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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落寞的五角场


－－作者：读史老张
 
在许多上海人眼里，五角场曾是名副其实的“下只角”－－热闹的地方屋矮人杂，冷清的地方芳草萋萋。直至十多年前，还有人曾这样评论五角场与周边高校的关系：
 
“有如此实力的同济建筑系却没有在五角场建设一座好的建筑，有财大的高级商贸人才却没有改变五角场商业的混乱，有复旦这样一流的人文系科却没有在五角场培养起哪怕一丁点儿文化精神。”
——梁宁宁《五角场的谎言》，葛红兵主编《城市批评?上海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1926年五角场环岛
 
是的，解放以后，五角场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了几十年，忍受着各种不屑和批评。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杨浦、与五角场有缘的上海人，我一度亲历过五角场的消沉和平淡，亲睹过五角场地标的矗立和消失……那些历史，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回忆和留恋的。
 
“市区”与“郊县”
 
五角场方圆15.9平方公里，因1930年修成的其美路（今四平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黄兴路与1925年筑就的翔殷路、1923年筑的淞沪路呈五角放射状而得名。原是由黄浦江支流虬江、走马塘合抱的冲击平原，称为“圆沙”。至今保留下来的与“圆沙”有点渊源的五角场地名是“浣纱浜”。“浣纱浜”原名“圆沙浜”，因附近农民常在圆沙浜洗纱，西施为浣纱女，遂易名“浣纱浜”。2002年新辟的黄兴公园，则把中心湖泊命名为“浣纱湖”。其实，我一直认为，像五角场地区“浣纱浜”“兰花村”这样的地名，是对五角场原始风貌的一种浪漫粉饰。
 
清末时，五角场属上海县引翔乡，一片乡野田畴。这里较著名的人文景观，是为纪念明末嘉定城的抗清英雄侯峒曾而立的“圆沙墓”，圆沙墓旁有石人石马。1942年，屯兵于此的日军开始盗挖圆沙墓，传闻墓中文物及董其昌所书墓志铭被劫掠一空。解放后平整农田，圆沙墓被填平，这里又恢复了自然村的模样。
 



董大酉主持设计了“大上海计划”。左为其规划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平面图”
 
我第一次去五角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读小学的时候。记忆中的五角场，贫瘠荒凉，60路公交车一过宁国北路桥（今黄兴路桥），就到了宝山县境内，视野豁然开朗，万顷良田，一望无际。且河渠纵横，水资源丰富。那时，一到夏天，比我大点的孩子就会去玩，下河游泳、粘知了、掏麻雀窝……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们口中，我曾听说过一个地名：“祠堂桥”。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祠堂桥”就是双阳路桥，位于东走马塘上，因塘北曾建有周家祠堂得名。五角场除了祠堂，还曾有观音堂、土地堂、白灵庵等庙宇。然而，自我记事起，这些建筑早就没了踪影。
 
“祠堂桥”一带，曾是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中“新市区”的向南延伸线－－规划中的“大同路”。当年，围绕着上海市政府大厦（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设计了十字交叉的大道，西为三民路，东为五权路，北为世界路，南为大同路，宣示着国民政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世界大同”的政治主张。其中，西、东、北三条道路相继建成，然而，向南的“大同路”却始终停留在图纸上－－这总让我想起毛泽东评价康有为《大同书》的话：
 
“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民国上海市政府大楼
 
解放后，西、东、北三条路依然存在，只是三民路变成了“三门路”，五权路改成了“五星路”（后因与吴兴路音同，又改为“民星路”），“世界路”路途遥远，“大同路”却依然淹没在田野沟渠中。直到21世纪初，在双阳路桥北才开辟了一条“双阳北路”。
 
五角场原属“新市区”，当地人习惯称此地为“新上海”。五角场的人们到市中心去，称为“到上海去”；市中心的人们到五角场，叫作“到新上海去”。1952年9月，五角场归并到“江湾区”，1956年，又合并为“北郊区”，后归属杨浦区，五角场一直属于“市区”。但是，“大上海计划”的光环褪去后，五角场与“市区”的定义渐行渐远。1959年3月，五角场由宝山县管辖，成为“郊县”，这对于五角场来说，也算是“名至实归”。然而，五角场划归宝山县，对于地处五角场的复旦大学来讲，问题不小。
 



