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华光先生是我的堂兄，他出生在台湾，1977年台湾发生了轰动全岛的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戴华光作为组织头目及其同党被捕入狱，因为伯父是国民党官员，他为了儿子免于死刑，谎说家里的亲人都在大陆死于非命，逐戴华光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羁押于台湾绿岛监狱，11年后减刑出狱。 

下面是他的口述历史，我将在此分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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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华光先生口述历史纪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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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采访：2015年08月13日10时~13时（访问地点：河北省戴宅）

主访人：张立本  　　　　　　　访谈使用语言：普通话

文字纪录：连若馨　　　　　    影音纪录：录音档

整稿：张立本　　　　　　　　　校稿： 杨昀儒

 

受访者（当事人）基本资料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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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况

刘国基、赖明烈、戴国光相识。戴国光兄长戴华光自美返台后，时而相聚讨论时事与社会情况。1970年代的国际局势促使这样的青年聚会，也促成「台湾人民解放阵线」诞生，为求中国统一，展开对抗外商资本及蒋介石政权。后于组织宣传过程中，与师大郑道君、淡江宋东文、蔡裕荣等人相识，展开社会调查、介入选举等活动，案发后分别处以不同徒刑。案发原因仍不清楚。出狱后，仍各自不同程度参与左翼与民族统一的运动。


 

 

父亲与兄弟们

 

    我爷爷若按照共产党的阶级成分排，他得排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里面的第一顺位——地主。而我父亲呢？偏偏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1922年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那他的命可想而知，就不会太好了。是吧？我爷爷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六男二女。我父亲在儿子里面是行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那些年国家不太平，始终处在战乱中。所以，我父亲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也不过就在沧县的杜林镇唸完高小便中断了学业。后来投靠国民党，退伍前居然还弄了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头衔，实在不容易，不用说，那全是靠着他自己不断地自修得来的。不是吹，我父亲生前还练得一手好字，写信从来只用毛笔。

    

我父亲的大哥，1988年我返乡探亲后听家人说，曾经当过津浦铁路线上铁路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可惜，命更不好，1937年卢沟桥开打，日本鬼子南下进攻山东时，在韩复渠炸了黄河大桥后，他奉南京方面的上级命令去视察前线铁路状况，因不知黄河大桥已被炸断，结果坐着单有车头的铁轨工作车连车带人掉到黄河里面去，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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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父亲的二哥，一个我从小常听我母亲提起的伯父。这个伯父从小习武，练有一身好本事。我母亲说他只要一个旋风腿就能跃上北方院子的墻头，可惜没读过一天书。我打小崇拜武林高手，因此，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父亲的二哥——在我们北方的回民家庭中被晚辈尊称为二大伯，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又拥有一身好武艺，但心眼儿特好、乐善好施。他在村里从来不欺负人。 小时候我妈妈搂着我在她怀里跟我说老家的故事时经常跟我念叨着这些事：「你二大伯真奇怪！村里面只要任何有困难的人来找他，或者他得知谁有困难，便会大半夜偷自家仓库的粮食去救济别人。」  你们也许不知道，当时的农村基本上是用粮食换东西，少有现金交易，我们这个地主家庭既然是戴庄子村的头等户，院子里当然会有专门存放粮食的大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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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应该不是坏人。否则，我不会从我母亲嘴中听到这样的故事。什么故事？就是每到农忙，我爷爷总叫家人将闲着的驴啊，骡啊，马啊的拴在家门口供村里需要的人牵走免费使唤。因此，我深信他儿子背着他干的“好”事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世道艰难，人活着都不容易，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1988年返乡探亲回到老家后更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说我奶奶。说我奶奶也是个大好人。总而言之，因为家族有积德行善的习惯，解放后，也许就是我们全家老老少少在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没遭到生命危险的原因。再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么多年，自从我回大陆探亲直至结婚生子定居，让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段话是谁说的呢？是我二大伯说的。 6park.com
1988年年底我在北京瑛子胡同一个窄小简陋的木板床上与我二大伯共眠时听他亲口说的。那一天，见到台湾归来的亲侄子，我二大伯高兴异常，激动万分。我们老少两人几乎坐在床上唠了一宿。当我问起他，家里人这些年来有没有受过共产党迫害时，他直视着我，挺着腰板，自豪地说：「共产党怎么的！他们能把我怎么的？想斗我？门儿没有！拉着我站在台上，当着全村人面前，大半天就等不到一个乡亲出来说我一句不是！」  说到这儿，我记得前些日子在你们复制给我的「档案局」文件中看见一封我父亲写的信，说我们有许多亲人在大陆的农村被共产党迫害死了，其实没有，一个都没有。我爷爷一家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亲人让共产党迫害死的。那封信是我父亲为了替我求情写的。是在我们案子发生后判刑前写的。他自从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后便与大陆的亲人像风筝断了线似地断了联系，家里发生什么事，他无从得知。他之所以这么写，道理不说自明嘛？是不？想减轻我的刑责。让国民党免我一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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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一个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到迫害。但「解放后」确实有不少亲人离乡背井，远赴他省谋生。你们想想，原本一群头等户的子女，由于土改，家里的地没了，全分给了村民，原来住的房子也分了，以后的日子你叫他们怎么过啊？无论如何得想法，是不？ 于是，我二大伯去了北京，在北京靠拉大车谋生，帮人搬运货物，虽然比原来苦点儿，却活得好好儿的。到了文革爆发后，在我爷爷与我二大伯被遣送回青县老家批斗前，我二大伯在北京崇文门外都已经买了一套四合院。可惜生不逢时，这套辛辛苦苦靠当苦力挣来的房产又被没收了！我父亲的五弟1952年去了鞍山，在鞍山的鞍钢化工总厂找到工作，当了一名化工厂的工人。我的大堂哥，也就是我父亲大哥的儿子，因为读过书，认识几个字，便在乡里的小学当了教师，最后干上校长，当了好几年的校长才退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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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三哥则于淮海战役（徐蚌会战）部队移防时路上出车祸死了，尸体埋在当地镇江。父亲的五弟因从小在天津学经。不在家中。没跟着哥哥弟弟们“转进”台湾。留在了大陆，育有六个子女。1982年在共产党的宗教政策重新落实后，又回到清真寺，2006年过世的时候已经是鞍山清真寺的大阿訇。父亲的六弟，据我父亲说到了台湾因抑郁寡欢时常惦记着老家的亲爹，亲娘天天喝酒，没几年就病死在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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