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经历 | 五大道知青
原创 王瑞林 情系五大道 6天前 6park.com

作者王瑞林1952年出生，曾居重庆道152号，实验小学、一中。1969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年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工作，进修于天津音乐学院，从事专业作曲指挥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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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iframe]作者创作的音乐剧【相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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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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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该词是知识青年的缩写，实际上它指的是一种身份：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从城镇到边远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去务农，或到各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中学毕业生。据统计，这个群体约有两千九百万人。对毕业生的这种安置政策史称“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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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城市中没有考上高中或大学而又无法就业的中学毕业生，被称为“社会青年”，这些人自愿地或被迫地到边疆去或回乡务农，这就是早期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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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正宗”的知青，是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时，城镇中在校的66、67和68届的初、高中生，大约有1100万，称为“老三届”。由于文革开始学校就停课了，老三届学生中只有66届的学生是将将完成学业的，像我这样的68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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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横扫“四旧”、“打砸抢”、揪斗各级“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学生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揪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些学生没有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了社会最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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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末伟大领袖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胆识和掌控能力彰显了他政治家的风范，对这批“革命小将”的处理，更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面对这样大量的无业游民，这无疑是最好的消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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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项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社会舆论褒贬不一，毕竟各自的角度和感受不同。对于国家而言，疏散城市人口、解决就业压力、开发边远地区等确实是一项有利的举措；对于个人来说，正当求知阶段中断了学业，远走他乡改变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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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和知青返城等政策，可能大部分知青永远成了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接纳知青插队落户的当地政府也是很不情愿，因为知青挤占了农村有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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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邓小平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三个不满意：学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和农民不满意。这些姑且不做多论，下面回忆一下我在这场运动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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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奈的选择 6park.com
我就读的天津市第一中学是市重点学校，清一色的男生。当时我们的校长是韦力，13级干部，文革前天津市还没被划为直辖市，所以他和市教育局的局长平级，可见我们的学校有多牛。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是该校初一6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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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在“狠抓阶级斗争” 的大形势下，唯成分论充斥各个领域，涉及个人情况的各种表格中都有“出身”一栏，那是最让我怵头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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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曾经帮助我的四爷打理过一家公司，所以我的“出身”一直填写的是“职员”，文革开始后，我的父亲就被单位的造反派升格为“反动资本家”，从科室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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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不是“红五类”，文革初期一直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反正是停课了，我就不去学校成了“逍遥派”。随着抄家风的肆虐，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居然找到我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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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资本家的出身，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被抄家在所难免，我只能接受，他们居然要剪掉我母亲的头发进行羞辱，让我不能容忍。我和弟弟抄起劈柴的斧头和烧火的通条，和这帮泯灭了人性的同学大打出手，我们那股拼命的架势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临走放下狠话：你等着，我们绝饶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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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这可能是虚张声势的话，而在那个可以随意草菅人命的时期，我父母深知这句话的分量。他们让我连夜躲了出去，第二天就送我上了火车，安排我回老家避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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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此过节，1969年初学校动员我下乡时，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去学校的对口地点——黑龙江北安农场。他说你去了那种半军事化管理的农场，政治上会一直受到压制，如果这帮同学报复的话你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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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很多事例证明我父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所以学校安排的两批下乡任务我都没有报名。