复旦大学老校门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紧张，郊县的肉票、油票配给远少于市区，复旦师生员工的待遇明显吃亏。从那时起，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就不断向市领导请求，将复旦大学重新划归市区，但一直未得到解决。1977年在他病重时，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领导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吴中杰《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海上学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1984年9月，五角场终于划归杨浦区。
 
建筑遗产与环岛地标
 
“大上海计划”保留下来的五角场建筑遗产，人们大都耳熟能详，但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建筑，常常被人遗忘。比如，在市光路、民府路一带曾建有36幢小洋房，至今仍有居民居住，其中有5幢市政府职员宿舍，古色古香；国京路上的上海新村，原来专供银行职员居住，是独立式的花园住宅，亭台流水，竹林清幽；现政通路五角场街道办事处的一幢三层楼办公用房，曾是著名法籍画家赵无极故居，为赵无极父亲在“新市区”购置的西式洋房……这些建筑很少被人提及，大多未被列入优秀保护建筑。
 
小时候，每次路过空军政治学院 （今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位于黄兴路翔殷路口）大门，那结实牢固的“几”字形褐色建筑和威武肃立的解放军哨兵，总是让人心生敬畏－－顽皮的孩子兜遍五角场，很少有人夸耀曾溜进过空政大院玩耍。
 
空军政治学院的建筑源于对日敌产的接收。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五角场沦陷，村宅均成废墟，原市府办公楼宇被日军占用。日军看中了五角场的地理位置，在此驻军和移民。1938年起，日军在五角场营造各类建筑，在翔殷路黄兴路转角建了三层楼的恒产株式会社，在邯郸路四平路转角建了二层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办公楼，在四平路黄兴路一带建了150余幢洋房，在政肃路建造了工程兵宿舍。抗战胜利后，这些楼房被国民政府接收，成为军用设施。解放以后，这些设施大部分被解放军接管，成为空军政治学院的校舍和空四军的营房；还有一部分成为民用设施。
 



饱经沧桑的复旦大学第七教师宿舍
 
如今复旦大学第五、六、七教师宿舍的部分房子，原为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的日本职工住宅，是当年的联排洋房。红砖墙面、落地门窗、窄窄的楼梯、木质地板和移门，日式风格依稀可辨。日本战败后，这些房子和内部设施归复旦教职员工使用。据说，1950年代初，复旦大学内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让教授们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时任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先生的“检查”是，“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当年因防潮设计不到位，这些房子底楼潮湿，梅雨季节里，房子里的物品容易发霉长毛。“文革”期间，住在淞庄（第六宿舍）的青年教师吴中杰给学生的信中写道，“……来信躺在我这发霉的房间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此信被工宣队抄出，硬说吴意指“不是具体房子发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发霉”。（同上，第268页）今天说起这些往事，犹如天方夜谭。当年，五、六、七宿舍上下两层分别供两户人家居住，是复旦教职工福利分房的紧俏房源。1988年我在复旦工作时，还差点分配到这样的房子，不过后来去挑选房子时，发现底楼因地势低洼常常“水漫金山”，不得不另选他处。
 



原为日本人住宅的复旦大学第二宿舍31号、32号
 
直到1980年代末，五角场建筑大多低矮破旧，很少有高层建筑，原因是靠近江湾军用机场，此地“限高”。江湾机场原为日军拆毁殷行镇、赶走当地农民、强征农田1.4万亩而建，为远东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接管。1945年12月，美国魏德曼将军到访上海，飞机就降落在江湾机场。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复旦大学梅汝璈教授担任审判法官，他也是在江湾机场搭乘美国军机前往东京的。1949年，江湾机场由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接管使用。小时候，我常常看到一架架战机从头顶呼啸而过，雄壮而神奇。1990年代中期，江湾机场停飞，机场用地交还上海市政府，五角场的高楼终于多了起来。
 
当年，称得上五角场建筑地标的，应该是那些旧碉堡。国民党军队为阻击解放军，在此集结过约23万兵力，建筑了大大小小碉堡达3600个。从宁国北路往北走，旧碉堡比比皆是。宁国北路原名黄兴路，1930年为迎接国民政府首届全国运动会召开而辟，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名字命名。
 



