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候的我也是吊尔郎当的，小孩没人管。我奶奶去了贵阳帮我二叔带小孩去了。我二叔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娶了同班的大连姑娘，大学分配去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搞导弹运载车，叫703研究所。接着全研究所被搬到战备三线地区贵阳郊区的一个地方。表哥回去他爸爸在物资厅的宿舍了，表哥的爸，也就是我的姑父，原是四野三纵韩先楚的“旋风纵队”的，解放海南岛负伤转业到地方。而我爸参加文革，常驻他那派造反派扼冲守要的“大楼”。小叔在他的广州市21中学成立了“小人物战斗兵团”。家里剩下我妈和我和两个在幼儿园全托的妹妹。又不用上学，做什么好呢？ 6park.com
我跟街道上的几个大小孩去捡垃圾，然后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由此挣些零用钱。 6park.com
穿的破破烂烂，光着脚，家里的钥匙串一根绳挂在脖子上，然后是全广州到处捡破烂。最能卖钱的是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垃圾堆里捡的用铜或青铜造的废旧手术刀和手术用具。如果当初我也像现在那样知道那些手术刀和手术用具会含有致命的细菌和病毒，打死我我也不会去捡那些破烂。另外能卖钱的是到大街上捡橘子皮，晒干拿去卖。橘子皮是一味中药。我这一辈子没有再用过橘子皮的中药，因为我知道它有多脏。 6park.com
捡橘子皮的时候正是“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广州的时候，由于夺权斗争，广州的街道乱成一团，电灯柱上吊过死尸。1月22日旗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1月25日“地总”、“省革联”和“主义卒”又反夺了旗派的权。1967年2月8日，广州“旗派”认为广州军区黄永胜等人在夺权斗争中，偏袒“地总”和“省革联”和“主义卒”，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拉一派打一派。“旗派”派人去冲击在东山的广州军区司令部。3月15日，解放军开始对广州市实行军管。解放军虽然军管但是对于单位里面的两派斗争和批斗走资派，基本不介入。军队介入只是想让日益失控的文化大革命得到缓冲。父亲所在的一个旗派组织也参与了“2·8冲军区”，广州军区通过单位的军管把我父亲叫了去，只是了解情况。我父亲却为旗派组织写了不少申诉材料。我看过父亲给部队领导写的“状子”；其中提到广州旗派因为受打压，“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心情。一句话：这些大人们那时候怎么这么幼稚啊！ 6park.com
军管的第一号急案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亡香港的事，公安部谢富治部长亲自下文到广州专案组。专案组的办公地点就在豪贤路某号。马思聪逃到广州以后就住在专案组的办公地点的隔壁豪贤路某某号一个朋友家。然后在专案组的眼皮底下，策划逃亡了香港，后来又逃亡了美国。当然马思聪和通缉马思聪的专案组双方都不知道与对方互为邻里。专案组要抓的人就住在他们旁边。为这事，该专案组受到集体处分。 6park.com
因为常年的光着脚，常常踩到玻璃或生锈铁钉，或者摔了磨破皮了，我的两只腿，从来没有一天不挂着伤痕。有一次，踩到了铁丝网，没有用药处理好，过了几天发炎，引起发烧，自己卷一个破席躺在19号的过道上，等我妈下班回来送医院时，我已经奄奄一息。那时候，造反派两派武斗已经大规模展开，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的每个窗户都用红砖封了起来，留着几个枪眼，急诊室也放着枪。几个年轻医生坚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住在医院里为病人治病。医生说，幸亏我来医院送医及时，不来的话，过不了那天晚上。 6park.com
我妈常给我们忆苦思甜，说是她小时候父母双亡，家道败落，卖了给人当童养媳，生活如何如何艰苦，说着说着，哭声四起。我一次都没有哭过，因为，当时童年的我，生活也是一样的艰苦，那种孤独的艰苦，我想不是哭能解决问题的。反正，哭也没用。 6park.com
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以后，广州“地总”和“旗派”两大造反派，武斗开始越演越烈。双方都声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都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到底。 6park.com