又过了几个月，知青下乡工作开始强制执行了，实在拖不下去，我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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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逍遥派时和几个住在附近的朋友几乎天天黏在一起，其中李鹏是我的小学同学，关系尤为密切。李鹏是卫津路中学的，文革初期他的家就被抄了。他母亲是卫津路中学的英语老师，抄家的是她的学生。抄家时他母亲被剪了头发勒令跪在大门口示众，当晚他母亲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李鹏也不愿意和同学们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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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叫田大维的是和我们一起玩乐器的乐友，关系也不错。我们三人在田大维所在的西康路中学报了名，结伴到内蒙古去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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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漫漫西行路
我是1969年10月22日搭乘天津赴内蒙古的专列开始我的知青生涯的，那年我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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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发车时间是上午十点多，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因为担心母亲控制不住情绪，我坚决不让她来车站）。列车启动的时候，哭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看着父亲那渐行渐远略显瘦小的身影，想到我家这几年的遭遇和茫然的未来，我的泪水默默地流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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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专列，就是全部由硬座车厢组成的临时客车。那是一辆破旧的绿皮车，我所在的车厢还是木条座椅。因为要给正常行驶的列车让行，我们乘坐的专列总是走走停停，500公里的距离，居然行驶了两天两夜才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萨拉齐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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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内蒙古的土地，我们拖着疲惫的步伐，沿着土路走了很久才从车站走到了旗里。黄土坯建造的低矮民居、泥泞的道路和妇女那种奇特的包裹头巾的方式，是这个小镇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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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们被三三两两的分散安排到居民家里过夜。这么多人的安置工作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真是难为旗革委会的接待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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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到旗电影院外面的场地集合，根据事先拟好的分配名单，一批批的乘卡车前往各个公社。我们一批二十个人是被分配到二十四顷地公社下属的两个大队的，轮到我们乘车时已经是下午了，卡车把我们送到公社后就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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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左家地大队的十名知青很快就被人接走了，我们的目的地是距离公社八里地的大沙街大队。我们在一座破败的天主教堂前又等了很久才有一辆驴车来接上了我们。我们把行李放到驴车上，跟着车步行去那个陌生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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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接我们的人是个小队的保管员，30多岁，姓李，路上我们一直在向他打听我们即将落户的这个村的情况。据他讲，队里经济情况很不好，每年每人分三百多斤带皮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个工大约是四、五角钱，工分如果挣得不够还得倒贴钱买口粮；他是河北人，当地人把一切外来人统称为“侉子”，在村里很受排挤……听得我们心里哇凉哇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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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村里时已经是傍晚了，李保管把我们的行李卸到村口后就去牲口棚还车去了。下地干活的人们还没收工，只有几个脏兮兮的小孩远远地注视着我们。我坐在行李上，望着笼罩在夕阳余辉下村边那几座破土屋的断壁残垣，心情和天色一样越来越昏暗。那时我就想，我绝不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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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李保管才回来告知我们，因为我们的住房没有收拾好，所以先带我们去他家过夜。他是个单身，他说是因为没钱没彩礼所以娶不上媳妇。他从队里的库房取了一盆白面，做了一锅面汤，那是我们连日来吃到的第一顿热乎饭。那时村里还没通电，也无法打开行李，吃过饭后大家就在大炕上和衣而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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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人大多数是拖到最后迫不得已才下乡插队的，远没有第一批知青的革命激情和豪情壮志。面对这陌生的环境和堪忧的前景，让我们难以入眠，大家议论着、争辩着，几乎一夜没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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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被领到一个大院里，那里已经腾空了原来大队部占用的一套里外间房屋做为我们的临时住房。我们见到了大队书记张银锁，那是一个话语不多，本分老实的村干部。他和我们仅仅是点头打了个招呼，没有热情的欢迎语和客套话，继续和另外一个社员用白灰为我们的住房粉刷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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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们搬了进去，算是完成了对我们的安置工作。有一位西康路中学的老师做为知青办工作人员从天津一直陪同我们到了这里，现在他完成了交接使命，可以回去了。虽然我们和他刚刚相识，送他出村时倒好像是在送我们的亲人。开始还有人开玩笑地假哭了几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感觉我们像是弃儿，眼泪真的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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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态的转变 6park.com
