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多年诉讼，备受学界关注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即“两蒋日记”）所有权诉讼案，日前在台北地方法院有了初审结果：“两蒋”任职期间的文物归属“国史馆”所有；任“总统”前的档案归私人所有。
文｜李菁
对于此结果，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几位蒋家重要当事人都婉言谢绝了采访要求。漩涡的另一中心——“两蒋日记”的暂存地胡佛研究所，则显得相对平静一些。其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表示：“我个人认为，初审结果对目前正在公开的档案没有影响。”他解释说，胡佛研究所展出的是日记的复制件，目的在于公开之后以推进学术研究，所以“在日记所有权的问题上，胡佛与台北的诉讼案没有关系”。另外，理论上讲，台湾方面的初审判决也并不对斯坦福大学方面有强制执行力，“胡佛最终还是要看美国联邦法庭的意见”。总的来说，目前看来都不会对胡佛档案馆的“两蒋日记”有什么影响。只不过胡佛档案馆因为疫情原因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只对斯坦福大学校内的学生开放；“何时能够对外界开放，仍在未定之天”。

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经国日记。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开始写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图）作为当年把“两蒋日记”引进到胡佛档案馆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则表达了另一层的忧虑：“‘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目前台北的判决虽然不是终审，但如果真的把两位蒋先生的日记分别归属于‘国史馆’或家属，那就等于把‘两蒋日记’拆散了，非常不利于日记的保存与研究。此外，能到胡佛档案馆看日记毕竟不是易事，所以许多人更期望日记的出版，现在这样的情形，未来可能也很难看到完整的日记出版。我很担心，更觉遗憾！” 抛除蒋家内部对日记所有权及处理方式的纷争，由此诉讼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思考。 “ 此案最大的考虑，或者在于法律如何认定日记的属性。 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有私密性，有隐私，但政治人物有其政治身份，他们的日记，其属性为公为私？这恐怕有待厘清。包括美国历任总统的私人信笺或文件，究竟应归属档案馆还是归私人所有？对此也一直存在模糊空间。究竟该怎么定义也许要等待法律来厘清。”林孝庭说。 “两蒋日记”入“胡佛”
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始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注：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但1915年至1917年的部分早期日记佚落）；蒋经国日记则从他1937年自苏联返回中国开始，一直到1979年底，两份皆以毛笔书写。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则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 这些日记后来被蒋孝勇带到了加拿大，后又转到旧金山附近的湾区。1996年，48岁的蒋孝勇因癌症去世，此后，这部分档案就由他的夫人蒋方智怡保存。

已公开的部分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图）
“我先生（蒋孝勇）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当年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蒋方智怡坦率地说，整理蒋介石日记对她来说是一个有难度之事：“爷爷（蒋介石）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昵称，有些是字号，我们也弄不清楚，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是怎样一个背景。”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后人最初也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保存了国民党1894年到2000年的党史资料。完成这一项“大工程”的签约之后，郭岱君萌生了游说蒋方智怡的念头——了解台湾政治的郭岱君很早就知晓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日记都保存在蒋方智怡手中。而此时，台湾岛内的“去蒋化”风潮也波谲云诡。在此背景下，蒋方智怡也在考虑如何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存放日记，放在她身边毕竟也不是好办法。其实，当时找到蒋方智怡商谈“两蒋日记”之事的机构也非常多。相比较而言，胡佛研究所的优势在于，在此之前有与宋子文家族合作的经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宋子文的家人就将他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因为日记里涉及当时仍在世的宋美龄，所以当时规定有19盒不能打开，必须等到宋美龄过世后才能公开。

