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中国人看历史有一套自己的完整规则，在共产党中国建政不到70年的历史中，时不时地就会出现“清除某某遗毒”的事例。
日前，中共负责内部纪律检查的组织——中纪委派出的中央巡视组在批评北京、重庆、甘肃、广西4地巡视“回头看”结果时称，重庆对“清除薄熙来、王立军思想遗毒不彻底”。
舆论迅速清点出中共十八大以来，能够“配得上”要求清除、肃清产生“遗毒（余毒）”的前“党内人士”名单——此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军委两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前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前天津市市长黄兴国6人在名单之列，现在薄熙来、王立军也列入“遗毒黑名单”。这些人的遗毒依然困扰中共权力高层。



中共称，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的“遗毒”需要彻底清除（图源：VCG）
观察人士称，中共是脱胎于西方的马克主义的政党，但其官场文化依然无法摆脱封建社会所残留的权力争夺和政治倾轧基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正所谓治病除根，如何摆脱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政治文化桎梏，彻底消除“遗毒”产生的土壤，这显然是比所谓消除“某人遗毒”更应该摆在第五代领导人案头的要事。
中国的“遗毒史”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政前，党史中就贯穿了“肃清遗毒”。
中共早期创建人之一的陈独秀，“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当时的中共中央在1929年开除出党。陈独秀的“错误”波及到党内的一批相关人士，被视为“陈之余毒”也被开除出党。
彼时，中共还是在中国国民党治下的夹缝生存的在野党派。
其后，中共党史上的王明、张国焘等人在中央层面的权力之争上成为失败者，清理他们的“遗毒”一度成为中共最重要的“任务”，彼时中国还处于战争时期。这似乎是让中共产生了“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一旦认定为“遗毒”，通常是如果“遗毒分子”被判定为“敌人”后，最终会在肉体上被消灭掉。
中共建政后，持续性的“政治运动”被主政者反复使用，而“遗毒”不断产生又不断地被“清除”。
毛泽东时代，中共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政治癫狂期——文化革命中，在“被打倒的”中共内部人员中，“遗毒”不可避免的泛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以及被写进中共党章的“毛的接班人”林彪都在被打倒后产生了“遗毒”。
2012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关于“王立军事件”提问时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而在2011年，温家宝对香港原人大代表吴康民谈话中谈及了“文革遗毒”的内容，吴认为，“温家宝当时就是在以此敲打警告风头正盛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观察人士指，中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但在政治文化传统方面，马克思并未给中共更清晰的指引。中共在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党内政治文化“自然而然”地沿袭了中国千年以来王朝时代的政治基因。
在中国王朝时代的千年历史中，朋党之争之后产生的“遗毒”遭到政治清洗的事例延绵不断，中共也在建政前后的党治之中未能避免“历史的重复”。
政党文化的现代化
舆论对中共十九大前，需要肃清的“遗毒名单”上是否还会增添“新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而对中共来说，重构党内权力的架构机制，实现承诺中的“党内民主”或许是防止“遗毒”的产生顶层设计。
观察人士称，中国王朝时代中的朋党之争不断，大多是因为皇权控制下的利益集团不断通过角力，排除异己而独享皇权赋予的利益使用权。皇权天赋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农民暴力夺权的过程循环往复中，士大夫阶层也只能冒险一拼，形成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暴力血腥的政治文化，清除“遗毒”又是这类文化中，稳固胜利一方利益的“不得已”的手段。
历经毛泽东时代后，中共作为现代化政党，在邓小平主政时，主动尝试可能更加贴近“实行党内民主”的可能性，因此，在邓时代的前期（1978年-1989年），并没有出现针对个人的“遗毒”提法。



胡耀邦（右）、赵紫阳曾进入中共的权力核心圈（图源：胡耀邦纪念网）
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前中共领导赵紫阳被党内取消职位，但并没有公开宣称整肃“赵紫阳的遗毒”。邓时代的诸多“党内民主制度”的形成，被舆论认为是“中共政治制度的进步”。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分析人士指，中共还需拿出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解决好“遗毒”的产生机制。放弃沿袭王朝政治文化中的“遗毒”思维——使得中共在政党文明方面更加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