因为是秋末初冬，地里已经没有多少活可干了，只有收甜菜、萝卜等的零星活。因为无事可做，又思家心切，我们11月底就启程回津了。我们在天津一住就是三个月，都不想回去，但我们毕竟已经是内蒙古的农民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过了春节，只好又结伴返回了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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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省两元多的差价，我们选择乘慢车回内蒙。我们下午从天津出发，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现在叫北京南站）转车，到达萨拉齐车站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九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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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下车后我走路时都感觉在摇晃，为了省几角钱的住宿费，我们就在候车室里等天亮。候车室是一间只有几个长条座椅和一个破门的大房间，房子中央有一个大炉子，但是没有生火也没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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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几度的室温，让我体会到了冻得骨头疼的感觉，我们不时出去捡点树枝或纸箱板，点燃了能有瞬间的暖意，才不至于冻僵。那一晚是那样的漫长，那种感觉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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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容易熬到天亮，我们去旗里的大车店寻找我们村的大车。那时村里几乎每天都有送公粮和拉煤的大车往返旗里，我们的运气还不错，找到了我们大队的车队，搭车回到了“我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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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大家的心态比较平和了，或者说认命了，回村后就都投入到了生产队的劳动中。开春时的农活就是担粪和平整土地，肩不能杠手不能提的“京（当地人不区分天津和北京）娃娃”干活时的囧相成了村民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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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些城市平民家庭条件都不太好，还能吃苦。我因为有在老家干过农活的经历，显得比其他人适应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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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土地时大多数人是用铁锹挖土，我和几个老把式用铁耙把翻过的土地进行找平。那个活相对轻松，但确实是个有点技术含量的活，因此得到了“那个京娃娃日灵（聪明能干的意思）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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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河北和山东人迁徙东北，称为“闯关东”；山西人迁徙西北，称为“走西口”，都是为了生计。我下乡的那一带村民绝大多数是山西移民，说话的口音和生活习惯和晋北人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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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也有河北、甘肃等地的少量外来户，有几个安徽人很特别，是兄妹三人。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据说安徽饿死了几百万人，为了活命，哥哥老宋带着两个妹妹逃荒到这里落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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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安徽都有家庭，为了生活，两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分别找了村里的单身汉过起了日子，成为事实上的重婚。那个时候村里人没有法律概念，很多人结婚并不去民政部门登记，大家对搭伙过日子的现象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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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在村里对我最关照的宋大妈的儿子
也是我（右）插队时唯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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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宋和他的妹妹们非常善良，可能是因为有过背井离乡的经历，所以对我们这些知青很关照，他们是我在村里时最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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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村里人大多没出过远门，民风相对朴实。文革初期城市中那种狂热的运动景象在这里没有一点反应。村里虽然也有所谓的富农，但是并没有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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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中学开始，无形的政治压力和出身问题一直是使我倍感压抑的思想负担，到这里才彻底释然了，我暗自佩服我父亲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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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插友”们
我们知青点一共十个人，来自好几个学校。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费利众和沈荣生是结伴而来的，他们俩是住在民园体育场附近的邻居。王春茂和张学智是“单蹦”，形势使他们两个结盟。再有就是三个女生了：张慧英、李坤元和邓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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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在一起起伙，刚开始是三个女生做饭，时间久了女生不情愿做了，男生又都不肯去做，硬是躺在炕上捱时间，最后总是我或王春茂实在捱不过了去做饭，真应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那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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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积累了很多矛盾。我和王春茂当时被大队书记张银锁指定为知青组的组长，在大队书记主持下我们开了一次知青小组会，会上我提议每天留一个人不出工轮流做饭，遭到沈荣生的强烈反对，他认为那样会影响出勤率而减少公分收入；我又提出“分家”，张银锁可能是顾虑担责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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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我找到了一处住房，不顾大队书记的反对，和李鹏、田大维搬了出去，剩下的人中沈荣生和费利众一组，王春茂和张学智一组分别起火，女生单独起火，分成了“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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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住的是村东头一个富农的东厢房。房东一家是三代人：夫妇俩、他的母亲和女儿。这个院落有一大一小两间正房，富农一家住大间，还有个单身汉借住在小间；西房是库房，我们住在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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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生活时根本没有方向的概念，到了这里才理解北方的住房为什么那么讲究朝向。朝南的正房冬暖夏凉，我们住的东房是最不好的朝向，夏天西晒像蒸笼，冬天从门窗缝里灌西北风，加上那个灶年久失修烟道不通，做饭时倒烟烧不热炕，可想而知我们的住宿条件有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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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们的房东一家非常友善，不仅无偿提供给我们住房，还在生活上经常关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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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我们自行从集体户搬出来的，生活用品都留给了其他人，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借用东家的案板、菜刀等炊具做饭，借用东家的水桶去井里打水，还经常讨要东家腌制的“乱腌菜”（切碎的圆白菜和黄萝卜丝腌制的酸菜）下饭，真没少骚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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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分了家，“三个和尚”继续在担水做饭等“家务事”上偷懒耍滑，让我很郁闷。过去我们是少年时的玩伴，亲密无间，生活在一起反而感到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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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分家的事我得罪了大队书记张银锁，总感觉大队干部对我有看法，那个时期我的情绪很低落。我的母亲从我的信中感觉到了我的不快，很不放心，力主让我回津调整一下情绪，70年的6月份我又回了一趟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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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逃票的经历
