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一个人性的分析结构(上)
一
研究人性的重要性正如《人性论》的作者休谟所说:“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康德在其晚年著作《逻辑学讲义》中也谈到,“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这前三问,最后都要“归结”到“人是什么”的问题。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虽不一定像休谟般写作《人性论》这样的皇皇巨著来专门探讨人性。但他们的著作其实也包含了许多对人性的探究,乃至隐含着自己对人性的分析框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灵魂三分结构显示出他将人性从理性与非理性的“两分”过渡到“理智、激情和欲望”(简称“知情欲”)的“三分”,其主旨在于,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理智都要在激情的支持下节制欲望——这样的制度和心灵才是正义的。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全面性和中道的特点。他探讨了人的欲望、情感、认知、信念和审美等诸多方面,既立足经验,又重视理性;既强调德性,也追求幸福。
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指出,其所说的“思想”(cogitation)是指人意识到的在自己心中活动着的全部成分,包括理智、意志、想象和情感。具体说来,笛卡尔的“思想”主要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也隐含着一种“知情意”的三分:认知以求真,情感以求福,意志以求善。但是,他认为,人在世间对真理、幸福和善的追求都终归是失败的,人在认知能力、情感幸福和道德意志方面均有一种根本的局限性,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其伟大的地方仅在于他能认识或思考到自己的有限而渴望超越尘世的无限。他没怎么谈到“欲望”,也许他是想从理想追求的方面看人,而如果从这理想的好的方面观察到人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么就不用多谈人在欲望方面的泛滥了。
休谟的人性论也是一种三分结构,按《人性论》中的表面分类或可称作“知情德”。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的是一种情感主义,所以其“德”也可说是一种情感的道德。休谟不怎么谈节制“欲望”,他欣赏一种合情合理的快乐。他也不怎么谈加强“意志”,而是将“意志”视为我们自觉地发动自己身体的任何一种新运动或心灵的新知觉时所意识到的那个“内在印象”。
康德对他晚年提出的、包含和总结了前三问的第四问“人是什么”的回答,显示出他对人性的探究是相当全面的。他首先集中考察了人的认知能力,然后是道德能力——也可以说是一种意志能力,之后是信仰(期望)和审美(判断力)。康德推崇的是一种纯粹理性及其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表现为一种道德意志——对理性所解释的道德法则的无条件遵守。他对情感的论述也主要是肯定一种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情感。他对人的其他情感和欲望谈得不多。我们也许可以说他的人性分析框架主要是一种“知意信美”的结构,但也广义地包括了“情”和“欲”。黑格尔对人的探讨也是相当广泛的,“欲情知意信美”无不涉猎,并且还重视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的思想家最早提出了“生之谓性”,“生”与“性”这两个字甚至可以通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性。他们主要从道德的角度观察人性,比较聚焦性善性恶的问题,其人性分析框架主要是一种两分结构:从宋明儒的“理欲之辨”到戴震的“血气心知”皆然。但宋明理学家对欲望采取了一种比较严格的态度,戴震则采取了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情感当然也在考虑之列,早期的孟子甚至将“恻隐”的情感视作道德的发端。对于一般的情感,有些思想者则将其归于欲望范畴,并对之持警惕和批评的态度,但也有一些思想者则展现出宽容和接纳的姿态。
孟子据以建立性善论的“四端说”,其中首要的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是一种情感;作为“义之端”的“羞恶之心”也是一种情感;而作为“礼之端”的“辞让之心”或是一种情感加意志,只有作为“智之端”的“是非之心”是一种认知。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主要表现为一种“知情欲”的三分结构和一种“理欲之辨”的“两分”结构。它重视的是认知中的诸种直觉,而不是长链的逻辑推理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它也像古希腊思想家那样没有专门提出和讨论“意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性论述中没有意志的表现。他们对“天”的信念赋予“理”这一种客观性,从而也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品位。
继承和综合此前思想家的资源,下面我尝试提出一个人性的形式分析结构。它不涉实质性的道德观念和立场,只是指出人性的六个要素,大概地划定一些范围或领域。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肯定需要切入其中的某一点才能深入。研究者如果有这样一个形式框图,至少可以获得一种位置感,亦即自己的研究处于什么位置,可以和其他的人性研究建立什么联系?