（左起）蒋介石与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摄于 1955年）“近30年胡佛也是严守这个协议，完全没有人动过。所以宋家对胡佛的专业是肯定的，包括开放的、未开放的，胡佛都处理得很好。宋家对我们有充分的信任。”郭岱君说。宋美龄去世后，2004年4月16日，宋子文的档案全部公开。“这批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的积极意义，蒋方智怡也非常了解。”郭岱君回忆。她和已故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代表胡佛与蒋方智怡接触之后，双方来来往往谈了一年有余，已基本达成意向。但在存放形式上，又遇到新问题。对胡佛研究院来说，他们收藏的档案通常都属于“donation”（捐赠）；而蒋方智怡的考虑是，蒋氏父子的档案不能永远流失于岛外。时任胡佛档案馆馆长伊莲娜·丹尼逊（Elena Danielson）曾做过美国档案协会会长，非常有经验，她提出了“deposit”（暂存）的方式，这在胡佛来说是极少的个例。此举一下子打消了蒋家的顾虑，蒋方智怡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提到，感谢胡佛为这批日记所做的特别处理方式。2004年圣诞节前三天，在蒋方智怡家，郭岱君代表胡佛接收“两蒋日记”，终于看到日记的庐山真面目，将近700本日记，还有一些抄件，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但因为年代久远，有的纸已经粘在一起。当时，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日记存放于加拿大，由一位中国人替他们保存。由于点交必须使用中文，加上通关的考虑，胡佛研究院派76岁的马若孟亲赴加拿大，在一个保险库里取回了剩余的日记带回胡佛。 对日记的保护和整理是很复杂的技术工作。 蒋介石日记运抵后，工作人员先要将这些存放了几十年的日记去霉，然后干燥。郭岱君说，有些早期的日记甚至打不开了——专业术语称“档案砖”，技术人员必须先用无酸的水蒸气将其弄湿滋润，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打开，去霉、防腐、熨平、干燥，再放到无酸的盒子中存放。胡佛对每一页日记都以高精度的微缩（microfilm）保存下来，“修复比保存还要费时，成本也大得多；另外，这都很花时间，也是技术很复杂的工作”。但处理后仍有一些无法完整阅读，这或许更增加了这部日记的沧桑感。据了解，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工作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轻易接触原件。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签署协议，同意以暂存的方式将日记公开。2006年，胡佛档案馆开放了蒋介石从1917～1931年的第一批日记；2007年4月，又开放蒋介石从1932～1945年的日记。按照计划，蒋介石日记全部开放之后，2010年会接着开放蒋经国的日记。但这一计划却因“两蒋日记”的归属权诉讼案而耽搁下来。 纷争不断
对蒋方智怡来说，决定公开日记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学者们几乎一致赞赏，来自岛内的争议甚至负面之辞却未消失过。在2007年接受本刊采访时，蒋方智怡并不愿意具体回应这些问题。她只是说：“我一直为这些历史文件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虑是档案保存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公正性的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多面性的学者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来参与。”
另一个不和谐之声来自蒋家内部。 而反对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女儿蒋友梅。蒋友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认为日记所有权应为蒋家继承人共同所有，蒋方智怡没有资格代表蒋家与胡佛签协议。2010年，盛传已久的家族矛盾终于公开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前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刘维开介绍，触发此事件的“导火索”是郝柏村的一本书的出版。郝柏村经历了国民党从抗战胜利到退守台湾的全过程，后来又曾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长长达6年。蒋介石日记全文公布后，郝柏村选定了1945到1949年这五年的日记，花了4年时间，摘注了一些重要事项加以评述，一共写了60多万字。郝柏村曾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日记摘录，是经过蒋方智怡同意的。这套《蒋公日记1945～1949：从巅峰到谷底的五年》共五册的丛书，原定于2010年12月出版。不料，蒋友梅方面以一纸律师函叫停了郝柏村的书。蒋友梅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著作财产权”，为蒋家“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未经所有继承人同意，不得出版或发行侵害著作权。此后，经各方人士协调，包括马英九也通过一些渠道表示“关切”，但终无结果。不得已之下，郝柏村只好把日记部分全部删除，只保留他的注释，压缩成一册，2011年改名为《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出版。另一方面，蒋介石日记全部档案虽然自2008年已全部开放，前往参观研读者络绎不绝，但历时58年的日记，卷帙浩繁，数千万的字数，对研究者来说短期之内根本无法穷尽全貌，为后期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少障碍，如能完整出版成书，无论对专业研究者还是历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历史学家杨天石介绍说，台湾“中研院”很早就申请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整理出版蒋介石的日记，负责人为近史所研究员张力。“第一本已经印好，‘中研院’本来准备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对外正式宣布第一本日记的发布，我也准备出席。但就在这个时候蒋友梅发起诉讼，‘中研院’不得不把工作停了下来。”杨天石说，最终张力也遗憾地退出此项目。蒋友梅在律师函中认为，拥有“两蒋日记”的“全体法定继承人”有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9人。