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下）

李先焜：论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下）

语言学与逻辑学的这种密切结合的关系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语言学为逻辑学提供语言素材，逻辑学为语言学提供分析方法。例如，语词的模糊性就促使了模糊集合论、模糊逻辑的建立与发展；语句中时态性就促使了时态逻辑的建立与发展；此外，语句不仅有陈述句，还有祈使句、疑问句等等，传统逻辑对此是完全忽略了的，而现代逻辑则专门建立了祈使句逻辑与疑问句逻辑，言语中经常出现修辞的手法，现在有的逻辑学家就在探索修辞的逻辑。总之，有一种语言现象，就迟早会建立一种相应的逻辑系统，没有语言现象作基础，逻辑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相应逻辑学的建立与发展，又为相应的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一定的方法。例如，模糊逻辑就为模糊语言学提供一定的方法。传统逻辑与经典现代逻辑只是一种二值（真或假）逻辑，而模糊逻辑则是连续无穷值的逻辑，只有运用这种多值逻辑才能比较准确地刻画语词的模糊隶属度。又如，预设逻辑的建立与发展对语言学中的语义与语用分析就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武器。

语言学与逻辑学不仅是一种素材与方法的关系，它们之间逐渐形成不同的交叉性学科，一种是逻辑语言学，一种是语言逻辑学。前者不仅使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去分析语句的表层结构，而且去分析语句的深层结构，有的语言学家（如生成语义学派）就认为这种深层结构也就是逻辑结构，这样就将语言学与逻辑学直接挂起钩来，这种交叉学科可以叫逻辑语言学，其主体部分仍是语言学；后者则主要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关系，不仅有蕴涵推理，而且有预设推理，隐涵(implicature)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等，这种学科可以叫语言逻辑学，其主体仍是逻辑。依据我国著名逻辑学家也是语言逻辑的首创者周礼全先生的预测：“若干年后，大学中作为普遍的必修课的形式逻辑，就不再是现在的这种逻辑，而是自然语言的逻辑。”（1978年在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形式逻辑与自然语言》）

在我国已经有一支相当大的逻辑力量在从事语言逻辑的研究，其主体就是中国逻辑学会下属的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该会成立于1979年），已出版了一些专著与译著，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马佩主编的《语言逻辑基础》与王维贤、李先焜焜、陈宗明三人合著的《语言逻辑引论》，译著除前述的《语言学中的逻辑》两本外，还有一本叫《语用学与自然逻辑》（论文集，即出）。

我国语言学界从传统上也十分重视语言学与逻辑学结合的问题。王力、吕叔湘、叶圣陶、郭绍虞、张志公、朱德熙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都曾强调过语言研究中运用逻辑方法的重要性。现在中年一辈与青年一辈比过去更为强调学习与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

这里我特别推崇邢福义同志的语言研究工作。在吕叔湘先生为其《语法问题探讨集》所写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认为吕先生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邢福义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跟他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分不开（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点）。邢福义同志是专门研究过逻辑学并写过逻辑学著作的，因此在他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过程有意或无形中就使用了逻辑方法。如在《语法问题探讨集》中的《试论“A，否则B”句式》、《“但”类词对几种复句的转化作用》、《“但”类词和“无论p，都q”句式》、《“越X，越Y”句式》、《“如果……就……”和“只要……就……”》、《“要不是p就q”句式及其修辞作用》，以及《语法问题发掘集》中的《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反递句式》、《前加特定形式词的“—X，就Y”句式》、《转折词和“如果说p，那么q”句式》、《现代汉语的“要么p，要么q”句式》、《“与其p，不如q”择优推断句式》、《现代汉语的“即使”实言句》、《让步句的考察》等等，都体现出作者对复合命题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而且，他并未受逻辑联结词单纯从“真、假”二值来分析其语义特征的局限，而是找出自然语言中各种联结词之间的细微的语义差别，这又反过来丰富了逻辑学，这也正是语言逻辑所需要研究的问题。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一文中，作者还提出了“表、里、值”与“普、方、古”两个三角的分析方法，后一个三角纯属语言学的，前一个三角就涉及逻辑学。这种逻辑学是广义的逻辑学，因为它不仅包含对语形的分析，也包含对语义和语用的分析，根据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皮尔士(Peirce，C.S.)与其弟子莫里士(Morris，C.W.)的理论，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综合起来，就是符号学(semiotics)，而逻辑学，只是符号学的一个别名。当然，我们要适当区分语言学的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与逻辑学的语形学、语义学与语用学，但其中确有不少相通之处，而其理论核心部分，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所以，邢福义同志的《表、里、值》三角的分析，一方面是其长期对语言分析的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包含他对广义逻辑学即现代符号学的掌握。由此可见，邢福义同志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跟他掌握逻辑科学方面的知识有一定联系，而且，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进行逻辑语言学的探索。

