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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狄凡·刘，美国田纳西人，1934年离开家乡来到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了40年。自从1934年到中国后，她先后经历了洪灾、饥荒、日本军队的占领、国共混战的动荡、新中国的成立以及1966年开始的风暴。
在这40年中，格蕾丝数次与美国的家人失去联系，第一次是在二战期间，她曾有四年杳无音讯，第二次则是足足二十年，家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这位美国女子当初为什么会毅然来到中国？建国前后，当外国人纷纷离开的时候，她为什么留了下来？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动荡中，她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1


我嫁给他是因为我爱他、仰慕他，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最想做的事。
——1934.6.22


1901年，格蕾丝·狄凡出生于田纳西芝德努加，家里有五个兄弟。她从小在姨母开办的一所女校上学，学过拉丁语，背诵过维吉尔的诗、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圣经》。毕业后她在这所学校教音乐。她有着银铃般的嗓子，梦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
格蕾丝在姨母开办的女子预科学校时的学生照1926年，格蕾丝在学校教音乐时，自导自演了一出中国小歌剧，她在剧中饰演主角叮铃公主。居中者为格蕾丝。
1926年，25岁的格蕾丝申请到了音乐奖学金，于是离开家乡来到了纽约，每天满满都是音乐课、试音、歌唱演出、百老汇表演、音乐会和歌剧。她的老师说她的嗓音是「他所训练过的最容易、也是音质最好的一个」。


为了帮助格蕾丝料理家务，她的母亲也搬到了纽约，在离音乐学院不远的西112街的一幢公寓租了个单元。一次在电梯里，狄凡太太遇见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国青年，聊天中她得知这个年轻人单身一人，后来便经常邀请他来吃晚饭。


这个23岁的年轻人叫刘茀祺，在陕西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从小在叔父的严厉教育下长大，13岁时获得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被送到清华大学读书。他在体育方面小有名气，既是校篮球队队员，也是田径队队员，还学会了打美式棒球。毕业后他按照学校的规定，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工程学。毕业后，刘茀祺在洪水控制和水过滤专家——阿伦·黑森的公司工作，他打算在回国前积累一些实际工作经验。
1928年，刘茀祺的康奈尔大学学生照


在一次次晚饭闲聊中，格蕾丝母女都对他那充满神秘感的言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谈起小时候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树上挂着很多土匪的人头，他的家乡如今正被互相征战的军阀蹂躏，他曾经参加过1919年的大规模学生运动等等，这些故事都让她们感到惊奇。


格蕾丝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斯蒂文斯、苏格特爵士、狄更斯、马克·吐温等等，他全都读过。狄凡太太则十分热衷于跟他探讨哲学，话题从孔子、孟子到希腊哲学家，一直到在中国很有名但她不太喜欢的约翰·杜威。他很认同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正因此来到了美国学工程学，他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中国。


格蕾丝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有深厚的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背景，接受过中西兼备的现代教育，而且还文质彬彬、谦卑、自制、自信，所有这些都让人着迷、兴奋。


而格蕾丝的修养、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以及迷人的气质也都吸引着茀祺，就这样，她们相互爱上了对方，但却没有表露出来。因为种族、宗教的原因，这样的婚姻将会是惊世骇俗的，在田纳西州，不同族裔间的通婚是非法的。


离别的时候到了。按计划，茀祺要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大学学一年的水压学，然后经俄国回国，不会再回纽约。在回忆录中，格蕾丝写到：「（告别）之后的日日夜夜，我觉得自己的心完完全全地碎了，生活是如此地凄凉孤独。」而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茀祺，也在煎熬度日。


三个月后，他鼓起勇气，回到了纽约，并且写信给叔父，要求取消12岁时跟同村素未谋面的女子订下的婚约，他坚持要走自己选择的路。回忆起再次见到茀祺，格蕾丝这样写道：
我深知眼前的男人就是我想要的人，是我可以终身相许、相伴，可以共同面对时移世易及生活所带来的任何艰难困苦的人。