那时知青坐车不买票好像是很得理的事，我也没买票就踏上了回津的火车。火车到集宁后开始查票了，列车员查到我时我坦率地说我是知青，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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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的列车员会对知青网开一面，但那个列车员一点不通融。列车到了土贵乌拉车站，他让我跟他下车，要把我交给车站去处理。天已黑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那时那种小车站都是半开放式的，我扭身就跑了，他既不喊也不追，我感觉他好像是故意放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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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小镇上转悠了几个小时，又踏上了后面的列车继续我的回家路。这次我学精了，上车后就钻进了坐席下面的地板上睡觉，躲过了查票。到北京站后我耍小聪明想要补一张短途车票蒙混出站，被补票员几句话就识破了，他把我送到驻车站的公安派出所交给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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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五个人，我们被搜了身，搜不出钱来，就被押送到去天津的列车上，交给了天津站的公安派出所。那时我们对警察还是有所畏惧的，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家庭住址和父亲的工作单位，保证送钱回来，这才得以脱身，第一次逃票就算交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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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在天津没有住多久就回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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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时我在北京站买了一张站台票上了车，看到要查票了花两元多补了一段短程票，混到了萨拉齐站，省了好几块钱。这次逃票算是我的成功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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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离旗里是三十六华里，旗里每天有一趟到公社的班车，那时的班车是解放牌大卡车，车费是六角钱，为了省钱我徒步走过两次，单程大约需要走四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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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下火车时是傍晚，不想再在车站过夜，就踏上了回村之路。我原想抄近道斜插过去，结果迷路了，只好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边打听边找路，回到村里已经是后半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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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难忘的一些事
土默川属于“黄灌区”，盲目地引用黄河水进行浇灌使很多土地成了盐碱滩。我所在的村落是纯农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糜子米、小米、莜麦和少量的小麦等；经济作物有甜菜、胡麻等。由于土壤沙化，这里种植的土豆、西瓜和香瓜倒是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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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村里实际只待了一年多一点，除了拔麦子，其他农活我都干过了。那个时候没有机械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农村的活从开春一直要干到土地上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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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农活很开窍，翻地和锄地我是“两胯手”，就是左右都能使锹用锄，所以干活不觉得特别累。我还和老把式一样会使用牲口耕地，牛走得慢犁铧好控制，马走得快，那可是考验真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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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耕完地我过了一回骑马瘾，骑在没有鞍子的马背上颠得我很难受，回来后发现尾骨端的皮都磨破了，疼了好几天。我觉得蒿苗是最痛苦的活，即拿着小锄间苗。因为苗小，需要蹲着操作，过一会儿腿疼得蹲不住了就只能爬，半天下来腰酸背疼，几天都缓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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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拔麦子是最累的活，故而有“女人生孩子，男人拔麦子”之说。我因为参加外调工作躲过了这个活，算是幸运。为了保证第二年的开销，我们那时出工都很积极，知青间还暗地较劲攀比着工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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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社员们同劳动的过程中，也让我体会到了人民公社存在的弊病和中国农民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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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两个例子：庄稼秋收前的锄草一般都会承包，也就是锄完一块地记多少分，我也承包了一块地。黄土高原的太阳是很灼人的，我锄地时大滴大滴的汗珠子直往下掉，真正体会到了“汗滴禾下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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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刚干到一半的时候别人就都陆续收工了，让我很不解。我锄地技术算是不错的，不至于落后到这个程度吧？“好心人”告诉我：你太实在了，把周边划拉几下就行了，让我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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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人民公社资源共享，合理使用劳动力，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社员们都是出工不出力，小农意识的自私和狭隘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人骗地，地坑人”，产量低得比种子多不了多少，让人咂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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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跟随社员们去修公路，那是初春，我们用大锤和钢钎打下一块块的冻土，堆积到指定的高度和宽度，有些大块的冻土干脆就是架空了摆上去的，再撒上浮土，验收合格就可以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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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天气暖和冻土一化公路肯定就会塌陷了，但是所有施工队伍都是这种做法，验工的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只能摇摇脑袋，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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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很多人是文盲或者只有初小文化，因为经济落后和男女比例失调，单身汉很多，因此讲黄段子是主要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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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第二小队有个姓赵的年轻人，口才好，段子多，是个生不逢时的人才，放在今天一定是个出色的小品演员。