在我国当代语言学家中，另外还有一位值得推崇的是伍铁平同志，他对一些语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一个是语言与思维孰先孰后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模糊语言学的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语言与逻辑的关系问题。前一个问题不用说，谁都知道它与逻辑有关。后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样，模糊语言学必须以模糊逻辑为其理论基础，如果没有模糊集合的概念（集合论也是数理逻辑的一部分）、没有二值、多值以及连续值的概念，就很难清晰地刻画出一个元素对于一个模糊集合的隶属度，也就很难描述出语言的模糊性。显然，伍铁平同志在模糊语言学方面的成就是与他对模糊逻辑的掌握分不开的。

我们还推崇一位语言学家王维贤同志，他对于现代语言学、现代逻辑与现代汉语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能从比较新的角度来分析汉语中的语法与语义现象。例如，他在《论‘转折’》一文（见《逻辑与语言研究》(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除了概括了各家语法教材对转折复句的分析外，还专门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分析了“虽然……但是”所反映的逻辑关系，而这种细致的分析不掌握逻辑的工具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在《语言逻辑引论》的最后一章中对自然语言推理和形式语言推理进行了比较，全面探索了现代逻辑和现代语言学关于自然语言逻辑形式的研究，提出当代语言学以及当代逻辑学的一个共同的课题是对自然语句进行逻辑语义分析，并进行形式化处理。他还认为不仅可以建立逻辑语言学与语言逻辑学，还可以把语言和逻辑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以建立逻辑——语言学。语言学界还有不少人在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语言现象取得成就的，（可以说，所有语言学家在分析语言现象时都运用了一定的逻辑方法，这里只是强调有些语言学家更自觉地运用现代逻辑的先进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在讨论语言学与逻辑学的关系时还有几个观点需要加以澄清：

一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逻辑学主要是指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它是高度形式化的、异常精密的一种逻辑工具，是传统逻辑发展到20世纪产生质的飞跃的一个结果，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现代逻辑已经由经典逻辑部分发展出许多非经典逻辑的分支，其内容已比过去丰富得多。由此可见，现代逻辑是一种既精确又丰富的逻辑工具，决非过去传统逻辑那一点三段论的知识所能比拟。有些人以对传统逻辑那种鄙夷的态度来对待现代逻辑，是没有根据的。瑞典语言学家奥尔伍德等在《语言学中的逻辑》一书的第一章：“供语言学家用的逻辑学”中说：“现在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已开始认真地把逻辑方法应用于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已出现了对语义结构的某些非常有趣的分析。”“在形式逻辑（指现代逻辑——引者）中发展起来的研究人工语言的语义学的方法，已经有效地运用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学中；并且在一般语言理论中，采用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已经变得日益普遍。”最后作者们说：“我们还是试图以提供逻辑分析如何能用于自然语言的例证，以探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逻辑和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来证实我们的观点：逻辑对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自然语言的人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这几位西方语言学家的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是前面充分肯定了现代逻辑对分析自然语言的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现代逻辑虽然较之传统逻辑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内容空前丰富，但在不断发展、无限丰富的自然语言面前，仍然显现出其贫乏性。例如，蒙塔古语法目前并不能用来分析一切英语的语法结构，更难以分析英语以外的语言。因此以为现代逻辑是一种极其完善的万能工具，可以用来分析一切语言现象，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过高的、也是极容易使人失望的。同时还要看到，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虽然都属于语言现象，但两者终究是有区别的，因此，将分析人工语言的方法用来分析自然语言时，必须考虑自然语言的特点，必须对这种逻辑方法自身有所改进。事实上，最近几十年逻辑科学自身的发展，都与要求它更好地适应分析自然语言的逻辑特性有关。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逻辑工具、逻辑方法，正如机器工业迅猛发展，也要求检验、修理机器的工具迅速发展一样。

三是对语言的分析，逻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并非唯一的方法，语言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即使采用逻辑的方法，也可以根据某种语言的特点采用不同的逻辑方法。例如，汉语就不象英语或俄语那样，具有那么明显的丰富多变的语形特征，如果要求分析汉语采用与分析英语或俄语相同的逻辑方法，就必然会遇到不少困难。例如，一个最简单的英语语句：John runs fast，依据蒙塔古语法对它作语形与语义的分析（因篇幅关系，分析从略），一定不同于对相应的汉语语句：“约翰跑得快”的分析，因为英语中缺少汉语“得”这样的结构助词。另外，还应看到，语言学家使用逻辑的工具分析语言，与某些语言学家试图通过分析建立逻辑语言学，或某些逻辑学家试图建立语言逻辑学，各自的任务不同，在方法的使用上自然也有一定的差别。而且，由于对一些交叉学科理解上不尽相同（例如，对“语言逻辑”在我国逻辑学界就有十余种不同的理解），方法的使用上也会不尽相同。

总之，语言学与逻辑学在古代是密切结合的，后来分化成两门不同的学科，现在又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出现交叉性的学科，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否定之否定，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飞跃。跟古代相比，它们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质的变化。面对这一新的形式、新的任务，语言学家与逻辑学家应该有一个紧密的联盟，以促使这两门学科的迅速发展。而且，用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汉语，也必然会使汉语科学出现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