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谈文学艺术的真实性》

《奢谈文学艺术的真实性》

庄晓斌

闲来无事。到本坛为老朽设立的文集里浏览，无意间，发现一位老朋友谈论作家内质的文章竟然也收录在老朽的文集中了。当然这并不是老朽有意剽窃，而可能是有人误解了。以为能写出：“我们热爱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我们搞文学是在做什么呢？是一方面要细细梳理自己那静如深潭的情思（丝），努力编织出雨后彩虹样的倾诉；另一方面，又要遨游于众灵魂中间去寻寻觅觅那些幽微世界里的能延续人类长河的金子般的热情，同时还要汲取并激扬更可贵的——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缺失了此种精神，作家所有的作为将是一堆“沙型”。作家的人生状态，该是自由、温情、宽容的，但又须执著和桀骜不驯。作家既要坚守丰腴的自我天地，又须向社会向人生真诚地绽放心灵，遂求永恒。——这，便是我体悟到的作家的“内质”。”

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焉能是我这样“连笔会的门槛都够不着”的“囚犯作家”的手笔？其实明眼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上述一段精妙绝伦的文字并不符合我的粗犷文风，我哪里有如此婉约和细腻。我的强项是编故事，而且多是编些风花雪月的虚假故事来赚人眼球换银子。老朽就是个不入流的搬砖码字的写手，称谓我“囚犯作家”这或恐都亵渎了作家这两个汉字，况且“囚犯”又怎么能和作家搭上界？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么？说起对主流文化的叛逆，老朽可是有过更狂悖的言论的。我曾写过：“作家像什么？作家最像妓女，两者的区别就是作家卖文，妓女卖肉，为了赚银子，他们不得不向嫖客（权贵）献媚。甚至可以说，没有良知的作家比站街女更下流无耻 ，因为站街女出卖的仅仅是父母赐予自己的肉身，而无良作家出卖的则是自己的灵魂。至于记者嘛，记者就是小偷，小偷觊觎的仅是游客的钱包，而记者觊觎的则是名人的隐私。两者就是这样细微的差别。坦诚地告诉大家，上述作家和记者这两种职业都曾是老朽的饭碗，因此一点不假，那两种下作的“脏活”老朽都干过。、

前两天和一位远在美国的朋友通话，她向我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秘诀。我对她说：“这其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张三、李四、刘五、赵六都砸碎成泥，然后再喷上自己的口水，(因和我通话的是女性，我不好把撒尿说出口）揉搓成型，再捏和成泥人，这就大功告成了。”

20多年前，我就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创作，而文学艺术的生命则在于真实。”这句话可以说就是我的秘诀。当然了，我说的真实并不是指我们确凿看见的事实，而是艺术上的真实。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生活也太色彩斑斓了，现实中有作家们信手可得汲取不尽的文学素材，有数也数不清的张三、李四、刘五、赵六，只要这各色人等都揉搓成肉末并吃到自己的肚子里，才能消化成哺育自己成长强壮的养分，如此你就咸功一半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虽曾被奉为左翼文学的创作理论，但老朽至今仍奉为经典，这句话是一点都没说错的。娴熟作者的生花妙笔，就是能把假的虚构的人和事写成真的，并让读者们相信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就是这个世界里确凿存在的血淋淋的现实。