1980年代末的五角场。左边大楼为朝阳百货公司，右边为空军政治学院大楼
 
1964年改名为宁国北路，1985年又改回黄兴路。宁国北路少云中学旁的碉堡上长满野草，内壁长有苔藓，常见放学的学生爬上爬下，在碉堡上玩耍。传说这些碉堡下面是日军修筑的隧道，四通八达，可以直通江湾机场。
 
值得一提的是，五角场环岛边上的那个碉堡，直到1980年代末还保留着。它位于黄兴路翔殷路口，靠近今天在建的合生国际广场的地方，紧挨着拓宽后的马路，成了人行道上的“钉子户”。我曾觉得奇怪，后来才搞明白，1983年宁国北路拓宽时，筑路工人要排除深埋地下的碉堡残基，日夜挖凿，也无法挖干净，不少碉堡巍然不动，因工期紧张，地下煤气管道只得绕道铺设。后来，靠近此碉堡的路面突然发生大面积塌陷；再后来，碉堡不见了……
 
说起五角场地标，不能不提起环岛中心的那个圆球雕塑。198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解放后全运会首次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举行，因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要来出席开幕式，全市上下格外重视。开幕式定在江湾体育场举行─五角场郁郁寡欢多年，终于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关注，拓宽马路，改善环境，五角场人着实振奋了一阵子。
 
全运会开幕前夕，一个不锈钢雕塑在五角场环岛中央矗立：钢柱撑起一个象征地球的圆球，不算巍峨，但也鹤立鸡群。当时的新闻报道称，这一雕塑寓意体育健儿“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将“永久纪念五届全运会的召开”，引得不少市民前来观赏。然而，这个雕塑粗俗平庸，粗看像一个放大了的晾衣架，除了没有什么美感，倒是与当年五角场落拓寒酸的面貌相映成趣。一位读者在某报撰文说，他骑自行车沿着四平路前来“瞻仰”他心目中的“埃菲尔铁塔”，那年四平路一带都是低矮的平房，到了三号桥（今中山北一路口），仍看不到“埃菲尔”，直到在国定路口，才看到那个“晾衣架”，这一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1990年代初已经被广告牌包围了的环岛圆球雕塑
 
1990年代，不锈钢圆球被一座高37米、名为“世纪的旋律”的城市雕塑替代，材质依然是缺少品味的不锈钢，造型是向上攀升的弧线，还有汽车盘旋而上，远远望去，像一座汽车广告产品的展台。难怪有人评论道：
 
“雕塑俗套的造型、在阳光和雨水中变得斑驳的低劣的质地和五角场的品味一拍即合。”
——梁宁宁《五角场的谎言》
 
东洋风与乡土气
 
五角场是上海东北区的交通枢纽，它那阳光般辐射的交通干道，是五角场仅有的“都市化”标签。当年五角场环岛设有众多公交站点，55路从“上只角”外滩驶向这里，3路从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到达五角场，60路来自杨树浦工业地区的松潘路。不过所有的公交站点到环岛就是终点站。这似乎也在提醒人们，这里是都市的终点，下一站，就是“都市里的村庄”了。
 
不知是因为驻军的关系，还是因为乡土气太浓，1970年代初，五角场地区还是军事禁地。依稀记得，在环岛附近还曾立有用中英文写的牌子：“外国人未经允许禁止进入。”那时，五角场并不欢迎外国人。
 



日军占领民国上海市政府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看中五角场，赶走五角场原住民，迁来日本移民1000余户，要把五角场变成日本人的街区。一度将其美路改成松井街，黄兴路改成加纳路，翔殷路变成特务路，淞沪路改成仓永通，并在国权路一带设了本国街，在铁路新村设立了明和街。一时这里灯笼高挂，旗幡飘扬，木屐声声，流莺游荡，俨然一片“东洋乐土”－－这是五角场永远难忘的伤痛。抗战胜利后，日本移民被遣散回国，从此，五角场再也难觅外国人踪迹。
 
五角场再现老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的某天傍晚，我在五角场55路公交站碰到过一个老外。他神色焦虑，正向好奇的围观群众比手画脚，茫然不知所措。一问才知，老外是某国海员，要去外滩的海员俱乐部（后为东风饭店，今华尔道夫酒店），结果搭上55路公交车，却乘反了方向。
 