尽管遭遇了格蕾丝兄长的强烈反对，但是他们还是在市政厅结婚了。此时，美国经济大萧条正值高峰，茀祺深知公司不久必定要裁员，开始提前做好回国的准备。格蕾丝已经怀孕，他计划等在中国找好工作后，再把格蕾丝接过来。1932年10月4日，茀祺离开了纽约，坐了五天长途汽车来到西雅图，随后坐船回到上海，后来在南京找到一份工作——市政府卫生局副总工程师。期间茀祺每周都会写信给格蕾丝。
1933年，在南京卫生部任副总工程师的刘茀祺（前排居中者）


12月24日，格蕾丝生下一名女孩，取名为「淑莲」（小名「妮妮」）。格蕾丝后来曾这样说：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这些日子。每天推着淑莲出去，我们成了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圣约翰大教堂广场上人们熟悉的身影...所有人都会驻足注视、啧啧称赞。我写信给茀祺说，他女儿轰动了百老汇」。
不仅仅是百老汇，在格蕾丝的家乡芝德努加也很轰动。《芝德努加新闻报》头版刊登了这样的报道：《打破种族禁忌与华人工程师结婚的芝德努加姑娘今返乡探亲》。
《芝德努加新闻报》头版新闻
1934年7月中旬，格蕾丝离开家乡，坐火车来到温哥华，十四天后，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2


现在，我真成了个安逸、奢华的夫人。我们有个男仆给我们做饭、清洁、购物......我都不需要考虑吃什么，我只需要饭菜好了去吃就行了。
——家书，1934.8.4


此时刘茀祺已经跳槽到天津自来水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他希望帮助董事们把这家公司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
尽管此时的中国动荡不安，但在头三年里，格蕾丝「充满幸福、无忧无虑，就像坐在包厢中看歌剧一样，她会感受到震撼、悲哀、恐惧，但因为远离舞台，终归还是安全的。」


格蕾丝到中国时，天津有英国、法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租界，这些租界有自成一体的商店、公园、警察、学校、语言、建筑、银行、餐馆和法律。租界内的生活像个乡村俱乐部，5点钟酒瓶开启，一切工作便停止了，赛马、化装晚会、电影院以及私人俱乐部等等，社交生活无与伦比。
民国时期天津租界
格蕾丝不太喜欢这里的大多数人，但是对新生活充满了好奇。在家书和回忆录中，她记录了很多让她新奇的地方。


有一样真正中国的东西是几乎每条街上都有的小吃摊。他们卖的是用中国小碗装的各式最香最好吃的蔬菜、肉、蒜、大葱和红椒做出来的小吃。秋霜遍地的早晨，你简直无法想象那美味的有活力有多大。拉车的苦力、上班路过的人多会停下来吃一两碟热腾腾的小吃。


格蕾丝来中国不久，刘家找来了一个19岁的厨师和一个阿妈，他们在刘家做了20多年，直到1955年才离开。
他曾在英租界内著名的利顺德酒店做学徒……虽然年轻，确实个厨艺出众的厨师，但我骄傲自大，觉得他是在我教给他如何用美国南方做青菜和美国派的方法后，他的厨艺才更上一层楼的。


我忘了买做派用的烤盘，孙保善出去借了一个。这些中国仆人们有个很有意思的相互转借体系……有时候，要是我的某个碗或锅不见了，那肯定是孙保善借给了哪个人的厨师去用了。


既然要在中国生活，格蕾丝免不了要学中文，她每周都去女青年会上两次课。
中文别提有多难学了。读和写还不算太难，可说却难得很！——每个发音都有四个不同的声调，每个声调都有不同的意思。比如，某个发音的某个声调意思是 “椅子”，换个声调就成了“胰子”……她们能听懂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自豪。