向广大读者们披露一点老朽的隐私吧，老朽实在就是一名造假的高手。诸如，我曾经写过的：《母亲的勋章》、《我在劳改报当编辑》、《我在监狱当特情》等等一系列纪实文章，读者们浏览后，都认为这就是真的。这其间有没有真的成分的，当然是有的，但我坦率地告诉读者，这其间可也掺合进了我和泥时喷进去大量的口水呢？这一系列纪实文章都有真实的事例，但也都有等量不同的灌水，摊开了说吧，我大哥庄彦斌被处决后，邪恶的中共匪警，确实到我家去向我的母亲索要那五毛钱的子弹费。但我的母亲却从来就没有得过什么共和国的勋章，我母亲家上溯三代，都是地地道道地主阶级，我母亲家本是黑龙江省海伦县（市）首屈一指的大地主，我的姥爷却也是远近闻名的行善好施的大善人，是土改抢去了母亲家的所有土地和浮财，她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怎么会加入那个用暴力夺走万贯家财的邪恶的党呢？更别说得过什么共和国的勋章了。但是在我写这篇《母亲的勋章》文章里，我如果这样写：母亲是用她家土改时幸好未被查缴的一枚袁大头交了处决我哥哥的子弹费，会有这篇《母亲的勋章》的震撼效果么？

我的这篇文章是2000年最早刊载在大陆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期刊上的。就是写过《每一个字都可疑》这本书的骆爽编发的，他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下属的一本刊名叫《大学生》的副主编，倘若不是这个对体制存疑的骆爽副主编慧眼识珠，我的这篇文章怎么可能登在党媒刊物上广为流传呢？

有网友诅咒我：“你这个可恶的土共线人，被你出卖给共匪的江洋大盗谭贵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老朽暗中窃笑，对“可恶的土共线人”这一称谓我受用的很呢，我心里有一种成功感，这也许就像一个骗子的骗术得逞了的那种愉悦，但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宁可欺世，绝不欺心”我有敬畏之心，我不敢做恶事，我恐惧遭天谴！可以明确地告诉网友们老朽因“现行反革命”罪做了16年大牢，这辈子当过最大的官是黑龙江省革志监狱的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在这个头衔下，麾下有4000多名囚犯呢，但好运不长，这个全监性的犯人组织值此一届，第二年就被取缔了，此后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这种组织只限于各大队，我就降格为八大队的积委会主任，麾下犯人最多时也就二百多人了。我在革志监狱还担任过各种享有特权的职务，如宣股、施工、成本会计、新路艺术团编导组组长等等不一，唯一遗憾的是，我却从未当过什么狗屁的劳改报编辑，革志监狱的劳改报真有三位犯人编辑，他们的真实姓名写出来也无妨了，一位叫鹿长林，是位老历反，一位叫董连仲，原是齐齐哈尔市某局的中层干部，因腐败获罪。还有一位年轻的叫邵国英，是个刑事犯。老朽今年都年近70岁了，我想比我年长20岁以上的老鹿和老董恐怕都不在人世了，比我年轻的小邵也许还健在，但悠悠30年过去了，倘若小邵健在，如今也是个年近花甲之人了，他也许还生活在大陆东北的某个城市里，我不知道他能否看得见今天我写的这篇文稿，倘有网友将此文转发到大陆微信群，也许他可能看得到的，我不知道小邵还能不能记得当年和他组团一道摘取了黑龙江省第一届犯人法律知识竞赛一等奖的那位庄哥了。 

这多年来，我一直顶着个：“无耻地共党线人”的恶名备受海外民运圈里一些坚定的反共分子的憎恶，曾经有位家住在美国的网友用鄙夷的口吻质疑我说：“不知道你将来到了阴朝地府，见到了被你出卖给共党的江洋大盗谭贵，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对此讥讽，依然不作辫解。只是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倘若像作恶多端的江洋大盗谭贵这样人不经意的闯进你老在加州的别墅里，您也不会向联邦调查举报么？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很有”刚“的大盗，就可以原谅他杀人越货的滔天罪恶了？”当然，对这些网友的鄙夷之情，我是作善意理解的。他们所憎恶的为一个邪恶政权工作而出卖良知的无耻线人。我的道德底线还没有堕落到为了一点点眼前的利益就出卖良知的地步。后来。我还是一个海外论坛的帖子里澄清了我当“线人”的遭历。在此，再澄清一次，我在大陆黑龙江省革志监狱服刑十余年，从来没有给共党当过”特情“人员，我是一个政治犯，我的犯罪性质决定，我这类人不会也不配得到当局的信任的。真正给共党当线人而出卖了谭贵，致使王行军。王建国两位私放罪犯的干警锒铛入狱的罪犯叫杨福成，是家住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一名盗窃犯。《母亲的勋章》、《我在劳改报当编辑》、《我在监当特情》，等一系列文章都是我用纪实笔法撰写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章和我为阿海的巨流公司撰写的20多部政治禁书一样都是文学作品。当然也把这些通通归类为地摊文学。但是地摊文学也有不菲的读者群，这亦是不争的事实。

