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学说（下）

董平：“知行合一”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学说（下）

2.“感知”是心体原在之“思”的能力的对外运用，故“感知”必有对象，而又必落于特定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而这正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境。如若“知觉”是心思之内向的“照用”，则“感知”便是心思之外向的“照用”，因此就心体自身之实在性的自我实现而言，它是必然要求通过眼耳鼻舌身之“感官”对于对象之“感”而还原其当前存在之真实的，真实之“感”的结果即是“知”，“知”则是基于“感”而实现的交往对象之当下实相的还原。即感即知，即知即感，是为“知行合一”。“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阳明将它放置于“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中予以重新观审，认为这正是《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所谓“真知行”，也即是“真实的知行状态”，即是知行“本体”。“见好色”而“知好色”，乃是即感即知；“知好色”而“好好色”，乃是即知即行，故谓“知行合一”。“见”“闻”作为感官活动，在特定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之中，正是“吾”心体之本然知觉能力的对象性运用。就“真知行”的意义上，即感即知而真，即知即行而真，皆为一实体流行，自无妨碍。但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感”是必然地属于特定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中的感官活动，并且感官活动事实上是必然受到对象的某种“牵引”的，因此其“感”是否能如实还原对象之真的当下状态，这一点是存疑的。故仅随感官之“感”即以之为“真”而随之以行，是谓“惑”，它必然带来本心之实相的遮蔽。即感官之“感”而即知其真实与否，则必依于心体之照用的显现。因此，在“感知”过程中，“感”能否实现对象当下存在状态之真，其实并不由“感”本身来保证，而是由“心之本体”的“知”来保证的。正因此故，随“感”而即以为“真知”，便即依此行去，定是冥行，非“知行合一”之谓。随“感”之际即心体显现而真知其所感是否为真，依此真知而行，是为心体自我实现的当下方式，是为“知行合一”。在经验意义上，大多数人正因此“知”“行”之不能合一，不能自觉实现心体本然之真，于是便枉过了一生。因此在阳明看来，“知行合一”既是心体实现其本然真实的根本方式，那么对于现实中的个体而言，由不自觉的“知行合一”至于自觉的“知行合一”，由知行之未必合一、不能合一而至于合一，便即体现为以“诚意”为本的修身工夫，也是人实现其真实存在的根本的经验方式。

3.“知识”是“知行合一”所涉及的第三向度，它是在特定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中，主体对于“感知”对象之当前状态的所以然之故的还原，其结果即体现为关于对象之真实认知的“知识”。显而易见，“感知”是具有过程性的，情感、知识、审美、意愿，乃至于想象、理想等等，其实都是心体之“知觉”的本原能力对外运用所达成的不同“感知”结果，在这一广义的“感知”意义上，尤其是从“感知”本身的过程性着眼，那么“知”“行”因呈现为过程性上的同一性，因而不能两相区分，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基本事实而已。比如在特定的“认知交往关系情境”中，“感知”实际上即转变为一个关于对象的知识过程，在这一意义上，“知行合一”显然是包含“知识论”意义的，并且正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知行合一”在对治朱熹“知先行后”而分知、行为“两截”之弊病的同时，发展了、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知识论。当前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知识无关，“知”只是“良知”，是一种关于德性实践，或道德实践的理论。甚至以为，在知识论意义上，“知行合一”是讲不通的。而我的观点则认为，如若果真如此，则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熹的“知先行后”就并无区分的必要，因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同样是关于道德实践的学说。我更想说的是，阳明的“知行合一”不只是与道德实践相关，同样与特定交往情境中的对象之实然状态的还原，也即是“知识”相关。甚至包括情感、审美在内，其真实意义都可为“知行合一”所统摄，因为从根本上说，“知行合一”就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学说，它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如何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存在及其意义与价值。如果把包括知识以及情感、审美等在内的人的现实活动排除在这一学说以外，按我的观点，至少是狭隘化了人的存在，更与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不相契。

4.“知行合一”最终被表达为“致良知”，代表了阳明的“最后之说”，而“致良知”也即为“知行合一”的第四向度。下面将此专列一节予以论述。

三“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终极形态

正德十四年（ 1519）平宁王谋反之后，阳明在江西讲学，始揭“致良知”之教。因此人们也许不会反对我说“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终极形态。但时下的研究，人们大抵以为“良知”是德性，是人本之于天的内在道德，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意识，因此“致良知”便是关于道德的实践，惟德性实践达于“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便是成为圣人。我通常并不否定这样的一种解释，因为毫无疑问的是，道德实践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但我更加坚持的观点是，经验世界中的一切道德的、伦理的意义与价值，都必以真实或实相的还原为基础性前提。且就真、善、美三者的关系而言，“美的”比较特殊，它既可以是真的，也可以不必是真的；真的虽然未必是善的，但善的却必须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真”可以统摄“善”“美”，所以追求“真”就既是“善的”，也终究是“美的”。“良知”虽然有个“良”字，但若将它仅仅领会为“善的德性”，我确信那是过于狭隘的。

在阳明那里，“良知”即是“真己”，是心本体的真实存在本身。本体的存在是先天的，但需要在后天的生命过程中实现其自身；它的真常的实在性是不受后天染污的，虽然它可能被遮蔽，却不可能被污染，更不可能被殄灭。正是这一真常实性本身，才是人同一于圣人的本质实在性。因此作为成为圣人的根本工夫，“致良知”实际上与“知行合一”同一机杼，都是主动、自觉实现“真己”，使之体现于所有一切经验的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之中，以“真己”之真实还原对象于当下情境中之真实。因此“致良知”可以涵括“知行合一”，实为“知行合一”之工夫的终极形态。稍微仔细点说，则“致良知”其实包含着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以“诚意”为根本的心上功夫，一是以“格物”为内容的事上磨炼。前者是个体对于作为“天命之性”的本然良知，也即是真常不易之“真己”的内在自觉，这是主体性的自我建立；后者则是“天命之性”的现实转换，是以“致”为现实工夫而实现主体性向经验世界的实际推展；前者是主体自我的内在“独知”，后者则是“独知”在经验世界的自我实现；前者是人格之先天圆成的本体自在，后者则是人格之圆成的现实成就。因此“致良知”所实现的境界，便是主体的道德世界与现实的生活世界、超越的真常世界与生存的价值世界，以及一切知识、情感、理性、意志、道德的生活，皆内外俱彻，上下一贯，先后一致，通为一体，立天下之大本而弥纶天下之大经，涵盖乾坤而参赞天地之化育，是为人格之终极圆成境界，也即是圣人的境界。

总而言之，阳明心学是关于人与世界之存在及其意义与价值的体系化学说，“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则是实现人的“真己”的根本途径与方式。“真己”体现于经验的生活世界，也即是先天原在的真常实性转换成了后天经验的真实存在本身，人格因此而得以圆成，于是生存的现实世界即成为超越的智慧境界，生命则因此而转进于存在与价值不二的理想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