出工时小队长默许他不干活，站在那里讲段子，其他人边听边干，可以轻松地打发时间。那些黄段子是那样的直白露骨，开始让我们很不自在，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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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还有有几个乐手，村里人称“耍丝弦”，演奏西部区传统曲艺形式二人台。乐队配置主要是一支笛子、一个扬琴和专用的四胡。他们连奏带唱，热闹得很。下乡时李鹏带了二胡，田大维带了小提琴，我带了月琴，但因为演奏方法大相径庭，和他们融不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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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政策，知青下乡有安置费和生活费，下乡的第一年吃商品粮。因为我是知青组长，掌管着粮本和生活费，所以每个月初我会赶上队里的驴车去一趟萨拉齐粮站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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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劳动锻炼，也正赶上发育期，我感到我的胸肌厚实了，胳膊粗了，身上有劲了，饭量也大长了。有一次去旗里买粮，我在萨拉齐第一食堂吃了顿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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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饭馆都是国营的，数量有限，吃饭还要粮票。我花了一斤二两粮票买了两碗面条和四个焙子，打算吃两碗面，把焙子带给李鹏他俩。两碗面条下肚我感觉好像和没吃一样，又吃了一个焙子，还没吃饱，就又吃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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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炉的焙子带着油香味刺激着我的味蕾，我没禁住诱惑，刚走出食堂大门就把剩下的两个焙子也吃了。那时候要粮票的食品是指纯粮食的分量，我一顿饭居然吃了一斤二两粮食，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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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的路上我躺在驴车上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个颠簸把我惊醒，吓出了冷汗。抬头一看驴车已经下了公路快进村了，而且速度很快。原来老驴也识途，去的时候怎么抽打它也走不快，回来时不用赶它也是一路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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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每次去旗里买粮都是使用这头老驴，我和老驴成了朋友，路过牲口棚时我都要进去拍拍它打个招呼，有时还拿颗玉米棒子犒劳它，它也用头在我身上蹭两下表示一下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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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位住在劝业场附近会拉手风琴的朋友叫黄书琴，他和我们是一批下乡知青，他插队的地点是三间房公社。一次他来我们村串门，说到他们组里有两个知青总是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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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血气方刚又很义气，跟着他去了他们村，想要教训一下欺负他的人，天津话叫“拔撞”。到了他们村，吃过午饭，我们就去找那两个知青。我们披着衣服，努力装出一副很凶的样子，踢开了男知青的房门，准备恐吓他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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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一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对方并不服软，其中一个叫李准的还抄起了菜刀。我们虽然也带着匕首等凶器，但都不是会打架的人，真要动手还是有些底虚，但那个时候已经骑虎难下了，谁也不能认怂，因为关乎到朋友的处境我们准备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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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女生看到情况不妙跑出去搬来了救兵，当我们正要大打出手时冲进来一个村干部，大声吼叫着及时制止了一场武斗。那个村干部用了很多半通不通的政治术语和牵强附会地引用了几句毛主席语录把我们批评教育了一顿，逼着我们双方握手言和，我们也就借坡下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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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李准还成了朋友，他在包头师范时我还去看望过他，谈及这段往事，大家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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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收土豆时因为运输工具不够，打下来的土豆会堆放在地里培上土，第二天再用大车来拉，为防止有人偷窃，队里会安排人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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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鹏被小队长安排了几次守土豆，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京娃娃”不会偷拿土豆，也不会烧土豆吃，用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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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李鹏吃完晚饭就去了地里，天已经黑了，我们凭记忆找到了那两个大土堆，笼了一堆火驱寒，在火堆旁拉起了二胡，还挺浪漫。睡意上来，就靠着大土堆睡着了，天亮了我们也被冻醒了，回头一看，两个大土堆原来是两座坟头，让我们后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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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试牛刀
我不仅在劳动方面得到社员们的认可，还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在村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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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风靡过两大医疗方法——打鸡血和新针疗法。前者就是从公鸡的血管中抽出鸡血注射到人的肌肉中去，号称治百病，人们趋之若鹜，一鸡难求；后者是部队医生带头使用的针刺疗法，号称能够创造奇迹。“小小银针功能大，能让哑巴说了话”，当年有一首歌曲叫《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就是由此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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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医生，当时也在跟形势学习新针疗法，我也就籍此掌握了一些经络、穴位和行针等知识。有一天，村里来了两个卖艺的河北人，表演吐火和砸磨盘等传统杂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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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不知是因为惊吓还是他故，突然尖叫了一声倒地抽搐不止，口吐白沫，围观的人都不知所措。