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坦
据台湾知名网络社团“爆料公社”举行模拟投票，看民众支持郭台铭还是韩国瑜参选，经过24小时共22.6万人网络票选，25日晚九点揭晓结果，郭台铭以55%得票率胜出，韩国瑜支持度则是45%。虽然这个“爆料公社”总强调模拟投票不具任何民调参考价值，唯一参考价值只有候选人网络声量。不过，这个“爆料公社”之前的许多网络投票，结果比正规民意调查机构的预料更准确。因为这个网络投票，每次参加者众多，调查样本非常巨大，确实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真实的民意。
这个投票是在蔡正元爆料之前举行的，正如其他一些正规民调所做的调查结果一样，目前郭台铭与韩国瑜的民调支持率，其实非常接近。以国民党现在已经占据的政治优势，我坚信国民党绝不会牺牲初选制度和党内团结为代价，非得迁就韩国瑜不办初选、直接征召的要求。
郭台铭和韩国瑜两人，都能迎合岛内选举中民粹化、反体制的思潮，相对而言，郭台铭更有国际观、格局更高，党内人脉更广，也更被各方所接受，而且妻子从不过问郭台铭公事，完全没有贪腐问题，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对国民党来说，郭台铭是比韩国瑜更好的选项。
对于大陆部分网友来说，最不能原谅的是郭台铭几年前在“太阳花”运动时，说过“民主不能当选吃”的话，其实后来郭台铭做过详细的解释，就是民主不能搞成民粹。我是接受他这个解释的。最近郭台铭的表现可圈可点，包括他“后宫不能干政”的失言风波发生后立即道歉，态度真诚，迅速平息舆论批评；为了避免被对手攻击跟大陆交往密切，他现在对民主价值的认同，甚至比岛内其他政治人物都坚定，让对手完全抓不到把柄。这也体现了郭台铭的政治智慧。
邱县文革酷刑
河北省东南部称为冀南地区的邯郸市邱县，是个小县1968年仅12万人口，但那年代却发生了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残案，死千人，致残1316人，株连民众数万人，刑讯逼供手段方法达300多种，凶狠残忍亘古罕见，便是盖世太保，克格勃也必自惭形秽甘拜下风。
1967年10月2日至3日，在不足24小时中，广西桂林地区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率队将当地93名地富农民推入无底天坑——黄瓜冲。其中一个大地主家族中老少共76人，包括外嫁的女儿及所生的孩子，小的不足一岁，老的65岁，全部被推入坑中。
当时黄天辉将所谓的“地富阶级”推入坑中，为了控制当地舆论，降低影响，侩子手们强迫当地村民推了许多巨石至竖井中，将被害者的尸体压住，甚至企图用炸药炸山体石头扔下去把那洞填满，然因各种原因未能实行，才有了今天我们能看到血淋淋的历历在目的事实。
从1967年至2017年，时值冤案发生50周年。为铭记历史祭奠被害者，1月1日上午10点24分，桂林洞穴探险队9名队员（领队蜘蛛、老牛，队员无名指、炎炎、精灵、老唐、故事、摇篮、积木鱼）出发“杀人坑”，采用SRT单绳技术进入几十年来未曾有人涉足的竖井现场。
下降的过程中从井底吹来的阵阵凉风，似乎在泣诉着50年前的冤屈。当队员们的双脚踏到井底，满地触目惊心的巨石和尸骨残骸让大家心中一滞。然而，更为惊恐的是他们脚下所踩1米多厚的土层其实全是由碎石与被推入坑中的受害者的尸骸组成。
历史背景（1）
在该乡的三江村（旧时称为三江公社）黄瓜冲山上有个洞，洞深万丈，人称无底洞。1967年10月2日，受一月前湖南省红华、道县等地发生的所谓地、富要**，贫下中农可以组织人民法院判决的杀人风影响，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了刘性林、黄有生、黄天爱、杨隆义、刘义周、刘俊博、杨雨生等包括治保主任、民兵排长、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共30人在区里老邮电所（即现在的旅社）召开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这场屠戮准备会议在黄天辉的主持下主要讨论哪些人该杀、在哪里杀。期间提出“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光，斩草除根，留下其子女是个祸根。”、“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的极端言论。出于担心因贫下中农家庭与地、富家庭有姻亲关系，如若杀完会引起动乱，最后得出“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的区别对待，丢到黄瓜冲万丈深渊的结论。杨隆义分配“杀人行动”的任务，次日凌晨2点在黄天辉带领下民兵闯入地富家庭绑人并连夜押送至黄瓜冲坑口边，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强迫跳坑，不从者被虐打或用叉推入坑中。杀红眼的“杀人别动队”甚至连在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据史料记载，直至10月3日下午3点，共计76人被害，上至65岁老人，下至不足1岁婴儿。
历史背景（2）
邱县文革假“国民党”案综述《邱县志》载：1968年5月，县革委主任赵玉春支持造反派头头惠志广等人大抓“国民党”。动用多种刑法，对被“专政”人员进行引供、逼供、串供，在无情的严刑逼打下，全县逼打成“国民党”3835名，制造了全国闻名的“国民党”大假案、大冤案。
一、起因
1967年7月，县革委研究贯彻执行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时，赵玉春让县革委常委陈××当抓叛徒队长。陈××时任县邮电局副局长，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既怕抓叛徒抓到自己头上，又对原县委书记刘一心(1952～1958年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任职期间不重用他而怀恨在心。便利用赵玉春和县人武部长于好山之间的矛盾，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得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赵玉春说：“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陈××马上组织三老(陈××、石××、张××)出主意，组织三少(惠志广、石××、石××)编材料。陈××说：“旧县志上的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一中校长刘雷(刘鸣夏)旧县志记载时任教育委员。“三少”就根据陈××说了句无中生有的话，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刘雷之子)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按上述编的假材料，经地革委写信，把刘一心从省二医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时任部长)揪回邱县人武部实行专政。
1968年1月，县成立“三代会”(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焦学金任主任，惠志广任副主任。“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成为全县抓“国民党”的策源地(抓国民党期间，县直农村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
1968年4月17日，“三代会”首先对刘雷下了毒手，用数种酷刑折磨他，晕过去就用冷水泼醒。70多岁的老人，经不起酷刑，被迫在他们编的假材料上按了手印。
二、大抓