她也开始看到中国的另一面：
天津的日本租界内满是海洛因和鸦片烟馆（仅向中国人出售）。很多低档的大烟馆，每晚都搬出很多死尸扔进海河。有一两次，有人指给我看河里漂浮着的尸体时，我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但是，所有这些好像跟我的生活丝毫不相干。


与刘家来往的大多是外国人和有地位或背景相似的中国人，比如海外留学归来的、跨种族婚姻的、混血儿。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格蕾丝常常遇到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这是非常隆重的一次晚宴，共有15位客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我根本不知道入座的时候会有固定的、人人皆知的客套…当女主人叫我坐到某个位子上的时候，我便很顺从地坐下了，但却惊奇地发现其他客人被请到某个位子坐的时候，个个都摆手拒绝坐到指定的位子上，嘴上还不停地说着：“不，不，让别人坐这个位子吧。”经过很多礼让、劝说、推让之后，终于都落了座，宴会才得以开始。
回去的路上，格蕾丝向茀祺吐槽说，不按女主人的安排入座可真够不礼貌的。茀祺大笑着告诉了她原因。


另一次，刘家应邀前往茀祺的一个老同学家吃晚饭，餐桌上每盘炒菜里都有格蕾丝爱吃的肉丝，于是她把菜、肉堆到米饭上，边吃边续着菜，每口吃的米饭很少。一顿饭吃完，她只吃了一碗饭，其他人都吃了好几碗。回去的路上格蕾丝又跟茀祺吐槽说，他们的饭真好吃，可惜菜有点儿不够。茀祺又大笑着告诉她，中国人主要吃米饭，菜和肉是就着米饭吃的。


格蕾丝到天津的头几个月最爱到古玩店消磨时间，买了不少奇特的瓷器、象牙和漆画，有次看到一幅卷轴画像，画像中有一位特别精神的白胡子老爷爷，身穿玫瑰色长跑，优雅的手向花间的小鸟打招呼。她很高兴地买下来了，自以为是了不起的发现，拿回家想挂到居室的墙上。茀祺看到了很震惊，告诉她不能挂在这面墙上，最好还是交给孙厨师处理。后来，她才知道这幅画画的是灶神……


这些因文化差异闹出的笑话，让格蕾丝既有点儿羞愧又觉得很有趣，她正在逐步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家。
1935年，格蕾丝与妮妮在天津英租界内的戈登堂前
1937年6月底，格蕾丝和朋友带着她们的三个孩子和三个阿妈来北戴河避暑。天津和北京的很多外国人夏天常常会来这里，格蕾丝说这个北方海滨度假胜地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地方」。北戴河距离山海关不到60公里，是日军南下入侵的必经之地，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京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两周后，她们赶上了最后一趟开往天津的火车，之后，铁路就被日本人控制了。
1937年，妮妮与格蕾丝朋友的孩子在北戴河海滩玩耍。次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3


我们在灼热的太阳下，站在屋顶上目瞪口呆地望着几十架飞机满城扔着炸弹……连续三天三夜，日本人用大炮和飞机向南开大学倾泻着炸弹。
——家书，1937.9.15


日军轰炸后的天津
1937年7月27日，日军开始轰炸天津，持续五天的轰炸让这座城市满目疮痍。日本人并不打算在这个时刻与欧洲国家为敌，因此租界躲过了一劫。不过到了1939年6月中旬，这片世外桃源变成了监狱，每个出口都架起铁丝网路障。任何出入人员都会受到日本宪兵没完没了的拷问，备受侮辱。从学校回家，妮妮都得经过封锁线向日本人鞠躬，为免鞠躬，她在围墙上发现了一个洞口，每次都从那里直接钻进租界。