1967年7月23日，“广州地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主义卒”是和“地总”一派的。在大会刚开始不久，“旗派”的“中大八·三一”的中山大学学生和“八一战斗兵团”武传斌等人，抗着红旗冲进会场捣乱，由此壤成了大规模武斗，那天我在东风路上玩，“主义卒”抬着伤者，沿着东风路，从中山纪念堂方向往八一中学总部撤退过来。 6park.com
随着全国全面武斗急剧升温，广州的造反派抢了在石榴岗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海军仓库的枪枝弹药，军队的武器流入民间。解放军是否要镇压造反派，正感到左右为难。武汉7·20百万雄狮事件和北京8·7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紧急召集各地造反派两派头头赴京开会，要求停止武斗，团结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周围。8月的一天，我在捡破烂的路上，看到到处贴满了“打倒王力、关峰、戚本禹”，“憾山易，憾解放军难”的标语，一辆宣传车在马路上开着大喇叭在喊，并散发传单，“邓xx北京来电：周总理说，xxx派应该向‘旗派’靠拢”，在喊我父亲的名字。我捡了一份传单，上面果然有我父亲的名字。 6park.com
2006年，在父亲临终的病床边跟父亲聊天，想减轻他的病痛，他回忆了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事，包括周总理是不是接见他了，亲口对他说了，xx派应该向‘旗派’靠拢的事。他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他提的关于广州地区造反派的事，总理没有当场回答，后来让秘书给我父亲送来一个条子，作为对昨晚开会的问题的答复。 6park.com
北京8·7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以后，周恩来向英国道了歉，港英当局知道了中国政府的底线以后，对在香港搞暴动、扔汽油弹的“左仔”采取了果断行动，香港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被港英当局镇压，许多人跑回广州避难。广东省委急忙成立了“支港委员会”，我妈临时被派去了坐落在广卫路上的“支港委员会”工作，接待香港跑回来的“左仔”。我妈下班很晚，有时候加班就回不来了。我妈对我说了关于香港造反派的一些情况。我妈接待的人之中有一位女造反派是裕华国货公司的职工，跟内陆一样，她们在香港的国货公司上班也是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她参加了在港英总督府门前的示威，向守卫总督府的香港皇家警察读毛主席语录。不知道她向香港皇家警察读毛主席语录是什么意思，是教育阿SIR，还是要夺他们的权，把他们赶回英国呢？她说她特别看不惯她的小妹妹，说是13、14岁的小女孩就涂口红，穿牛仔裤，高跟鞋，出去“窜”（粤语：交不三不四的男朋友）。她自己却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他们这拨“左仔”里，不少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上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层领导。 6park.com
由于防范武斗，越秀北鸿裕道安乐道“H”的各个出口都用三、四米高的大木桩钉成木栅封了起来，只留一个小门进出。市面形势恶劣，捡破烂是没戏了，我只好呆在家里，读了不少书，抄家捡回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唐诗三百首》；加上，那时候父母的藏书还不少：《牛虻》、《一个人的命运》、《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 6park.com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用看书，我都知道。那时候，我不正天天在炼着吗？ 6park.com