在蒋友梅看来，仅是继承人之一的蒋方智怡单方面与胡佛研究所签约，是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她希望立即改成胡佛与“两蒋日记”全体继承人签约。对于蒋友梅的举动，蒋方智怡第一次通过律师表示，“相信自己在历史上是做对的事”；她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立场，影响文物应公开的大局。双方僵持不下，多方协调无果。2011年10月4日，“两蒋日记”的继承权所有人问题首次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但是在审判前夕，蒋友梅方面发表声明，称既然蒋方智怡与蒋友梅双方都认同“两蒋日记”为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那就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因而撤回起诉。“两蒋日记”引发的第一桩诉讼就此告终。但原先蒋方智怡同意的日记出版计划则因为这起诉讼而停了下来。第二桩诉讼则是由斯坦福大学发起的。或是因为对被动卷入“两蒋日记”此起彼伏的纠纷有点不堪其扰，2013年9月20日，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圣荷西联邦法院提起了“两蒋日记”所有权的诉讼案，对蒋家遗产所有的法定继承人提起“交叉诉讼”，要求蒋家后人自行解决他们对蒋介石日记所有权的纷争，让校方不再受到不同蒋家后人及亲戚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并将这份史料交还给合法的继承人。林孝庭解释说，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用法律来厘清所有权的归属。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斯坦福大学提起诉讼时，一直关注此案的人发现，原有的9位“两蒋日记”法定继承人突然增加到了10位——新增加的这位唯一“不姓蒋”的继承人，是蒋介石与前妻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之子陈忠人。2012年，87岁高龄的陈瑶光在上海病逝，去世前一年，她曾委托律师对斯坦福大学和“中研院”发声明，认为她是蒋介石仅存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也对蒋介石日记拥有合法继承权。陈瑶光过世后，斯坦福则将她的儿子陈忠人列为本案被告之一。陈洁如后人的出现，使得“两蒋日记”的保管和出版更增复杂。2014年，包括蒋方智怡在内的几位继承人表示，愿意把包括“两蒋日记”在内的文物继承权转给“国史馆”。于是剩下斯坦福大学、“国史馆”、蒋友梅和蒋孝严这四方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诉讼案里。林孝庭说，2019年夏天，这桩纠缠多年的诉讼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各方的努力协调下，斯坦福大学与台北“国史馆”、蒋友梅与蒋孝严家属达成谅解。简而言之，诉讼归诉讼，但各方同意开放蒋经国日记复制本，以供学界使用。在此之前，2015年，“国史馆”向美国方面申请将诉讼移到台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得到同意。当年10月，“国史馆”提起了“两蒋日记”的第三起诉讼——确认其所有权的民事诉讼。据台湾当地媒体报道，在一次传讯中，蒋方智怡也透露了当年处理日记的细节。她提及当年蒋经国把“两蒋日记”交给蒋孝勇时，无论是蒋纬国还是蒋孝勇的两个哥哥蒋孝文、蒋孝武都没有意见；当年丈夫蒋孝勇交付时也说明所有权属于她，后来许多学术研究单位都联系过她，而她当时通过宋仲虎（宋子安的次子）、孔令玮（孔祥熙与宋蔼龄之女）与在美国的宋美龄讨论，确认不能赠予。只有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可以“暂存”的方案，所以她才最终做出与胡佛研究所签约的决定。重重压力之下的蒋方智怡还当庭落泪。她自诉为了保存这批日记“尽心尽力”，也花了不少钱。“身为蒋家媳妇做我该做的事，若有人认为我做得不够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用‘侵占’来指责我。”如此戏剧化的场面，更让外界对诉讼案的结果格外关注。 档案的价值
“蒋介石几十年的日记，我是从头到尾看完了，而且做了很详细的摘录，堆起来有一尺多高。”有“蒋介石日记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历史学家杨天石是蒋介石日记开放后，第一批去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的学者。
杨天石介绍说，关于蒋介石生平，之前流传比较广的几个版本，最早的一本是由曾任蒋介石秘书的秦孝仪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从蒋介石年轻时一直写到1943年，1927年以后则主要是根据蒋的日记摘的。“但是秦孝仪的毛病是按照政治需要乱改日记，他编的版本政治性太突出，主观性太强，所以本质是不可靠的。”“在胡佛档案馆看到的蒋原版日记的好处，在于提供一个没有修改过的、原汁原味的日记。”杨天石说。受蒋宋家族委托，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俐璇（Shirley Soong）主要负责在胡佛研究所审阅日记，秦孝仪的学生潘邦正也曾短期协助宋曹俐璇审阅日记。宋曹俐璇在之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刚一接手这个工作，胡佛中心便向她介绍了几个原则：对原文件不能删，也不能销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家属可以做一些处理：一、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二、个人健康问题，比如皮肤病或一些怪病，家属不希望公开的；三、家属方面的财务问题；四、对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评。考虑到当事人的后代仍然在世，为避免尴尬，他们也会将日记上的名字遮掉。但所有过滤掉的东西只是暂时性的，到了2035年仍会全部公开。