我知道这种病叫癫痫，民间称为“羊角风”，我转身跑回住处取来针灸针，果断地扎入她的人中和涌泉两个穴位，人就醒过来了，这让村民们惊讶不已，从此我名声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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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因为没钱，老乡们有病都是硬扛。自从有了我这免费的“大夫”，经常有老乡来找我治病。针灸对有些病症的疗效确实能立竿见影，例如感冒发烧、头疼、牙疼、胃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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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们很迷信放血疗法，即用三棱针把每个手指尖都刺破并挤出点血来，他们会说：“你看血多黑（紫红色），病得厉害了。”一两天后病还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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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这点“一技之长”，过年过节总有老乡邀我去吃个凉糕、凉皮和油炸糕等，谁家杀猪杀羊或者杀狗（那年不让养狗），我都是上宾能饱个口福。那是我在村里时生活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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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冒牌的党员
1970年内蒙古开展“挖肃”运动，大队副书记岳二栓找到我，说是让我和他出去搞外调。我说我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怎么能去外调？岳二栓说外调规定必须是两个人同行，村里没有合适的人，张银锁推荐让你去，公社开出的介绍信写明你是党员，你跟着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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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大队书记并没有因为知青分家的事和我记仇，还是很赏识我的，我立刻感到轻松了很多。第二天我和岳二栓去了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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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调查村里的一个人解放前的工作经历和是否加入过国民党。那次我有幸进到了内蒙古原始档案馆，开了眼界。因为内蒙古是和平解放的，档案馆里完整保存着民国时期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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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都是说国民党多么腐败，多么无能，管理多么混乱。看到那些详尽的资料索引，井井有条的分类卷柜，装订整齐的原始资料，一切都是那样的规范，颠覆了我对国民党管理能力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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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阅了解放前的一些报纸，抄录了一些旁证材料，经档案馆工作人员核对盖章，生成了外调材料，然后我们按照当事人提供的证明人姓名和住址，找到了一位解放前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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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位温文尔雅的女士，她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破平房里，言谈话语间透露着学识和教养，我对她颇有好感。她很客观地介绍了他们共事时的一些情况，大家都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些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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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身有过背负政治压力的感受，所以很同情那些被审查的人，没想到岳二栓和我心照不宣。我们把不利的内容都没写进材料，保护了被调查人，我感受到了岳二栓的朴实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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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外调的需要，我们又去了托县的一个村子，但是没找到要找的人。天色晚了，岳二栓打听到村里有一户光棍家，我们就去借宿，给了主人几角钱，岳二栓做了一锅面片填饱了我们饿了一天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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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肮脏的小旅馆和托县老乡家的住宿环境让我沾上了虱子。以前看到老乡在太阳底下择虱子让我浑身不舒服，没想到我身上也有了这种讨厌的小动物。虱子很顽固，择和烫洗都不能绝根，我像受了病似的总感觉浑身瘙痒，这种现象困扰了我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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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托县和我们旗的南部接壤，我们打算步行到将军尧再乘班车回村。那时候没有柏油路，所谓的班车只是一辆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从萨拉齐开到将军尧公社，再返回萨拉齐，每天只有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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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半夜就出发了，急行军式的赶往将军尧。岳二栓是退伍军人，受过训练，他健步如飞，还不时停下脚步等我，我几乎是小跑还跟不上他。这是我有生以来走得最远，走得最快的路程，我们仅用五个小时就走了七十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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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气的是我们进村时远远看到班车在调头，岳二栓连喊带跑追汽车，汽车没有停，开走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误了班车，岳二栓没有流露出一点是因为我拖后腿的埋怨情绪，而是一刻没休息积极去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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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路边拦了一辆去旗里送谷草的大车，给了车倌几角钱，让我爬到谷草上面躺下来，他跟着大车步行。谷草很软，阳光暖洋洋的，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了二十四顷地公社我下了车再走回村里，虽然只有八里地，因为我的双脚都起了泡，每走一步都疼得扎心，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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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托县那个村到将军尧，再从将军尧到我门村大约是120里的距离，岳二栓硬是一路走回去的。他不仅一点没显现出疲惫，还一路关照我，让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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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二栓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他的工作方法和应变能力显现出了他的成熟和能干。过去城里人都有优越感，觉得农村人又土又笨，称他们是“老坦儿”，和岳二栓相比才意识到我的幼稚和生活能力的低下。毛主席说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一刻真让我有了一些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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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赤脚医生学习班