1967年年底，大人都呆在家里了，我妈也不上班了。造反派武斗不断升级。一天清晨，有人喊，说东风路上，有车经过扔下了一具尸体。我们跑去看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看到尸体。是一个健壮的男人，双手反绑着，脚也绑着，脖子勒着一根皮带，脸呈紫酱色，嘴流有血，混身光着，遍布伤痕，穿一条短裤叉。尸体已经僵硬。他为什么被人勒死？是他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英勇就义，还是杀他的人以革命的名义将他处决？就像旗派的红卫兵把“主义卒”的头头秘密逮捕，用麻袋装了，抗到今天广州草暖公园-当时的荒废的山岗上，执行处决一样。对“主义卒”的头头的处决是由广州十六中学的旗派女红卫兵首先开枪，用的是AK-47冲锋枪。后来那个麻袋被打成了碎片，血肉、麻袋碎片和泥土到处乱飞。 6park.com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6park.com
越秀北路跟法政路的交界有一个建筑工程局的医院，是红旗工人的在那一带“地总”的地盘的最后一个据点。“地总”老想拔了这个钉子。1968年夏初的一天晚上，战斗终于打响。我们趴在鸿裕道23号的屋顶，看着射击闪光和听着枪声，有一种想看热闹，有不敢靠近的莫名的兴奋。战斗持续到天亮。枪声停了，我们跑出去看，几个背着枪的人正抬着一个伤员从越秀北撤到东风路来。伤员满脸是血，天灵盖模模糊糊的有红有白。那些人问我们附近哪里有医院？我们告诉他们最近的是沿东风路往西走有一个越秀区正骨医院。看那伤员被子弹打中脑袋，能不能熬到医院，很难说。 6park.com
广州市区最激烈的武斗是旗派攻打“地总”盘踞的坐落在珠江边长堤的省总工会。省总工会那栋楼原来是胡文虎“虎标万金油”公司的总部。解放后作了广东省总工会。受苏联影响，50年代在楼前竖起了一个工人的雕塑，粗壮的工人，敞开衣襟，跨开大步，右手拿一把大錘。同样的雕塑如今在美国华盛顿的美国贸促会门前也有一尊。当时在广州地区所有旗派组织都派人参加了这次对“地总” 省总工会的攻坚。其中有：珠影东方红、三元里平英团、八一战斗兵团、红旗工人、一司等等。其实大多数人是来看热闹的，全是些散兵游勇。大楼结实着呢，靠那帮乌合之众，没有炮单用枪打，根本打不进去。一司有一队准备派去越南参战的工人高射炮民兵，用梯子从后面的楼搭天桥爬进了大楼，然后逐楼往上攻。下午的时候，北京中央文革打电话来，命令停止武斗，没人听，战斗继续进行着。晚上，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责令旗派马上撤，旗派才撤了。我是听米司机的女婿公安红旗的头头何河说的，我小叔看见何河了，那天他手拿左轮手枪，腰缠子弹带，活像《英雄虎胆》里于洋扮的土匪，他是在指挥战斗。 6park.com
党中央、毛主席对全国武斗的失控也非常地着急。 6park.com
1968年7月的一天，我们在楼顶放风筝，与其他楼顶的小孩进行风筝大战。我们用牛皮胶水把玻璃粉末沾在风筝的线上，放风筝把线靠上别的小孩的风筝线上，一冲线，就把他的线给割断了，他的风筝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败下阵来，让风吹走了。我们的风筝也有让别人割断的。这种风筝大战广州话叫“戒颻”。突然，空军的直升飞机来了，撒下了大量的传单，过了3个星期，又来了一次，又撒下了大量的传单。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要求全国停止武斗，向解放军缴枪。全国实行军管。 6park.com
建筑工程局的医院那个旗派据点缴枪的时候，我们跑去看了，造反派井然有序地把枪交了。然后一个个地上了解放军的车，说是进了军管办的学习班。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到了美国，我老在琢磨，这学习班在美国的社会体系、法律体系算一个什么事？美国的居委会和中国的居委会又有些什么不同？ 6park.com
这段时间，军管吴润（后来当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部长等人派父亲去东北搞走资派的专案去了。我爸以为他就此可以逃过了一劫。 6park.com
为了证明有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丧心病狂，军管搞了一个“登峰南路60号罪恶展览”。说是造反派用登峰南路60号那栋大楼作为据点，私设公堂，大搞逼供讯，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我妈带着我去参观。里面一个个血渍斑斑，布满粪便的刑房、牢房，配上图片和文字解说，大有“渣滓洞”、“白公馆”的气氛效果。最恐怖的是那句写在刑讯室墙上的标语：“我要吃肥佬肉”。当然，后来有人证明，“登峰南路60号罪恶展览”跟《收租院》大型雕塑一样都是文革时代的宣传品，都是子虚乌有的。只是要证明，解放军“三支两军”介入文革的正确。因为我曾亲眼看到被勒死扔在东风路上的死尸，我是与其信其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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