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现代性”视域下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知识生产（下）

孟钟捷：“多源现代性”视域下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知识生产（下）

18世纪中叶，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开始关注自身历史的演变进程，哲学史应运而生。此时的哲学史带有多元主义色彩。哲学被视作一种智慧生活方式，象征“理性思考和反思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时的德意志思想家都是从好坏而非有否角度评说中国哲学。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多样论”便是这一思维的产物。在德意志启蒙学者看来，没有中国哲学，所谓“世界哲学”是不完整的。同理，没有中国历史，自然也无从构成“世界历史”或“普遍史”。就此而言，中国知识构成启蒙哲学和启蒙史学的重要源头。

直到18世纪末，一系列变化才使得中国知识的价值在欧洲社会急速下降。如前文所述，关于中国的信息来源从在华耶稣会士的报道变为旅行家观察报告后，西方对中国知识的质疑声增多。启蒙运动晚期，人类学的发展推进地理环境、人种与文化等级制的联系性思考，如赫尔德便充分吸收此点，把因自然条件形成的稳定生活意识视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作出“幼稚论”的判断。在此之后，有关“哲学”的自我认知也产生重大变化。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座中提出，“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英雄留下的“普遍的精神”或“世界精神”不是静止的，“它的生命就是活动”。正因如此，“停滞不前”的中国思想不属于“世界精神”，“意志的有限性”让中国哲学以及印度哲学必须被排除在哲学史以外。由此，关注生活智慧的中国哲学便不是哲学史的书写对象。

同样，在历史学领域，兰克的历史主义观念取代哥廷根学派普遍史书写传统。这位现代历史学之父认为，观察世界是重要的，但必须重新研究普遍史，因为它们“都是零散破碎的”，希望“从更高的视角创作历史，并确定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逻辑下，欧洲历史、德意志历史、普鲁士历史凸显，而中国历史不再被纳入新世界史范畴。

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西欧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崭新的政治体验和经济生活，逐步改变欧洲人的时间观，从迷恋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延续性转向创新性，以至于古典中国不再是欧洲思想家关注的焦点，甚至出现以“古希腊罗马—欧洲—西方”传统批判“缺少理性，因而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国思想。当然，把中国知识作为“古代性”代表，同样是该时期欧洲现代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它恰好提供了文明阶梯型发展的所谓“证据”。

尽管如此，17—18世纪，德意志启蒙运动并不与英法同步。从普芬道夫、莱布尼茨到康德、赫尔德，他们都不主张批判教会，也没有提出推翻专制王权。他们在中国知识生产方面同样如此，更多关注中国经验的“融通性”问题。这与德意志地区当时处于政治、经济、信仰分裂状态息息相关。这一点进一步证明，即便在欧洲，现代性依然拥有多源且多元的特性。

此外，“多源现代性”的问题意识还试图超越21世纪以来有关“大分流”的各种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到王国斌（R. Bin Wong），无论是探究18世纪之前还是之后中欧发展道路差异的学者，基本是在“多元现代性”解释框架内思考问题。相反，“多源现代性”更希望研究者聚焦现代性启动初期的“大合流”，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早期历史。正如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所言，“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历史研究不能把“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现象转化成静态的、没有关联的事物”。他认为“不存在什么‘当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拥有‘冷性’（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历史的人民”，进而提出“文化丛”（cultural sets）这一流动性与可渗透性观念。就此而论，“现代性”正是一种“文化丛”，它的形成融合多种文化经验，而不仅仅是西方观念的结晶。

进一步而言，“多源现代性”的解释框架试图基于历史逻辑，借助科学范式变迁为认知启蒙时代的中德文化交往提供新视域。19世纪以来，现代历史学不断接近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范式，以确定的时空定位为民众提供精确的历史知识及一整套线性因果解释。进入20世纪，量子力学迅速发展，促使科学范式发生革命性转变。特别是在微观世界，科学家发现时空定位的“测不准性”、电子轨迹的“波粒二象性”以及量子叠加态、纠缠态等多种现象。最近的研究表明，量子力学理论也可被用于部分宏观世界的观察和描述。早在7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便已敏锐发现，科学范式变迁“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确定性，以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绝对的可测性”。尽管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但他依然希望青年一代抓住“不确定性”特质，进一步深思“史学的徘徊和不断的自我反省问题”。“多源现代性”正是在新科学范式基础上得出的，包含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启蒙时代全球思想的流变及其文化迁移并不存在固定模式，因而不能用现当代价值尺度测量。当时，中欧两地文明仍在发展，双方的交流以各种形式推进，特别是基于个人兴趣及时空特点的认知行为往往呈现极端对立现象。如在中国，当时既有徐光启等主动向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学等西方知识的学者，也有极力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派。同样，在德意志启蒙思想家中，既有尊崇中国文化的莱布尼茨，也出现赫尔德因反感洛可可风潮而对中国文化的大量负面评价。再者，知识来源的变化、个人经验的不同以及学科认知的发展，都会成为变因。以“东方主义”或“汉学主义”的确定性价值来评判这段历史，将会掩盖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多源现代性”观点则认为，中欧两种文化相遇所造成的思想交融覆盖了多种样态，属于当时的合理现象，应与19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论及西方霸权主义思想区别开来。

