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数码典藏，解密公开。史料涉及中美合作所、西安事变等历史节点，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这一天，也恰逢戴笠所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被追认中将。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所作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 《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笠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问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抱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密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异思迁的人。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就曾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负责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曾有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 “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 “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 “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
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防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 （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