1939年夏天的大洪水是当时人们记忆中最大的洪水，波及范围超过了5000多平方公里，英租界的一些地方水位超过了3米，上百万人死于洪水或成为难民。格蕾丝在家书中写道：
我们周围的水深大约有六英尺（约1.83米），地下室、锅炉房和储煤室都完全被水淹没……站在屋顶，放眼望去，任何能漂浮起来的东西上面都站满了人，我看到有一家大小，从老奶奶到新生儿都挤在一起，边上有几样他们抢救出来的家用物品……开始的两三天，除了一点鱼腥味儿之外，没有多少太难闻的味道。但是最近的两三天，我们好像搬到了地球上最恐怖、最令人恶心的下水道上了。
1939年天津大洪灾
洪水一度威胁到供水系统，茀祺和同事整天在污水中行走，检查阀门，确保供水不受污染。作为供水系统的负责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他们很担心会发生故意破坏的行为。一天，日军司令用枪指着茀祺威胁道：「如果供水系统有任何中断，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你。」格蕾丝在家里时不时打开水龙头查看自来水是否正常，如果水很清澈，她就放心了。


洪水过后，租界里的生活又变得有生气起来了。她在家书中写道：
我又开始唱歌了，在天津，我是个小有名气的“主歌手”……在妇女俱乐部，我演唱了《卡门》中的《麦克尔拉之咏叹调》、舒伯特的小夜曲、《乡间骑士》中的《圣母颂》和四首短歌曲……你读过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吗？这本书好极了！


1937年和1941年，格蕾丝分别又生下两个孩子，女孩叫爱莲，男孩叫维汉（William）。妮妮和爱莲此后一直生活在中国，维汉在1974年陪格蕾丝回家乡时留在了美国教书。


一天清晨，格蕾丝看到窗外大街上整列整列的日本兵和汽车缓慢前进。整个封锁期间，日本人都没有穿过封锁线进入租界，她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大批涌了进来。在天津，那一天是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是12月7日。炸弹倾泻在太平洋上的珍珠岛的同时，日本人也占领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此后四年，格蕾丝与美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没有留下任何信件。


4


我不是共产党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是，但是，在我们完全生活在日本人的魔掌之下的那些年月里，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八路军成了我们唯一的安慰。我知道，他们离我们不远。
——家书，1946.4.1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上的美军立即被遣往中国维持秩序。9月，海军陆战队到达天津，一位来自芝德努加的美国大兵找到了格蕾丝，她终于跟美国的家人取得了联系。此时的格蕾丝已经从离开美国时的125磅瘦成了86磅。《芝德努加新闻报》登载了这样的头条消息：《海军陆战队找到家人早以为死亡的本地女子》。
1946年，《芝德努加新闻报》刊登了格蕾丝的消息。照片为找到格蕾丝的盖尔斯·布鲁克斯与格蕾丝的兄长山姆及小弟爱德华的合影。


在家书中，格蕾丝写了这4年的情况。1941年，因为公司高层亲日力量的作祟，茀祺被自来水公司撤职。1942年，因为没去领救济侥幸免于被送往潍县的集中营。「有一年半的时间，我都没出过家门一步。」因为不愿替日本人做事，茀祺根本找不到工作。幸好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点钱，大多数朋友都去了内地。孩子们不停地得流感、支气管炎、哮喘、伤寒、麻疹。


妮妮在1946年也给美国的表姐爱丽诺写过一封信：
我现在13岁，我在天津美国学校只上到三年级……那时候，整个学校都很脏，冬天没有暖气不说，而且90%的学生都有肺结核。我的五个同学已经因为这种病死了……我们都得学日语，我们都不喜欢，所以我们都故意考不及格。


从1944年起，格蕾丝开始在家中收费教英语。因为日本人不允许学校教英语，所以她的生源很多。健康状况允许的时候，她一天教七八个小时。她的很多学生后来都去了内地抗日。
战后，物价每天都在无节制地上涨。格蕾丝在1946年3月8日的家书里写道：
前两天，我花了11000元买了四个小小的日本橘子。我开始在黑市上买柚子汁、菠萝汁和西红柿汁，每听5000元或6000元。
二战后的刘家，坐在美国海军的吉普车上，1945年9月
天天都有美国大兵来作客：
这些青年军人在某个岛上待了很久，天天吃罐装食品，对他们来说，任何新鲜饭菜，味道都极好。我总准备很多蔬菜和沙拉，你真应该看看这些青年吃萝卜和菠菜的样子！他们给我们提供充足的咖啡和糖、听装牛奶和可可，同时，她们还会带来些可乐。可乐我实在是买不起。