我把这个人性的形式分析结构简称为人性的“欲情知意信美”六分结构图(见图1)。我们也可以只看其中一个部分,即看里面的两分、三分、四分结构等。比如左下角的三角形 “知情欲”,右上角的三角形“知情意”。重心还是中间和下面的四个要素,尤其是其中的“知情欲”。

这个分析的结构分三层,下层是欲望与情感,中层是认知与意志,上层是信仰与审美。大致来讲,越是往上,与动物的距离就越远。另外,大致来讲,越是往上,人与人之间内部的差异也越大。信仰和审美可能在人与人之间是差异最大的。但它们往往又是一个人最高或终极的追求。人们在信仰的问题上也往往最为坚定或顽固,容易引起对立乃至冲突。
欲望与情感是底层的,为所有人分有,离动物也最近,即动物和人一样有欲望和情感。当然,人的情感与欲望也还是人化了的。认知与意志是中层的,最能反映人与动物的差别。信仰和美感是顶层的,内部差异甚大,信仰各异,美感也是有品位之差。总体来说是低趋同、高分异。
在笔者看来,每一层又是左边的比右边的更重要:欲望比情感更重要;认知比意志更重要;信仰比审美更重要。综上,大致可以说:下层的比上层的更基本,在同一层,左边的又比右边的更重要。
如果按照其基本重要性来排序,这次序可概括为“欲情知意信美”。人首先有对生存和发展资料的各种“欲望”,全无欲望则无以生存。伴随欲望而生的是情感,情感甚至附着于一切人性因素,表达快或不快、爱或憎。接着是认知,这是人类最具拓展性的领域,然后还有意志,我们在所有的行为后面都会看到意志的动机。“信美”是最高的,尤其是“信仰”,它不是基础的,但却是范导功能最强的。一般来说,越是下面的因素越是基本和广泛,越是普遍,涉及的人越多。但是,如果信仰进入大多数人的心灵,它就可能比理性认知起更重要的作用,成为一种统摄或定向的力量。所以说,这里的重要性也可能因人而异,比如,当人们对信仰失望,就可能转向审美,试图以“美”拯救世界或者安顿自己。宗教是可以大众化的,审美却总是带有某种精英性。总之,上面所述只是笔者个人的初步看法。在真实的人那里,上述六个要素往往是综合在一起起作用的。尽管如此,对其做一些分类还是必要的。
上面所述的三层可以统称为“意识”,也就是人的意识。尽管下层的欲望和情感在其他动物那里也有,但是和被人的意识影响了的欲望与情感相当不同。如果再往下,人与动物就很是接近了。在“意识”的下面,是一片由本能与冲动构成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广阔领域。潜意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研究起来很困难。这上面的三层毕竟是露出来的部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部分,或者能够比较清晰地内省和自觉的部分。而如何以“意识”来研究“潜意识”?常常只能旁敲侧击,比如通过分析梦境来研究,但它容易包含大量揣测。我们主要用力的部分肯定还是上面的三层,它也构成人独具的特性部分。
但我们要始终牢记人性分析的复杂性。它们本身并不都很容易划分,各种要素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还有一些现象我们不太清楚它应该分在哪一类?比如好奇心更倾向于欲望还是认知?真诚这种态度是情感还是认知,抑或本体?如周敦颐等宋儒以“诚”为本体,这种“诚”当然就不仅仅是人与人相处的真诚了。此外,它们在付诸行动和实践的时候,往往是好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在探讨人性之初,一般还要先谈谈人的身心的分别和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区别和关系。古人云“生之谓性”,“生”一是指生存、生命,而且常常就是肉体生命;二是指“出生伊始”,亦即人一旦出生,就“有身”“成形”“赋形”,然后才是“接物”“感物”。这“物”是指外在的世界,还有人身上的“物”即身体。但这出生伊始的人,不仅有外在的、和其他动物不同的身体,比如“两足无毛”,更重要的是他内在的心性,包括一般的人的心性天赋,也包括这个人内在的个性天赋。
我们还得注意一些概念在不同思想家那里的差异化使用。例如,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实际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志”有所不同,它实际是指意欲,包括欲望乃至所有指向生活和行动的动机。同样,C.S.路易斯所说的那种在尘世不能满足的“欲望”,实则是对信仰的渴望,但他的确就是用“desire”一词来表达。
二
人性是复杂多面的。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认识它。对人性的研究也就注定是需要跨学科的。除了哲学的思考,还应有文学的呈现,以及历史和时代记录中所见的人性。借助中国的历史典籍来研究人性将大有可为。中国是史料最丰富、也最连贯的一个大国,甚至可以说中国学者有一种史学而非哲学的积淀优势。在当今的网络世界,研究现实人性的资料浩如烟海。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对人的研究会受到主体自我意识的限制和干扰,人研究人自身,不可能像研究自然那样客观,但人不是比物更值得研究吗?此外,自然科学除了经验的观察,还可以进行主动的实验,但一般来说,是不能够且不应当把人当作实验品的,这里尤其是指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上面所说的“欲望”“情感”“认知”“意志”“信仰”和“审美”都是一些用来分析人性的形式范畴,它们或只是一些大致归类的概念。