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汪精卫这样的汉奸“翻案”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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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s从未叛逃
我们的致命短板，始终是火力不足这一方面2020-11-01 15:50 6park.com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这是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两个数字，令人沉思。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为国捐躯。
但同时，也有一些生于中国大地、长于这片热土的软骨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外敌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卖国求荣的勾当。
历史是严正的。它对于投降行径和卖国行为，向来不假辞色，将其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可思议的是，一段时间里颇有一些人跳出来，试图为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汉奸和卖国贼涂脂抹粉、美化翻案。有的公然吹捧“汪精卫是英雄”，有的公然为秦桧著书立说，宣扬秦桧的不世之功！
对此等行径，只能有一个回答：叛徒，就是叛徒！汉奸，就是汉奸！

投降卖国，不容美化！
今天我们且以汪精卫为例，为叛徒和汉奸作一画像。
何为家国大义，何为蝇营狗苟，将于此尽显。
这正是我们要不断地回顾历史，向历史学习的价值所在。
汪精卫：投降、卖国和“汉奸”的标本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这其中，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媚日投敌的汪精卫

汪精卫，曾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爱国者”、“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的亲信。1910年3月，他挺身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狱中诗”。他一度成为当时所有爱国者心目中的“英雄”，“狱中诗”也风靡一时！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位“爱国者”、“革命者”，后来居然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国贼，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1925年，汪精卫加入孙中山北上的行列，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但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包围。他被日军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汪精卫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他害怕打仗，梦想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美国时代周刊的汪精卫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精卫虽在口头上也叫嚷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
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这无疑是“使我亡国灭种的实施方案，就是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卖身契”，必将使中国人民的命运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比袁世凯所接受的“二十一条”，更要危险万分!

当年各界对汪精卫卖国条约的评论报道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汪精卫参加日、伪军联合演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精卫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1940年11月的基本条约。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遂于1943年1月9日对盟国宣战。得到了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精卫还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于1946年1月21日将汪坟炸毁。
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遍地都是汉奸，哪还有今日之中国？
这一段历史不断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走狗不容姑息，汉奸不容美化！
别找借口！揭开汪精卫的本质

没有任何借口！“汉奸”汪精卫的本质，说到底是根本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汉奸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汪精卫临终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让自己40多年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毁于一旦？因为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只要靠机智才能保全它……”无耻的嘴脸跃然纸上，让人对人性的恶叹为观止。

汪精卫登上伪国民政府“宝座”

所以汪精卫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所谓“曲线救国”是他自我洗白的一种方式而已。

挖空心思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其一，对汉奸的某些“优点”进行宣扬，试图洗刷他们“卖国贼”的身份。比如网上一些“汪粉”赞美汪精卫是“美男子”，“才华横溢”，“受过高等教育”等，试图掩盖其是“汉奸”的事实。
可惜，这些所谓的优点都跟他是“汉奸”“卖国贼”毫不冲突。汪精卫也许有貌，也许有才，但他缺的是“德”，少的是“义”，而且是大德大义。正由此，汪精卫的“美男子”外表更彰显其内心的丑陋，“才华横溢”足以助其为恶。
其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
这完全是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为个人的生命考虑”却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和良知可言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根本就不能站起来。


1941年汪精卫招待纳粹德国使节
其三，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殖民”本身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丑恶行径。像非洲许多国家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许给自己的小利，却无视整个民族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掠夺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能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奴才心态。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四，有的所谓学者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已经超出了道德的底线。汪精卫投敌后，是保存了国家元气还是摧毁了国家元气？
历史真相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当了汉奸，极大动摇了一部分人的抗日决心，一些投机政客和军人望风投降，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多达20余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
汪日签署了“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汪精卫还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这是爱国，还是要把国家彻底毁灭？
不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大国尊严，不容亵渎！

抗战14年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其中，死于战火的无辜百姓超过1600万。
诗人田间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汉奸”就是这样的“奴隶”。汉奸其实并没有骨头，即便有，也是软的。
至于为什么我们没有亡国灭种，究其原因，还是如田间诗中所诠释的那样，是因为这14年间，总有些人站了出来，同外敌进行不息的战斗。
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很老了，虽年过花甲仍参加八路军，翻山越岭，救治伤员，他叫蒋维平。


有的英雄还很小，被捕时不到5岁，就义前还在高喊“我不吃亡国奴饭！”他叫金子，是烈士王凤阁之子。

从老人到孩子，他们英勇无畏，但他们唯独不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汉奸”。
他们捍卫的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可亵渎的尊严。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尊严，若是这个也被完全丢掉了，我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时代变了。
如今的新中国与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中国人，早已经堂堂正正地挺直了腰杆子。
中国不自辱，谁能辱之？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如果现在连历史上已有公论和定论的“卖国贼”“走狗”“汉奸”都能被美化，那真的是愧对先烈英灵！
铭记和守护大国尊严，对美化汉奸绝不姑息，是为了舍生取义的同胞安息！是为了中华民族能挺起胸膛屹立于世界之林！
这无关乎什么刻薄、狭隘、记仇，这是一个关乎五千年民族历史和亿万中华儿女尊严、骨气和“永不背叛”精神的严肃命题！
对这个大问题，一位伟大的诗人曾经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答案：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这种气，叫做正气。

这种气，将使我们隔着各色脂粉，看清一切汉奸和叛徒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