外调回来不久，岳二栓又通知我去旗里参加“赤脚医生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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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为了解决中国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一些不脱产的非正式的“医生”承担起了农村一般疾病的治疗和助产士的工作，并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因为第一个被树立的全国典型人物王桂珍是上海郊区人，南方人种水稻是光脚的，所以《红旗》杂志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随即在全国掀起了培养“赤脚医生”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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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学习班”成员上山采药第二排没戴帽子的人是我
因为我有在村里给老乡们治病的经历，所以这次大队推荐我去旗里学习。能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医术和给我“正名”让我兴奋不已，也正是这次学习期间的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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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学习班”的培训地点是在萨拉齐中学，我们也住在学校里，那是搭了两张大通铺的一间大教室。学习班集中了各个大队卫生所的卫生员和像我这样无证的“村医”，约有五六十人，主要是学习一些简单的生理解剖和医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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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的主讲老师是旗医院的王欣大夫，那是个非常和善和有教养的好人。多年后我还去探望过他，那时他刚做完胃切除手术，身体十分虚弱，现在估计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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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间我们还去了山里采药，认识了麻黄等一些中草药。学员们利用晚上的时间相互交流治病经验和抄写偏方，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氛围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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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命运的改变
“赤脚医生学习班”开学典礼那天我去晚了，我进到教室时只剩下最前面一个空座。我刚坐定，对面坐着的一个胖胖的军人问我：“你是知识青年？”我说：“是。”“你喜欢文艺吗？”“我会拉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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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是被请来做开班典礼致辞的，典礼开始后他简短的讲完话就退场了，临走时指着我说：“你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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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他到了旗革委会文教科办公室，他打开办公室小套间的门，我看到里面存放着很多崭新的乐器。他拿了一把二胡递给我说：“你拉个曲子我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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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了《江河水》和《二泉映月》，他说：“旗里成立乌兰牧骑宣传队，你愿意来吗？”我那时虽然不知道乌兰牧骑是什么意思，对宣传队我并不陌生，因为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比比皆是，能够脱离农村到旗里来从事文艺工作，我当然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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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问了我的下乡时间，那时我下乡还不够一年，他摇摇头说那就不行了，招生条件之一是知青下乡锻炼满两年才有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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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写下姓名和插队的地点，就让我回学习班去了。临走时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知青？”他说：“你和他们走路的姿势不一样。”我不得不佩服革命军人敏锐的观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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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村里时消息非常闭塞，事后才得知1970年内蒙古已经全面军管了，这个军人是旗军管组的副组长，营级干部，山西阳泉人，因为正组长也姓刘，所以背后人称他为“二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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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典型的军人作风，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也很霸道，旗里的干部都怕他。他喜欢文艺，会拉一点二胡和手风琴，土右旗乌兰牧骑就是他一手操办筹建的。直到1971年秋天军管撤销，他一直是土右旗乌兰牧骑的实际掌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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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下乡时间不够两年，去乌兰牧骑的事也就没指望了，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了村里，继续我的社员生活。没成想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岳二栓找到我，说是大队部接到旗里的电话，通知我去旗乌兰牧骑报到，让我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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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得知，那时乌兰牧骑刚成立，急需用人，我下乡时间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变通一下就行了。那时没有政府没有法，什么事都是军管组说了算，我反而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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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凌晨就带着简单的行李搭队里拉煤的大车去了旗里。一是不知这种宣传队是否能长久，二是顾虑我能否在乌兰牧骑站住脚，所以我很低调的悄悄地离开了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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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煤的大车为了赶时间，都是半夜出发。当天赶车的车倌姓曹，一路上一直在哼唱着一首爬山调。爬山调是内蒙古西部区的民间小调，和陕北的信天游很相像，翻来覆去只有上下两句旋律，歌词内容离不开打情骂俏男欢女爱，而且有的歌词都是演唱者即兴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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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一直排斥这种民间音乐，认为单调、低俗，那天我躺在大车上，望着星空，觉得老曹哼唱的爬山调竟是那样的动听。二十年后我把爬山调作为音乐主题，用在了我创作的二胡协奏曲《大青山风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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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7日，那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从此告别了插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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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0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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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约维尔于2021_01_18 6:57:3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