当年出现在五角场的老外，十有八九是附近高校的外国留学生，但留学生数量很少，复旦大学的留学生约七八个人，屈指可数。1980年代初，电影厂在沪拍摄电影《第二次握手》，因缺少外籍演员，这些复旦留学生一下子成了外籍群众演员。在这些留学生中，仅有一位留学生来自日本，名米川洋子，经常看到她穿着当年还很少有人穿的牛仔裤，在五角场环岛随风摆柳，娉婷而行……这一幕，为五角场的历史做了一个鲜亮的脚注。
 
战后日本人被遣散时，五角场居民纷纷回来重建家园，淞沪路及邯郸路一带逐渐形成居住区，开设了饭店、中药店、铜匠铺等各种店铺，并在平昌街（今国定路政法路一带）形成了兴旺的农贸集市。新中国成立初，江湾区供销合作社在翔殷路西搭建一排竹架简屋开店。1955年，国营淞沪饭店在淞沪路85号建成，1959年，万紫百货商店（朝阳百货商店的前身）在邯郸路600号开业，初步形成了邯郸路、翔殷路、淞沪路的商业形态。
 


平昌街上的日本住宅
 
但是，五角场商铺各自为政，平房简屋，门面单调，充满乡土气息。1970年代中期，我在位于五角场北部的殷高路上寄宿制中学，经常路过五角场，记得米店还曾用过老式的木榫头插销排门板，五金店还出售过镰刀、铁耙等农具。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有幸光顾过五角场的“老字号”淞沪饭店，炒三鲜味道非常正宗。邯郸路上有一家“群艺照相馆”，是五角场唯一一家照相馆，不过照相水平一般，大学毕业时要拍毕业照，大家很少去“群艺”。当年还没有1990年代后流行的“神奇照相馆”，许多同学只得舍近求远，去四川北路上的“英姿照相馆”，然后拿着底片去“群艺”加印。
 
五角场的“商业旗舰店”是朝阳百货商店，但商店规模仅是两层楼瓦房，经营面积400平方米，主要经营鞋帽服装、日杂用品。商店橱窗破旧，时常积着厚厚一层灰。直到1989年10月，“朝阳百货”被一排9层楼的商住两用房替代，易名“朝阳百货公司”，五角场才终于有了像样一点的“百货大楼”。
 

1980年代初的朝阳百货商店
 
五角场的娱乐场所，非“五角场放映站”莫属。1950年代，这里没有电影院，而是当时流行的农村电影流动放映队。1961年，放映队租用坐落在国和路、翔殷路口的二军大礼堂，开始定点放电影，这个简陋的礼堂被称作“五角场放映站”（“文革”中，一度改称“红星放映站”），对外售票营业。五角场终于有了“电影院”，当地居民称其为“小光明”。
 
不过，“小光明”岂能与“大光明”媲美？不要说放映的电影是末轮次，设施更是简陋，观众座椅是长排木椅，一张长椅常常多挤上几个人，有时还要忍受长椅上臭虫的骚扰。场内没有空调，天热的时候只有吊扇嘎嘎作响。由于放映机机位较低，后排的观众只要站起来走动，银幕上就会出现观众的剪影。每次中小学电影包场，当电影结束、字幕升起时，总有调皮的同学站起来，向空中抛撒撕碎的纸屑，银幕上立马雪花飘飘，好不热闹。
 

今日五角场夜景
 
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五角场放映站的电影夜场最有人气，观众大多是来自附近的大学生。夜场散场，观众各奔东西，人流大部涌向附近高校。当年复旦大学晚上十点半熄灯，“大部队”涌向国定路校门时，校门早已关闭。不知是谁，在靠近国定路的围墙上扒开一个口子，里边竖起一条废弃的长凳，男男女女，个个身手敏捷，都从那个豁口翻爬进校，也算当年国定路一景。1983年，位于翔殷路南侧的翔鹰电影院落成，“小光明”终于结束了它的使命。
 
如今，五角场早已脱胎换骨，它的过去很快被人淡忘。入夜，站在五角场下沉式广场，地铁十号线在地下轰鸣而过，“彩蛋”在头顶变幻着迷人的光芒。不过，很多人一到达地面，面对一大堆“国”“政”字打头的路名，如网状漫射出去的道路，依然会摸不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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