第二，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知识生产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主体认知行为，而应被视作主客体为一身的更为复杂的“叠加态”。换言之，从普芬道夫、莱布尼茨到康德、赫尔德，在认知中国的进程中，他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通过观察视角的变化，能够发现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知识生产方面的不同特征。作为主体，他们选择性转述来自传教士或旅行者的中国认识，从中提取启蒙元素；作为客体，他们根据自身启蒙观念去不断重构中国文化特征，并总结两者的异同，进而把重构与认知行为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德意志文化与英法文化的异同性也得到进一步揭示。由此，欧洲文化的现代性才得以孕育而生。换言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持续性观察和论述，实际上就是对自身现代性及其产生的文化实践进行不间断认知和建构。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所言，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陷入同其研究对象的话语争夺中，进而让包含自身行动的交往关系成为认识对象。当然，就德意志学者的中国知识生产而论，他们依据的传教士或旅行者书信及论著并不一定正确描绘和反映中国形象，但并不妨碍他们在一种未得确证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符合自身目的的知识加工。这恰恰证明，中国知识作为德意志现代性的源头之一，并不是通过简单直线性传播进入启蒙思想家文本，而是多重“滤镜”后的生产结果。几代启蒙学者的焦点各有不同，参考译本多种多样，加工也体现出时代特色和个人取向，需要结合个案研究予以详细说明。但无论怎样，“多源现代性”的解释框架恰恰抓住此种“叠加态”的本质，或许能在西方现代性起源问题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以便能够与“多元现代性”理论结合，为认识现代性提供一幅更完整合理的画面。

第三，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既非一元，又非多线，而是某种“纠缠态”，即各地虽然存在距离，但在现代性的形成进程里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言，对于中国的赞赏与批判，构成德意志启蒙运动中中国知识生产的真实进程，进而汇聚到德意志现代性乃至西方现代性的建构运动中。与之相对，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反思，同样构成中国现代性的源泉之一。这两种现代性连同其他地方、社群等形态的现代性彼此纠缠，相互影响，在不断运动中构成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尚未完结的”整体现代性。简言之，“多源现代性”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贯通、个体性与整体性同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早期进程，并如杜赞奇所期待的，从中产生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新“超越性权威”，即新的全球现代性。

结语

德意志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知识生产是东学西渐重要现象之一。从全球思想史角度尝试反思相关解释框架，并非仅仅为了纠错或批判，而是旨在更清晰地认识今日世界形成的源头，找寻未来人类世界的光明前景。

面对普芬道夫、莱布尼茨开启，到康德、赫尔德落幕的德意志思想界收集、评述和运用中国知识的百年历程，现有的三种解释框架各有利弊。“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界有关“一元现代性”的批判性认知。两种解释框架，从政治和学术视角揭示了包括德意志学人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与文明等级观。欧洲知识分子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动力、生产机制与生产效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自身构建欧洲现代性息息相关。但他们依然把“现代性”简单等同于“西方性”，忽视全球现代性发展的真实进程，更多延续东西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实际无助于形成面向未来的合作之道。

与此相反，“多元现代性”承认“现代性”是具有运动意义的全球性知识。19世纪以来，来自欧美的现代性理论传播到世界各地，通过在地化过程，形成各具特点的多样化现代社会。在此进程中，中心和边缘持续互动，特别是20世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全球化等）将各地区囊括在内，形成更多共时性问题挑战与行动路径。此种解释框架注意到欧洲内部的多样性问题，能发现德意志地区在理解和阐释中国知识方面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它承认亚非拉地区现代性实践的多样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维护现代性作为开放且未完结状态的本质。不过，它较少质疑欧洲作为现代性源头的传统观念，因而很难合理说明启蒙时代中国知识在现代性形成中的作用。

“多源现代性”试图从全球思想史角度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它对19世纪前西欧北美现代性形成本身提出疑问：中国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在被视作“元现代性”的全球性知识建构中发挥作用？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考察知识生产的“历史性”，一般应关注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阶段。以此来看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的中国知识生产历程：“互补论”、“一致论”、“多样论”主要来自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报告，基于理想中的人类社会发展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价值，并将之融入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观念中传播（讲座、信札），最终用以抨击贵族政治、打造官僚制度、精进科学研究、提升人文理念等；“停滞论”、“幼稚论”主要收集来自旅行者的中国见闻录，基于种族人类学和文明等级观念评判中国知识的现代价值，并将之塑造为凸显欧洲文明的“他者”，最终用以论证文明发展阶梯图景的合理性。在前后两个大阶段之间，或者每个小阶段的过渡处，都能看到延续性与变革性“叠加”痕迹。个人智识的推动、社会氛围的影响、时代发展的作用，以及作为认知对象的中国之演进，构成德意志思想家认知中国并建构启蒙思想的复杂网络。

当然，其中的关键转换——特别是当时是否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然而，无论赞赏还是批判来自中国的各种信息，德意志启蒙学者都以各自方式加工并生产中国知识，以此建构他们有关现代性的认知。如同印度裔美国学者卡维拉杰（Sudipta Kaviraj）所言，“现代性的传播与思想模型的流传紧密相关。流传是一个奇怪而复杂的过程，受制于历史的‘狡猾’。当思想传到其他文化，它们的未来会变得既不可思议又充满不确定性，导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多源现代性”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厘清两三百年前的历史，更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回眸启蒙初期，思考启蒙思想家如何认识自我和他者，怎样在不断推进思想交往的基础上达到相互理解，实现文明互鉴，最终创造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