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擅长于发现、建立，然后“严谨地”“守”（系统的）标准（也就是特别地“有理性”）。西方人孜孜以求的，是寻求、建立一套百分之百完善的系统，然后就一劳永逸地安枕其中。但“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会使人对系统坚持采取“审视”的目光，因此西方人的世界，永远是“对手多多”、“问题多多”的世界：一方面，西方人能够得出一大堆言之凿凿的“平权”的具有普适性的物理定律，另一方面，却又发出各种类似于“聪明的火鸡”（罗素）、“金鱼物理学”（霍金）、“黑客帝国”等疑问。结果就是：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造成守标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管如何规范合理的系统，一旦“守不住”了，也就“崩溃”了。在容错性方面，守标准一定是被动的，常常出现“守也错不守也错”、“守住是错守不住也是错”的情形。最后，甚至更有可能“自暴自弃”地“乱用”。即西方的“守”具有严谨性，但西方的“用”却往往是不严谨的：新冠疫情下许多西方国家，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搞得焦头烂额，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溃不成军的狼狈，正是被动守标准，而不严谨地“用”的恶果。货场集装箱的高度只能限制在两层，因为再增高会“影响对周围地区的视觉”——2021年美国长滩和洛杉矶港口世纪大堵塞的症结，居然是这么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规定——修改规定，增加到六层，就能够释放大量被空集装箱积压的拖车，这是解决港口堵塞的关键：这个症结在层层僵化低效（也就是“严谨地守”）的官僚系统中“隐藏”了一年，才被一个物流公司的CEO发现。美国警察常常在执法中击毙犯罪嫌疑人而引起众怒，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整个制度过于事无巨细地“高精尖”，导致到最后维护的到底是人还是法已经一塌糊涂。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2021年8月底，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为了“反击”在机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根据“准确”的情报误杀了十名阿富汗平民，但之后的调查报告的结论竟然是“没有违法”，并且没有人应该为这次事件负责——习惯了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的美国政府，涉及到自身问题时就把道德抛到九霄云外，理直气壮地“用”法律这块挡箭牌把罪行推得一干二净。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以下一段内容，亦是描述了西方的“守不住后滥用”：西方禁不了性交易，所以性交易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毒品，所以毒品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腐败，所以政治献金和裙带关系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新冠病毒，所以“共存”了……政客有点本事都放在掩饰无能上了……拿这些垃圾战绩来证明西方道德高尚、自由、民主？笔者在文章《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中有这么一段话：见识过不少西方人的家庭，有富裕的，有贫困的。富裕家庭的家居摆设都相当的讲究，显得井井有条，更处处蕴含着艺术的美感。其中我认识的一个西人精英家庭，连内裤浴巾都必须细心烫好再按一贯的方式折叠整齐后才能放进衣柜（当然都是佣人的工作），这个西人家庭每个成员的个人质素也是超一流的。反观许多贫困家庭，那种脏乱差是怵目惊心的，身上那股恶臭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满口“F”字头的粗言秽语是令人瞠目的。上述一段内容里不同西方家庭之间的反差，也可以发散思维延伸到整个世界。在人类社会里，先进与落后、华丽与脏乱、秩序与无序的反差比比皆是。这说明了：所谓“理性”其实是脆弱的，是需要种种资源支持的。在“常态”下的理性确实显得特别的“高端”（高端到马桶盖已有了自动清洗设置，我们上洗手间都不需亲自用手做清洁工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反映的是交集的内涵与外延的相悖性——表面上是我们越来越爱惜自己，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行为越来越“厌恶嫌弃”），但失去资源支持的、“乱用”的理性，“崩溃”之时是“触目惊心”的。纵观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严谨的守”之下有了种种的发明创造，却因“乱用”而导致种种世界性的危机频频出现，也就有了学者们悲观的预言：地球的资源迟早会枯竭，人类必须向外太空寻求新的宜居地。中国式的“守”带有“难得糊涂”的不严谨，但中国文化中的“用”却是严谨的——“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晚清李鸿章语）的——慎用。也有这么个说法：初心之外，还要用心。我们常常用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华文化来印证、炫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但为什么会“博大精深”却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笔者以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中国人首先是“懂（意会的知）”，然后是擅长继而行地“（慎）用”（系统的）标准，擅长“实用主义” ，擅长“拿来主义”，也即“工具主义”，擅长“洋为中用”，擅长“以夷制夷”。当然，中国人也有不慎用的时候：把“暂时”不适用的“共产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工具，就曾经把中国人大大地折腾了一番。《逻辑后缀学》上卷，以西方理念解读了人类文明的两个内涵：理性及创造力。而中华文明的内涵，则可以用两个字解读：“懂（知）”和“（慎）用”。能守者，总是有限的、可数的；能用者，则是无限、不可数的：“刚强者，依理而行，招式分明，招势必老。柔弱者，酌情而动，招里藏招，绵绵无尽”（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如此分析，中西方思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但是，又为什么要有“孰优孰劣”这样的对抗性思维？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要实现一个“大同”的世界，就必须摈弃“中西方孰优孰劣”这样的思维，树立一个奇异吸引子属性的“普世非价值观”。以价值衡量的普世价值观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但本文上一节提到的：以“普世非价值”背书的慧觉平等来衡量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则可以成立。以普世非价值背书，从而引申出的政治哲学观——在真实（关系）面前人人平等的慧觉平等，是亚真实世界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理论基础。而普世非价值观，并非排斥普世价值观，而是“包含”普世价值观——空集是非空集的内禀——以“非”判断意会“是”判断，逻辑位移，逻辑也就完备（下一节会讨论）。笔者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非价值观”的具体关系模式是：擅立者善予之；擅用者慎取之。予者用之源；取者立之根（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这是笔者心中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具现——大同，“同”的不是什么理想的形式（模式），或什么相同平等的状态，而是理想的、“等价”的关系——大同世界中，华夏文明的“知而慧（负阴）”，与西方文明的“识而智（抱阳）”——（关系）水乳交融——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亚”文明世界——文明，“明”的应该是非价值性的关系之“明确”。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就是上述“普世非价值观”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的“试验”。用标准，当然也有用错的时候（例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府，就有不少为人所诟病的“错用”），但只要“懂标准”，就能够“审时度势”，用错的可能性就大大下降。即使真的用错了，只要懂得“放下”，重新寻求合适的标准来用，事情就依然有“转圜余地”——这才是真正的“纠错”（慎用）。并且，这里的“放下”不是舍弃，只是“放进工具箱里”，需要时还是可以拿出来用。道德者，宜用不宜守。也可以理解为：用的，是概念；守的，是观念。应该“用”概念而不宜“守”观念。例如曾经的“共产主义”，作为观念不怎么提了，因为在个人主义思潮泛滥的近、现代社会里“暂时”不合适，但现在不合适不等于将来不合适。“共产主义”作为概念，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只要满足了条件，例如在亚真实世界里，还是可以“用”的。又例如，语境里的“民主”问题多多，但“转换”为意境里的“民主”，也一样是“称手”的工具（相同语义的表述就是：共产主义与民主根本没有冲突，皆是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过程中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目标自身）。当然，如此一来，就显得不够规范甚至没有规范了。但也意味着容错性方面的高容忍度，意思是对种种错失可以“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比别的国族显得有包容心。当然，容错性高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如何因势利导，也就是“引导”。如何引导，关键在于决策高层能否真正懂得“用标准”，但这就不是本文论述的话题了。在婚姻中，“没有标准”的婚姻具有和谐性及持久性；标准越多的婚姻越紧张越不容易维持。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莫不如是（国际关系方面请参考中国政府常常表述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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