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他们已有5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那天晚上，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12时。他们刚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解放军来了，从深深的废墟里，刨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人们把这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突然发现，那个婴孩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

中央慰问团到通海地震灾区慰问
地震学家曾目睹震前之异象
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 6park.com

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1970年1月4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于是，他们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达。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扑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日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地震后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当时，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父母就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点燃起来取暖。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
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6park.com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记得地震发生后，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高呼这样的口号时，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时，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
难忘北京医疗队
1月5日，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我清晰地记得，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很快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搭建帐篷、油毛毡房，那些昏迷不醒的、手断了的、脖子抬不起来的、不能走路的遇难者，统统送到了医疗队。那时，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医生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来给你们治病的。”“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许多村民一听，就赶紧感谢毛主席，赶紧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年那些医生让受伤的病人住进帐篷里，而自己在外露宿。有的医生还亲自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
这些，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村民至今仍然记得。
2010年2月于云南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