“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他们还没有全部审查完，我给他们提意见：你们尽量少做涂改，你们每涂黑一处都给研究者带来不便。”杨天石说。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所记载。相对而言，蒋介石早年的日记被涂改的地方比较多。不过，杨天石教授介绍说，每涂一个地方，都要在书眉上面盖一个章，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涂”，要求非常严谨，而按照美国的档案法，被涂黑遮盖的地方30年以后都要恢复原状。接受采访时，杨天石还提到一个小趣闻。有一次，杨天石在查阅某一篇日记时发现有一大段被涂成漆黑一团，出于一位学者的好奇，杨天石把这一页拿到灯光下，试图透过光照看看到底涂的是什么，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有趣的是，这更加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这难不倒我，我就拿出毛思诚的抄本进行对照——因为毛思诚的抄本当年就是从蒋介石日记摘出来的，我把它带到了美国——我把两个对照，好奇到底是把什么盖掉了。我一看毛思诚的摘抄本我就忍不住笑了，原来那一段日记是蒋介石和他的老婆毛夫人吵架。吵架他也记，开始是对骂，后来是对打，以后蒋介石就自我检讨，怎么能够不堪到这个地步，打自己的老婆。虽然我后来和宋曹俐璇表达说没有必要遮盖的，但也可以理解这属于蒋家内部的隐私，所以他们做了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杨天石在查阅档案时发现，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大骂宋子文。大意是说：大家原来都说宋子文很廉洁不贪污，现在看来宋子文居然也贪污，而且被我抓到证据了。宋曹俐璇告诉杨天石，她在看到这一段原文时也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涂黑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公开出来明显对宋子文家族不利，可是斗争的结果她没有涂，而是保持原文公开。巧的是，香港有一位专门研究宋子文的学者郑会欣看到了这一段，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实际上冤枉了宋子文。后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给宋子文恢复清白。“所以我告诉宋曹俐璇，幸亏你没有涂黑，学者才有机会看到原文，而且有机会把历史的真相给揭露了。相反，如果你把这一段涂黑遮掉，学者就没有机会做这个研究，而且30年以后公布，人家就会骂你保护自己的家庭，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日记上貌似无关紧要的一两句话，一般人不知道，可是你看了大量的档案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杨天石也注意到，到了后期，“两蒋日记”遮掉得极少，几乎是完整地公开。有一段时间，蒋介石对空军某位高级将领非常不满，在日记里对他骂得很厉害，甚至有“枪毙10次都不够”之愤恨之语。宋曹俐璇看到这一段时犹豫是否做处理，因为这位将领的后代就在旧金山，删还是不删？如果遮盖住的话，30年之内是不能公布的，她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保留。不过，杨天石提醒的是，“不要把‘两蒋’的所有东西都看成是档案”。他解释说，目前虽然蒋经国日记全部在美国开放，但实际上，蒋经国日记的一大部分早在他生前就已公布、出版过。很大一部分，如果再把那一部分看成是档案的话，就会有贻笑大方之嫌。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回国之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开始写日记。不仅如此，每年年底，蒋介石还会审阅、批注蒋经国的日记，来观察他的政治修养和修为。“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蒋经国的日记写得蛮刻意的，因为他知道父亲会来审读，这让他不敢说真话；但也有人认为蒋经国在日记里面写了自己的真性情，比如‘中研院’近代史所前任所长黄克武在早年专访里提到，蒋经国先生对于某些人物的批评非常直率。”林孝庭说，在他看来， “数十年来没有间断地写日记，单就这一方面来说，它所呈现的内容，就很值得历史研究者去研究。我们可以窥见，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于某些重要的议题，蒋经国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对于过去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也可以提供新的线索”。 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的看法是，在台湾方面，根据蒋介石日记的出版物其实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那本《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相对来说，我认为日记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大，这可能与大陆学者的感受会有差异。”刘维开教授说。而蒋经国日记的主要部分是到了台湾之后写的，涉及在大陆的时间只有十余年，“所以我想大陆的研究者应该不会太关注”。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正如郭岱君所说：“‘ 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它们不仅是哪一家、哪一个党派的珍贵记录，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经历的重要历史见证。 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从历史记录里了解到，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过去，这是比如何评价个人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