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之初是表達對修訂《逃犯條例》的不滿，也確實有部分市民和國際社會對修訂《逃犯條例》（以下簡稱“修例”）懷有疑慮。但後續的示威行為明顯有越界之舉，不斷得寸進尺的“訴求”令人不得不謹慎推敲其真實目的，而示威者又利用了外界對其示威者行為的定性並將其包裝成是受到打壓被迫抗爭的“理據”，這就令局勢陷入更尖銳對立的局面。從恢復秩序和重建香港角度看，怎麼對示威者有區別地，準確和有利於局勢降溫地判斷和定性其示威者目的可能對局勢的穩定意義重大。
起初的和平示威漸漸走向暴力或者“勇武”，示威者的訴求也越來越超出對修例不滿的界限、不少示威人群打著外國國旗並高喊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口號、更令人不解的是示威者竟公然蔑視和侮辱國旗國徽等國家尊嚴與象徵、襲擊中聯辦和用鐳射鐳射干擾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大樓的執勤戰士。另外，近三個月的示威活動中，不斷有示威“頭目”或“典型人物”與域外勢力對接洽談意在為“光復革命”與爭取“香港自治”問題上尋求國際支持。
試問，此番林林總總的言行只為表達對修例的不滿嗎？是否有超出反修例尺度和隱藏在示威局勢背後的勢力和目的呢？或許一部分示威者的言行並不代表示威人群鐵板一塊的共識，但這總令輿論對示威者真正目的保持警惕和懷疑。絕大部分內地民意更傾向於官方官媒對示威者的定性，而在示威者與特區政府之間的尖銳對峙也各有理據，民眾對示威者，以及員警是否過度使用武力導致局勢升溫也各有看法，市民更是強烈呼籲政府拿出大智慧來解決香港嚴重的深層次問題。
對示威者及示威活動的定調被示威者“謊稱”致使其“更加缺乏安全感”和“恐慌”，這也是他們堅持要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的訴求和對外聲稱“害怕秋後算賬”的原因。對示威者的真正目和動機的定性與辯解陷入相互質疑，彼此猜忌、互相指責和推卸責任的旋渦與認知對立的困境。各方言行都沒能消除敵意，卻讓這場對輿論爭取的努力變成難以調和的對峙。
認知上的對立可能致使來自內地的認知與定性被示威者利用以當做繼續製造混亂，編造謠言、混淆視聽的肇事理由。示威者一再對外聲稱受到員警的“暴力”和“weiquan”打壓才被迫抗爭，示威人群的屬性與目的也逐漸呈現多樣性與複雜性。這既是示威人群認同分化的結果，也可能是非示威者的不同認知使我們產生紛繁複雜的理解所致。但不對示威者的真實目的進行預期性把脈和保持警醒，也可能被其蒙混過關而釀成難以挽救的政治災難。故此，怎樣對示威人群的屬性和目的進行具體性地區別界定，並依照不同示威目的或“訴求”採取對應措施予以回應恐怕更有適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