1946年，国共关系紧张起来，格蕾丝对国民政府看得越来越清了，也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
国民政府的报纸、电影、电台等各式宣传和我们听了八年的日本、德国宣传一样令人作呕。那些被派到这里来各处走走看看，待了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年的美国报纸的记者们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他们永远是局外人。


格蕾丝从报纸上看到，被委任为天津市领导职位的人竟然是一度与日本人勾结、撤除茀祺职位的人。她完全忍不了，于是去了美国领馆，对领事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是日本人的傀儡，中国人不该受这样的人管制。」领事满怀歉意：「是啊，这样的事在所难免。就连在欧洲，他们都得使用傀儡……」格蕾丝受不了他的敷衍：「我并不想给任何人惹麻烦。但是，我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我是美国公民，在华盛顿也认识一些人，我要给他们写信讲讲这事。我要向他们投诉，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领事秒怂，结结巴巴地求她别写信，说一定会解决好这事儿。几天之后，那个人果然被替换了。


通胀越来越厉害，货币疯狂贬值，学校便要求学生用面粉付学费。开学第一天，为了把成袋的面粉弄到学校，爱莲和维汉都得坐人力车去上学。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秋天，从中国的大撤退到了高潮阶段，格蕾丝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要走了，她的一位朋友多萝西告诉她，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一天，格蕾丝从美国领馆回来跟茀祺说：
她们告诉我是时候离开了，行程中的一切他们都可以安排，并保证你到美国后可以得到重新安置。不过，我跟他们说我得先和你商量一下。我所知道的是，我不会跟你分开，自己到美国去当难民。
茀祺完全没有离开的打算，他担心国民党在撤退时会把自来水设施炸掉，他要留下来保护这些设施。格蕾丝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对她来说，丈夫和孩子是最重要的，她根本不担心安全问题，她已经克服了这么多困难，还有什么无法克服的呢。
1948年，刘家全家福。这是解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1949年元月15日，解放军进入天津。格蕾丝在回忆录中写道：「放眼望去，满街满巷，看不到头尾的是一队行进的队伍，他们沉重的脚步声完全融入了呼啸的风声中，看上去宛如一支幽灵队伍，无声无息地向前行进着，一队接着一队。」街上没有一个老百姓，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所有人都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看着。


当时11岁的爱莲记得解放军来了之后的情形：
（他们）住进了人们的家里，他们睡在过道或任何可以睡觉的地方。我们家没住解放军战士，但是，可能有一个连以上的战士住在我们这条街上。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院，清洁、整理各种东西。我便问，怎么不给我们家安排一个战士来？我们家也有过道，有地方住。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有个外国人啊？我从街上来回走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士兵多么有用，所以我也想要一个。他们帮人们扫院子、生火，还照看孩子。我看到他们很多人都抱着孩子或推着婴儿车在街上来回走。一天，我经过一户人家门口，看到这家的当家太太正要出门，嘱咐抱着她孩子的士兵说：“记住你要在这个钟点喂吃的，那个钟点做那个。”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谁都不相信。


解放军接管后不久，工商业开始正常运作，学校和医院也恢复了，新货币发行后物价开始稳定，物资也充沛起来。
邮政服务恢复不久，格蕾丝收到了很多过期的美国杂志，她在1949年1月《星期六晚邮报》杂志上看到一幅社编漫画：「样子可怜兮兮的一个中国人（我猜是用来代表“中国人民”的）坐在荒芜的一堆乱石上，远处是烟火四起，从天而降的是即将把“中国人民”的头砍掉的镰刀斧头」。
那幅让格蕾丝愤怒的漫画
这幅漫画让格蕾丝愤怒地拿起了笔，在1949年4月给《星期六晚邮报》编辑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描述了她在天津被解放军接管三个月内的见闻。这封内容翔实的信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比，在海外华人世界影响尤其大，新加坡、旧金山和世界上任何有华侨的地方都有印行。


