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密：为什么明朝远比宋朝落后 6park.com

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宋，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宋朝和明朝相隔仅8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这两个紧邻朝代，事后却被证明处于中国汉人王朝发展史上的两个极端：一个登上了文明的顶峰，一个则沉沦到野蛮的谷底。

按照我们大部分人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宋，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人身自由的变化

如前所述，宋代中国基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改为雇佣制。宋代虽然也沿用“奴婢”一词，但宋代的“奴婢”和以前朝代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阿姨”或者“司机”。他不是主人家的私产，而是自由民。

宋代法律规定，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和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就解除了，双方地位完全平等。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代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十年：“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

出于对人命、人权的尊重，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略（强卖）人之法，最为严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

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重处：“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这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视，甚至超过几百年后的今天。

然而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野蛮的奴隶制再度盛行。

明代的罪犯可以被官府发卖为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四妾孙雪娥和仆人私奔被捉，就被“当官发卖”为奴。后为被周家花了八两银子买到家里，成为“烧火做饭”的使女。主人可以像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或出卖。

比如苗员外就把自家的两个歌童送给了西门庆。西门庆家里的春梅原来是花“十六两银子买的”，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叫薛嫂仍以十六两银子卖出去。明代主人可以随意打骂、体罚奴婢，而奴婢却不得反抗，《金瓶梅》中奴婢被虐待的情节出现多次，潘金莲尤其精于此道。 6park.com

蒙元的奴隶制传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断崖式的文明倒退呢？很显然，这是元代承上启下的结果。

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多为军人私有财产。因此有大量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翻开元史，这类记载在史籍中到处可以见到。

因此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大面积复活，而且极为兴盛的时代。元代奴婢数量极大，“元代奴婢之数已不可确考，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百万户。”“隐占佃客未纳入户部版籍者，其数约当于奴婢，亦在百万户左右。”

元代主奴关系的法定性质是十分明确的，驱奴“与财物同”，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元代初期规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就是随便打杀。后来又规定，“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格杀勿论。主人有过或犯罪，奴婢如果跑到官府去告发，则被视为犯上：“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者”。

这些原则都被明代继承下来，明代主人也可以随意虐杀奴婢。比如《金瓶梅》中描写男仆周义“盗了些金银细软”逃走，被主人的兄弟周宣抓住，“拿到前厅，不备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也没被追究。

明代奴婢同样“世袭”，明代社会存在大量的家生奴婢，畜养奴婢之家，将婢女配与男仆者不少，而他们的子孙亦为主家的奴婢。《明律》规定：奴婢不能控告主人，奴婢不能随意结婚。因此明代奴隶现象复活，基本上是继承了元代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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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关系的严重倒退

从汉代到宋代，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一直在进行着自我调整，逐渐形成了皇帝与高级官员共治天下的观念。

汉代就已经有了与文臣共治天下的思想萌芽。“汉宣有言，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魏晋时代，强大的士族力量更是对皇权形成巨大的约束。唐代的封驳制度正是在门阀传统下形成的。唐制规定，皇帝下发诏敕，必须首先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有失宜之处，可以封还不发，有错误者则由给事中驳正。

宋代是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高峰。但是与此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学家姚大力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而到了元代，这种“张力”却遭到破坏，元代君臣关系出现了重大倒退。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奴隶制时代”。草原贵族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在黄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隶而已。

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绩最著的几名战将称为 “四马”和“四狗”，说他们“是我的能干的、尽心竭力的奴仆，是我的神箭手，我的快马，我手上的伶俐的鸟儿，我拴到马鞍上的猎狗”。元朝建立之后，这种草原上的森严的主奴关系，自然就转化为朝廷上的君臣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南宋降将范文虎在至元十七年廷奏中自称奴婢：

“伯安歹、李占哥招收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圣旨有来。如今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乞降圣旨，委付奴婢并李拔都儿再行招收，尽数出来底一般”。

在君臣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元王朝对以前中原王朝已经发展出来的那些制构君权的有效制度，自然不可能加以采用，元代没有恢复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不设谏官，重要政策多用蒙古文直接发出，不必经由中书省，因此元代成为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的朝代。

这一趋势被明代继承下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不但没有恢复唐宋制度中那些对君权的约束因素，甚至还进一步直接废掉宰相和相权，仅保留“内朝”御用秘书班子，这与元朝“家臣治国”的习俗出自一体。明代皇帝多恣意妄为，非常任性，处处流露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也与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一脉相承。


贴主:尿频尿急于2020_01_12 17:04:4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