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觉得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根据以前的革命经历，开始思考别的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因此在抗日战争面前，汪精卫犹豫不决，以致被“亲日派”摆布，为最终夺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愿望，实施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踏进了投降日本的道路，意图曲线救国。
在犹豫，妥协之时，梅思平，陶希圣进行反复劝诱降日活动。懦弱自卑的汪精卫患上了“恐日病”，1938年12月29日，汪发表近卫第三次声明，彻底的走向了卖国道路的深渊。汪精卫在叛国电文中，对抗战的理解是：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蒋介石怒斥日本妄图独霸东亚灭亡中国的阴谋。而汪为日辩解“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还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汪精卫看到中日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却看不到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坚韧性，丧失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从上面可以看出，汪精卫对抗日的悲观想法，认为民族复兴就需要联合日本。这是愚昧的，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