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人性”本身也是一种抽象的大范畴,其下又衍生出诸多次级的、反映人内部差异的抽象概念,比如民族性、阶级性、地域性、性别等。我们可以考虑哪一种抽象更为重要。以一个通俗的现象为例,当我们说“水果”时,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苹果”也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拿出一个苹果来,我们看着它甚至吃了它,我们承认它是具体的“这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才同时反映了苹果的共性和自己的殊性。所谓殊性,就是再拿出另外一个苹果来比较,一方面它们两个有许多共同的属性,但也有一些自己的殊性,没有哪两个苹果是完全相同的,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这就是个性。我们的认知不能只限于个体,不能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不可能不使用抽象的概念,只是在使用抽象的概念时要谨慎小心,知道它们并不是完全符合或等于真实,好的概念也只是努力地接近真实。

但我还是希望在探讨人性时更多地强调具体分析而不是匆忙地抽象概括。“概念”就意味着“概括”,但我却主要把它们用作分析。“范畴”对我来说也主要是先划定一些分别研究的“范围”,考察它们的联系乃至通观它们的分别。只有分析才能深入真实细节。某种综合只是最后的完成,达不到这种“最后的完成”也会有收获,而过早综合反而可能形成泡沫,乃至阻碍学术探索的道路。
人性或“人是什么”问题的性质主要还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立足于经验的方法。我曾经指出,人性在现代成为“一个沉没的问题”的一个原因是被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拒斥,但这主要是发生在对人性的一种过度哲学概括的方面,而且这种过度概括往往是由于混淆了“是”与“应当”、“真实的人”和“理想的人”所致。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不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与“人应当是什么”或“人的理想或理想的人是什么”的问题相混淆。而且,即便提出义务和理想,后面的问题也最好是以“人是什么”为基础。这样,探究人性首先要对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的经验现象进行收集、整理和描述。这些工作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概念或理论的工具,但是,仅仅发现一些历史事实或者真相本身就有意义。“述”是一个学术的基本功。“述”若不真切,则很容易看出其中的破绽。它们也是积累性的,可以给学术增殖。而一些宏大的理论即便你想批评它们,也可能不知如何下手,但我们对此不必太介怀,它们中的许多会像华丽的泡沫一样自行消散。
这里可以再谈一下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不否定或拒斥形而上学,但会警惕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意味着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切。但是,从形而上学中也可以引出许多重大的谬误,尤其当它冒充自己是科学定律的时候,而健全的、不受错误理论污染的常识理性反而可能不会出大错。让那些具备这种形而上学能力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吧,探究一些无法有定论的东西也是出自人的本性。但我暂时还是比较安于常识的理性。在我自己对人性的探讨中,可能会避开一些我解决不了的形而上学问题,比如说,如果我探究“意志”,那就是人性中的“意志”,与情感、认知等人性因素并列的“意志”,我不会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追根究底。我对从一个概念或概念体系建构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缺乏兴趣,对形而上学的复兴是否可能也心存疑虑。形而上学不是我喜欢做的。我曾经也因我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而进入某种形而上学,但最后还是失望,或者说只是对其中的局部智慧感到有收获,但对整个体系则敬而远之了。所以,我这里还要郑重说明,我上面的框图只是一个分析的工具,而非理论体系或者思想指南,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个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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