她在那封信里写道：
我听一位美国人很沮丧地说，这是他听说过的第一支不淫乱的军队，这支军队就像麦考莱形容克伦威尔的军队那样：“在此独一无二的军营内，听不到任何咒骂声，看不到任何酗酒者或赌博者，而且，经过长期的军人统治，平民的财产及妇女的名誉均被视为神圣之物。”这里只有“无咒骂”一项不适用于八路军——咒骂是中国人说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都有大量歌舞，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八路军把秧歌教给全城所有的孩子。这种舞很像芭蕾，一般都是一首歌用具有不同意义的舞蹈动作表达出来，诸如从河中挑水、播种、采棉花、脱谷等。我的小儿子，一边模仿着铜钹敲击的声音，一边做出一副战士上战场的样子，满屋子跳着秧歌……有一部分国民党战俘被关在老帝国剧院内，有一回，我路过剧院时看到了他们——几百人坐在剧院外面和解放军一起唱革命歌曲……


5


最后的一两个小时中，他握着我的手，不断地亲吻着……就这样，茀祺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
——致友人的信，1955.9.24


随着新政权的到来，格蕾丝越来越关心孩子们的教育，她现在有三个学龄儿童，一个上中学，两个上小学。以前，她需要哄着他们起床，盯着他们做作业，而现在，12岁的爱莲很自觉地把闹铃定在六点，为什么要这么早起床？因为轮到她值日巡逻了。她的外套上戴着写有「服务」两字的肩章，她要看护低年级的孩子们，维持操场秩序，制止乱扔垃圾的行为。8岁的维汉告诉格蕾丝，他们小组定期开「恳谈会」，讨论自己犯过的错误，比如他曾经在上课时说话，后来罚自己写了五页大字（用毛笔写的大小约一英寸半的字）。


城市面貌也在极速变化。格蕾丝家门口的垃圾箱周围再也没有乞丐、浑身疥癣的狗或是密密麻麻的苍蝇了；再也看不到警察殴打人力车夫，但是交通变得高效有序多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正在全方位妖魔化中国，格蕾丝在美国的电台、杂志上看到所谓的发生在中国的事，经常会笑出来。这段时期，她写的家书几乎都是批评美国政治、描述中国真实现状的。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家人的来信越来越少，1954年以后，格蕾丝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刘茀祺又回到了自来水公司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如今他能埋头工作、培养年轻人，而不必被官僚主义所牵制。1951年，茀祺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后来《中国建设》杂志还请格蕾丝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于是她写了《我丈夫是个劳模》，描述了茀祺的工作经历，也写了他在被评为劳模后趣事：
成为劳模后不久，茀祺就被邀请到电台作广播讲话，这是他的第一次。出门前他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紧张感。我们全家都在饭厅围着收音机，紧张地等着“特级劳模刘茀祺”讲话。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喊叫般的声音，他连气都没换，就这么一直高喊着说下去，到最后一声难听的吼叫后，便戛然而止了。等我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都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等他回家后，孩子们都嘲笑他当劳动模范可以，当广播模范不行。


