福利。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虽然说我始终没有在公司出柜，但也免去了不少精神压力。
■ 1998 年，阿山在外企工作期间 

更多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家人。直到 2000 年，我的母亲去世时，我都一直没有办法向他们表明我的真实身份。毕竟，在那个时候，无论法律上还是医学上，我都还是没有办法向家人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至于结婚的事情，我们倒是聊过很多次。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和推脱之后，这个话题也变得讳莫如深了。
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当时所在的外企开始裁员，我便在那一年失去了工作。
由于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我在网络上结识了几位有志于做同志公益组织的朋友，共同创办组建了「同性恋亲友会」，为年轻同志群体以及他们的父母提供服务。
2014 年，「同性恋亲友会」已经发展壮大，而我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于是，我从协会理事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就这样，我成了一个「老同志」。
■ 2019 年，阿山在「亲友会」公益活动上


-08-别的「老同志」是怎么过的？
自从退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我，你们同志退休之后，都是怎么过的？
我发现，大家对于老年同志的生存现状的确十分关心，尤其是年轻同志的家长。于是，2014 年 11 月，我们开始做一个名为「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的项目。
■ 2015 年 1 月，阿山在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小组的活动上，与来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江邵祺博士进行交流
按照原本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在一年时间内采访 20 位老年同志，制作口述史。但实际上，直到今年为止，在我和志愿者们接触的七、八十位老年同志中，只有 9 位接受了邀请。很多人尽管认同这个项目的价值，却总觉得自己的经历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时代的阴影笼罩了他们的一生，直到晚年依然战战兢兢。
而更现实的一个原因是，这七、八十位老人大多数都走入了婚姻。在他们看来，对家人瞒了一辈子的事情，到了这个年纪，没必要再掀起波澜。 
其中，有一位受访的老人家年轻时一直在广州的一个乡镇当老师，他一辈子都不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直到他退休以后，来广州帮儿子带孙子，偶然去到一个公园，被人搭讪后，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一种人」。 
我问他，「你现在的自我认同是同性恋吗？」
他说，「是。」
我说，「那你会考虑跟你的妻子离婚，或者出柜吗？」
他说，「不会。因为我已经到了年纪了，我要面对的是一整个家族。怎样去重新安排我的生活，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做决定的事情。」
有一个受访者给我们打了个比方，他说，婚姻就像是年三十晚上的「煎堆」。所谓「煎堆」是广州本地的一种油炸食品，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 
他的意思是说，婚姻就像是年三十晚上的「煎堆」，别人有，你也得有。 
当我们和这些步入婚姻的老年同志聊起这个话题时，他们都觉得，这么多年来，婚姻所带来的只有痛苦。而需要承受这种痛苦的不只是婚姻里的同性恋者，还有那个作为配偶的更加无辜的异性恋者。这是一种时代所带来的悲剧。 
而对于那些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同性恋者来说，他们在晚年面临的是另一种痛苦：当他们的社交圈不断缩小之后，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我们接触的其中一位独居老人去年就发生了状况。当时，他一个人在家晕了过去，无人知晓。两天之后，他的亲戚朋友发现他两天没发朋友圈了，觉得不对劲，便赶过来，把他送去了医院。所幸，他被抢救过来了。 
至于我自己，虽说现在年纪还不算太老，身体还硬朗，但我依然有面对晚年的忧虑——我现在是租房子住的，可是，等我到了七八十岁，恐怕很少有房东会愿意再把房子租给我了，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所以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同志老了该怎么办？我还是没办法给出一个普适性的答案。
在当下的中国，养老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更何况，老年同志属于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很多基本需求被漠视，有的时候，甚至会被污名化。比如说，我们依然有性的需求，也希望能找到专门为同志群体服务的养老机构。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讨论「养老」这个命题时，「老年同志」这个群体的声音能够被决策者听到。而在当下，我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给别人一个榜样。
■ 2016 年，已出柜的同性恋演员伊恩 · 麦克莱恩（左）和阿山合影。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次，我在外面参加「亲友会」的活动时，有一个妈妈悄悄地过来跟我说「阿山，我看到你，我对我孩子未来的生活就有信心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我仅仅是站在这里，被别人看到，就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说，现在只要我有机会，就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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