余杰说：“桂民海出的书，都是些东编西凑的垃圾书。”这也不尽然。当然，我并不否认，桂民海的巨流公司属于文化快餐公司。这些一个月就能出几本甚至十几本的速度，注定了这其间一定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但桂民海的巨流公司先后出过数百本政治禁书，难道就没有一两本可一和余杰先生的《影帝温家宝》《和蟹大帝胡锦涛》媲美的读物么？况且桂民海本人就是撰写政治禁书的高手，起码依老朽之间桂民海亲笔撰写的《陈良宇传奇》就不比余杰先生写的拿几本政治禁书差。桂民海同样是出自北大的高材生，他的学识和把玩文字的功夫丝毫不比小学弟余杰逊色。在老朽看来，似乎还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呢。我不是故意贬低余杰，请余杰先生去看一看桂民海撰写的随笔《我把黑森林留给你，我想余杰这位曾经在大陆文坛独领风骚的黑马也会不禁汗颜的。

这多年来，老朽笔耕不辍。一直在一块只有铁和血的文学土壤上辛勤耕耘，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就是为文学而生的，文学就是我的情人，我期待着某一天，我能挽着情人的手走进神圣的文学殿堂去膜拜这座殿堂里矗立的每一尊雕像，向这些先贤大师们奉上我最虔诚的敬意。我刚刚栖身于通俗杂志《知音》做编辑时，我的文学挚友白天给我写信说：“你不该去的，你这是自甘堕落！编那些风花雪月的狗屁文章，只能浪费你的才华，你被铜臭腐蚀了，我真很不忍心看着铜臭毁掉了一个有天分的作家……”

说心里话，白天的这封信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何尝不想继续追求我的文学梦啊！可是我得吃饭呀！此生唯一出版的两部长篇文学作品，《赤裸人生》和《老面兜》，我不仅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稿酬和版税，而且都是我贴钱才得以出版的。我此生赚得的所有笔润，都是撰写政治八卦和风花雪月这类文章得来的。当然给我稿酬最丰的我的老板桂民海了，我曾骄傲地对刘路说，倘若，不是中共生生地把我的老板桂民海从泰国绑了回去，断了我的财路，我写的政治八卦书籍何止是二十几本，到现在恐怕过百本也不止呢，尽管桂民海至今仍拖欠我数十几万元稿费未付，但我一点也不怨恨他，没有桂民海老板，我就不会活得像今天这样滋润。