1968年4月15日，县成立斗批改战斗队(三代会原班)，赵玉春在会上明确表态：“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20日，惠志广向赵玉春汇报说：“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从此，惠志广等人对刘一心又下了毒手。他们用尽各种刑具，一连拷打7天7夜，打了几个死，引供让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被逼打得死去活来情况下招认了。是年5月1日夜，“三代会”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霍治邦、王士杰、周瑞元、郝孟怀、陈晓光、高子祥、李冀民、高占元，号称八大专案)动了大刑(三代会使用刑法246种)。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打出了“国民党”集团。3日，对被专政的人又进行了7天7夜突审，名曰“追穷寇”。引供咬出“国民党”几百人。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因宁死不违心承认是国民党员，于1968年6月5日晚上被专政人员活活打死在审讯室。“三代会”为深挖“国民党”，按教育、县直、公社、农村四条线把名单分发下去。并于5月召开了深挖“国民党”大会，播放高占元(原县委办公室主任)逼供承认“国民党”的录音。目的是统一全县造反派大抓“国民党”的决心。从此，抓“国民党”在全县普遍开展。教育战线从1968年5月27日起，李××(县革委副主任)把700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赵玉春在会上说：“教育战线是黑窝子，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在集训时，国办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让贾寨中心校长刘××介绍“一打二唬三威胁，敲锣打鼓看脸色”的经验，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全县动用刑法400多种)。随后，“三代会”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并于同年9月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武中伟(原卫生局长)。为使抓“国民党”更加深入，体现政策威力，11月3日，县召开了三万人宽严大会，逮捕了陈玉玺(原县革委常委)、高怀宾(县委组织部干事)，从严处理；对造假国民党证的杨××当场释放，从宽处理。为使全县人民更加痛恨原县委的领导人，12月县召开公审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广播大会，把经他们手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案件翻过来，硬说是“国民党”集团陷害好人，以此欺骗全县人民。通过各种类型抓“国民党”会议，将邱县抓“国民党”运动推向高潮。
三、传“经”
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焦学金(革委副主任)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冀南风雷报》()上刊登题为《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文章。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邱县革委主任赵玉春再次介绍了抓“国民党”的经验。从此，大抓“国民党”波及到邯郸地区各县。8月18日，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邱县介绍了抓“国民党”的“经验”，扭转了会旨。会后全区普遍发生刑讯逼供，逼打致死的人员骤增。
四、找证
1969年1月，地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还不够……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驻进“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社、队逼打要“国民党”证件。
为要“国民党”证件，全县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打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翟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翟炳乾和儿子翟树彬，逼迫60多岁老伴改嫁，气疯了翟树彬之妻，结果一无所得。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有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惨死人最多。
五、造证
邱县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下最大力量也没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说：“造也能说明问题。”于是“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想法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
2?假信号枪、信号弹。在逼打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造炮打灯。”惠志广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在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3?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陈玉玺，1962年×月×日。”“三代会”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
4?假情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26个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26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1968年11月后，让10几名老牌真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指名让其咬谁是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者口供记录作为证据。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存放着按“手印”用。又替死者编写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全县大抄家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六、暴露
到1969年3月，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逼打致死，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都打成“国民党”，株连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中央8个部(委)，受株连直接受迫害者多达5600多人(当时全县12万人)。受害家属冒着生命危险到地区、省告状，有的受害者把生死置之度外，赴京闯中南海告状。中央写信给河北省革委，邱县抓国民党是刑讯逼供，必须立即制止。省领导高度重视，1968年11月至1969年3月，省先后派调查组5次，基本上查清了邱县抓“国民党”案是打出来的大假案、大冤案。1969年3月24日，省派工作组来邱县，制止了抓“国民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