一家人正在阅读格蕾丝发表在《中国建设》上的文章《我丈夫是个模范》，1953年。
1954年，茀祺被任命为中国给排水设计院院长，负责全国城市发展中与水相关的一切事务。然而第二年，格蕾丝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年仅50岁的茀祺积劳成疾，患了肺癌，不幸病逝。格蕾丝伤心欲绝。
政府发放了茀祺一年的工资给她们，如果节俭些用，可以撑到几个孩子们读完大学。这位曾经的贵夫人打发走了用人，搬到了一处便宜许多但面积更小、有17户人家合住的旧楼。她第一次像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生活，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1957年，格蕾丝加入中国国籍，并取了中文名字——刘狄英。
1957年，高中生爱莲、维汉和在自来水公司工作的妮妮
邻居都很友善——帮格蕾丝点煤炉、一起做饭烧菜、洗碗擦筷，格蕾丝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跟她们交流，了解新事。王太太告诉她，自己加入了街道妇女政治学习小组，学习深度的关于新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格蕾丝听了肃然起敬。家庭主妇的政治参与度都很高。1956年格蕾丝写了一篇题为《选举之日的天津》的文章：
我今天和那些家庭主妇们讲了选举人民代表的事。老太太们不支持某个候选人的理由可是最逗人的了。比如说，一个老太太说：“不，不，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他！那天他在街上碰到我，连招呼都没打。”另一个在说到一个女候选人时说：“我觉得她不会是个好人民代表。有一回，她把我们家的鸡都赶到了院儿外。”……选举代表的那天，我望着楼里的妇女们在院子里集中，都差点儿没认出来！她们把去投票站投票当成一件大事，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和夹克，头上还戴了花，化了妆！
正是这种集体生活，让格蕾丝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后来她回忆说：
在中国，人们不怎么在意隐私，我们的门总是敞开的，各家的孩子可以互相跑来跑去，向你要这要那——给口水喝、给口吃的，或者问你几点了……对我来说，这种环境实在是天赐一般，具有愈合作用，救了我的命。


6


今年的第一次运动期间，我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批评，反而受到很多表扬，差一点就进入了自满的危险境地……当我想到我先生在世时给我的抚恤金就快用完时，我对未来就会害怕担忧。但是这一态度难道不是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的表现吗？
——在南开大学的自我批评小结，1958.8.14


1957年，天津居民的人数已超过三百万人，学龄人口增长特别快，教师的需求极大。格蕾丝从一个朋友处听说南开大学正在寻找英语老师，便前往面试。系主任李教授是个老式中国知识分子，曾师从鲁迅。面试时李教授问格蕾丝什么时候到中国的，当她回答说是1934年时，他说：「啊，我翻译的《简·爱》中文版的第一版就是在这一年出版的。」《简·爱》是格蕾丝最喜爱的书之一，她便顺口答道：「你知道吗，夏洛蒂·勃朗特写这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不过，我翻译这本书用的时间却长得多了。」他们聊得很投机。


这样，格蕾丝便开始在南开执教。她成了组织的一员，有了自己的职业，也有了同事。她终于成为了参与者，再也不是圈外的旁观者了。冬天去学校的路上冷风刺骨，体重不到90磅的格蕾丝常常得抱紧路灯杆，不然便会被风刮倒，这些都没有影响她对教学的热情。起初，她是临时教师，教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她的课非常受欢迎，不久便成了全职教师。


不过，格蕾丝发现中国传统的英语教学法是以讲解语法和翻译为主，从来不用口语交流，与她之前在家里教学生的方法有很大不同。有一次，一个高年级学生刚上了其他老师的一节深入分析艾略特诗句的课，格蕾丝问他几点了，他只能指着手表让她自己看。格蕾丝说：「真不可思议！浪费了多少时间！」她告诉学生这不是他的过错。很快，就有传闻说格蕾丝批评了系里的人，英语系那些资历很深的老教授都很不高兴。


1958年正值整风运动，到处都在开展「学习与批评」活动。毛泽东曾在《反对自由主义》里说在背后批评别人是「小资产阶级的外衣」。在这场运动接近尾声时，格蕾丝写了一篇自我批评。


我不爱当着某个人的面讲真话，特别是对那些很友善的人，这样会让人不愉快、难为情。所以，我给自己找借口，觉得自己应该讲点儿策略。我自我安慰说，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是人性共同的弱点。但是，我终于认识到了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并且，我们的观点一旦改变，这种思想也便完全可以克服。