其实我在知音做编辑记者时获得的笔润也不差，知音是国内稿费最高的通俗类杂志，稿费千字千元就是知音杂志最早施行的。20年前在武汉，老朽倘能觅得必刊发的写作素材，那也是窃喜不已呢，因为老朽那时只要在键盘上多敲打出一个标点，早餐就有了。那时的武汉，一碗热干面的价钱就是一元钱，我在文章里多点上一个标点，一碗热干面就到嘴了，说实话么，故意拉长文章的猫腻我是真没少干，现今写文章常常不经意就废话太多的文风，也许就是这贪婪的坏毛病惯成的。有网友讥讽老朽“连笔会的门槛都够不着”，这话也有失公允。老朽不是没有机会，乃是老朽不识时务，当年在大陆，就有着名作家愿意举荐老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但被老朽婉拒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和体制内的作家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说起来惭愧啊，老朽还真的是因挚爱文学获得过至少两次文学奖项呢，既然已经自揭了真身，老朽就赭颜说说这两次文学奖项的由来吧，第一次是老朽还在中国大陆黑龙江省革志监狱服刑时为《新路艺术团》（由男女囚犯组成的演出团体）创作了一部四幕话剧，而获得了黑龙江省劳改局颁发的“第一届劳改系统文艺汇演”的创作一等奖。得到的奖品是一套崭新的囚服和一件用几种颜色布头拼凑缝制的劳改裤衩。（此裤衩在我的长篇小说“老面兜”里提过）第二次获奖是2000年我为检察日报下属的《方圆》法制文学月刊撰写的一篇不足500字的杂文《科学的盲点》，这篇杂文后来被《方圆》当做卷首语刊载在当月期刊上，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去了武汉，到专门编撰风花雪月故事赚人眼球的通俗期刊《知音》做了编辑，我已经早就忘了这篇信手拈来的狗屁文章了。2003年8月里的一天，我正绞尽脑计思虑怎样去编故事才能赚得读者热泪盈眶这个荒谬的难题，一位美女同事在电脑前惊唤道：哇塞！不得了呀！庄老师你获奖了，而且还是一等奖哦！”那时我对电脑还是个刚刚入门的菜鸟，根本就不通晓什么引擎搜索之类的时尚新潮。我听到美女同事的惊唤，便凑近去看，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真是我获得方圆杂志2000年度评选出的杂文一等奖得主。这以后，我一直企盼着能有一笔不菲的奖金寄来，我望眼欲穿，可是时至今日，也没有一毛钱的奖金寄来，我只是得到《方圆》法制文学月刊给我画的一张虚幻的大馅饼啊！

想想真的有点心酸，书中最是我著述的作品都是垃圾么？我没有读者么？20年前，我在北京街头混迹在小商贩之例自作自售叫卖自己的作品时，仅北京一地我就卖了二万多册，当时我还知道已经有至少不下三种盗版书上市了，至今20年过去了，互联网上还有网络书店在销售我的盗版书。我的书在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读者，我无法统计，但当年我走上街头去兜售自己的书的半年多时间里，我收到读者反馈来信就有数千封之多，那还是在网络不如今日这样流畅的环境下，想到此，心里真是酸楚无言，苍天不公啊苍公！公！！！！

我挚爱文学，至死不渝，当年我在北京街头兜售自己的那部长篇小说《赤裸人生》时，在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我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作家之一，《赤裸人生》这部小说是我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用牙齿做铅笔刀写成的。世上的文字都是墨写的，但我的这部小说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当年在那阴暗潮湿的死囚牢房里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我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我真能成为作家，那时我只是想在我的生命终结之前，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愤，用文字记录下来，述说给人世间愿意倾听这种不和谐声音的族群……，”

我舍弃了国内相对安逸的生活，流亡到异国他乡，也正是为了追求一个文学的梦想，就是想寻觅到一处不限制言论自由的宽松的出版环境，就如我的文学挚友扶桑讲的那句话：“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

流亡到法国这十多年来，我没有加入过任何民运组织，也从未参加过“反共活动”，只是偶尔地网络上撰写一些直抒胸臆的文章罢了。刚刚出国时，对自由民主社会的理解很肤浅，被洗脑洗得已经顽冥不化的头脑驱使我也曾写过很多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诸如我曾抨击曹长青先生，撰写了一篇《献给我英雄的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使我今天还对曹先生怀有深深的内疚。还有陈光诚先生刚来海外时，我也曾用讥讽的语言予以调侃，写了好几篇令人不爽的非议文章。还有在郭文贵刚刚出来“爆料”时，我也写过几篇“挺锅”的文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说实话，我认为我的老板桂民海都不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是书商，我是个码字的书匠，都是为了养家活口，谋生而已。

此时此刻的我没有任何奢望，只是希望留下些有价值的文字给未来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