另有一次英语系开会，专门批评格蕾丝。格蕾丝先自我批评了一番，批评得非常彻底，她觉得这样别人的批评就没多大意义了，因为她已经提到过了。但没想到有的老师批评她用的材料是西方的、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而且是在殖民地国家使用的材料，是帝国主义用过的材料，因为有些是英国来的。这样说岂不是连教英语本身就是个反动行为呢？不过格蕾丝没有太在意，她知道这类会议上，批评往往会过分一点儿，但是过后人们并不会太当真，该用的材料还是照用不误，她觉得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是否为了人民、为了劳动人民，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教书」。


格蕾丝开始玩了命地学习、工作。她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所有与语言教学相关的书，这一资源用完后，她开始查寻杂志和最新的出版物，与国外的语言学家取得联系，写信索要资料。她试着说服系主任李教授，指出当下的教育法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要为实践服务」的教导。她还写信给外交部长陈毅，提了很多改革英语教学的建议，得到了支持。
格蕾丝在天津自家屋后的院墙边
1962年冬天，格蕾丝被查出得了乳腺癌，手术很快做完。不过，她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文革」开始了。儿子维汉回忆：
我知道母亲在哪个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对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而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她说话、写东西要非常谨慎小心。我甚至还设法审查她的信件内容，这让她又生气，又觉得很好笑。母亲向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来都不怕表达自己的意见。她在过去的几年中学会了嘴上把关，但是我可以看出这几个月来，她实在耐不住了。


1967年8月，北京掀起了一股排外风潮，仍然留在中国的寥寥无几的外国人，大多受到调查，特别是他们的信函和文件要接受检查，看是否有泄漏情报的迹象。格蕾丝有一位在北京外语学院教德语的瑞士朋友李奥佳，她们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信函往来，写的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但这些私人信函却成了格蕾丝的罪证，前来抄家的红卫兵说，李奥佳一直向瑞士大使馆传递重要情报，与其通信的格蕾丝肯定也是外国间谍。他们查抄了格蕾丝家的信件，她喃喃自语：「这下他们可有的读了！这没准儿能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呢。」一天，整个南开校园里响起了高音喇叭声：「革命同志们，我们取得了一场特大的胜利！我们胜利地抓获了隐藏在我们学校中的美国特务！……请全体革命同志明天早上到大礼堂集合，批斗刘狄英犯下的罪行。」


1965年5月，格蕾丝骄傲地抱着自己的第一个外孙女——爱莲的女儿。
政治气候的严冬终于过去了，坚忍而乐观的格蕾丝熬过了人生中最冰冷的日子。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激起了格蕾丝与美国家人联络的热切希望。1974年2月12日，她尝试着给舅舅在田纳西州创办的麦考利学校写信。当时学校的校长正是格蕾丝的表弟，他很快帮助格蕾丝与弟弟汤姆取得了联系。那年10月，格蕾丝在维汉的陪伴下，重返离别了40年的故乡。
1975年，格蕾丝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摘西红柿。1976年，格蕾丝在芝德努加，终于有机会在久违的钢琴上弹奏一曲。
格蕾丝在故乡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5年，那几年，她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1979年，格蕾丝收到信件，说南开已经将她升为副教授，她很高兴，这意味着她被平反了。然而不久后的4月25日，格蕾丝不幸病逝于旧金山医院，终年78岁。


1980年，南开大学为她召开了追悼会，在官方悼词中有这样的评价：
刘狄英先生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坚定地支持丈夫把自己的学识和才智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她排除了重重困难来到中国，无怨无悔地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我们悼念刘狄英先生，要学习她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寻求真理、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学习她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我们将永远缅怀刘狄英先生对我国的深厚感情和对我校英语教学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刘狄英先生安息吧！
1957年，格蕾丝在南开任教时的留影，追悼会上用的就是这张照片。




参考资料：
《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爱丽诺·麦考利、刘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