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大戰略研究專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論大戰略》講：戰略關鍵在於“目標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說：好戰略必須根據能力的變化，合理設定具體的、連續的臺階。因此，解決香港問題，必須自覺把它放在中美戰略博奕的大背景中來理解，著眼國家和發展大局來把握，堅持問題導向，抓住重點，循序漸進，久久為功。具體來說，就是要以培養政治家為根本，以去殖民化為抓手，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契機，以解決民生問題為第一要務，在全面落地《香港基本法》中實現治權回歸和穩定繁榮！
一、培養一批有遠見有擔當的政治家是治港興港的根本。有人說，香港沒有真正有擔當、有遠見的政治家，現在香港的問題與過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的擔當作為不無關係。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都是富人，子女都送往英美留學，沒有一個把子女送到中國大陸來學習的，他（她）們在英美都有大量房產和利益，與英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屁股決定腦袋，一個與英美有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人，很難說能與香港民眾和中國大陸是命運共同體！香港的未來恐怕也很難指望上這些富豪！
《香港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也就是說，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時間是50年，現在還有28年。因此，無論是現在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是2047年後真正融入中國大陸，都需要選拔和培養一批“我們自己的政治家”，因為資本主義的土壤培養不出社會主義的政治家，香港精英都是在國外接受的英美式教育，這必須引起高層關注，真正憂起來、急起來、緊起來。
這就是需要著眼長遠，一方面要改革香港的教育、改良土壤，另一方面注重從優秀年輕人中選拔和培養政治家苗子，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尤其要注意選拔優秀年輕人，中央黨校也應有針對地加強對港澳臺優秀年輕人的培養，以此逐步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態。
什麼時候，香港擁有了自己有遠見有擔當的政治家，是“自己人當家作主”了，香港才會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二、去殖民化是治港興港的重要前提。國家領導人深刻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
通俗地講，一個地區的治權主要由槍桿子、印把子和筆桿子組成，香港問題主要是特區政府並不掌握完整的治權，特別是不掌握筆桿子，只掌握部分印把子。去殖民化的本質就是要通過全面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改良香港土壤，收回香港完整的治權。
去殖民化是每一個被殖民統治過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獨立和解放後都必須進行的工作，蔣介石到臺灣後做了，新加坡、印度、韓國獨立後都做了去殖民化工作，但是，香港回歸後卻基本沒有做。
香港去殖民化，這是形成“一國兩制”共識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一場爭奪人心的持久戰，不僅要有政策制度的保證，而且需要良好的輿論氛圍。香港特區政府既要敢於鬥爭，又要善於鬥爭，不仿學學特朗普的鬥爭精神，不仿學學臺灣民進黨執政時“去中國化”的思路和做法（從教育抓起、從娃娃抓起、從臺南農民抓起），因為做事的思路和邏輯是相通的，辦法總比困難多。當務之急，要做好三個方面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通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是中國與英美在香港問題上矛盾鬥爭的焦點，也是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保證，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在香港，決不允許搞選擇性立法和執法，決不允許只強調“兩制”而否認“一國”，因為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沒有《基本法》就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港人治港。不僅要頂住壓力讓23條落地，還要據此減少英美日駐港領事館人數，而且要通過全囯人大常委會依法釋法，完善和細化《基本法》條款，從法律上徹底擺脫英美勢力控制，真正立起《基本法》的權威。必要時，可利用《基本法》第八十九條，對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予以免職，清除殖民殘餘法官，依法打擊“港獨”分子騷亂，不能有任何法外之地和法外之人，切實把香港的法律導向搞端正。
二是推行基本國民教育，清除殖民化痕跡。就是要清除香港教材、人名、地名、街名、行政活動中等殖民化痕跡，“維多利亞灣”不能再叫“維多利亞灣”了，“麥理浩道”也不能再叫“麥理浩道”了，香港立法會不能再用英文宣誓了，法庭上不能再向洋法官九十度鞠躬了，等等。特別是香港的教育和教材。本來，香港學者和大陸學者共同編纂了一套香港的教材，卻沒有推行下去。就是因為不少人搗亂，示威遊行，說那套教材推行了就會被“洗腦”。其實，那套教材只有任何國家的國民都必須無條件接受的，以國家體制、憲法、國旗、國徽、國歌等為內容的基本國民教育。難道你香港就那麼特殊嗎？
三是掌握輿論和話語權。高度重視思想輿論陣地建設，迫切需要“甩石頭、摻沙子”。可採取加大投入、另起爐灶、鼓勵扶植、控股等多種形式，大力弘揚正能量，依法打擊造謠生事、搞假新聞的黑媒體，端正香港輿論導向，通過改變輿論氛圍逐步改善香港政治生態，堅決扭轉美英資本控制香港媒體、用輿論綁架特區政府依法行政的被動局面。7月14日，英國《金融時報》造謠說：特首林鄭月娥在過去數周曾數度提出請辭，但遭到北京拒絕。居心叵測，不難看出英美勢力想重演董建華式推出限價房而被逼辭職鬧劇的險惡用心！值得警惕！
三、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治港興港的必由之路。香港和澳門回歸後各自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香港回歸時由於中國駐香港的中英聯絡小組內部出了漢奸，洩漏了底牌，加之英美頻頻插手干預，回歸之路很不順利，回歸後又幻想依靠英美勢力反復折騰。澳門回歸由於葡萄牙勢弱無力干涉，加之有香港回歸的經驗教訓，澳門回歸之路比較順利，走了一條緊緊依靠中國大陸、快速融入中國大陸的發展之路。澳門回歸前連續4年經濟負增長，黑社會活動猖獗。澳門回歸後不被國際勢力牽著鼻子走，一直以低調、務實的態度專心發展經濟，2009年就讓《基本法》23條落了地，還設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全國人大還批准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島建新校區並授權澳門特區政府管轄，大大拓展了澳門發展空間，澳門上下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澳門所有學校升國旗、唱國歌全覆蓋，澳門因此成為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澳門GDP總量從1999年回歸時64.9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545.4億美元，增長了8.4倍；人均GDP從1.55萬美元增長到8.26萬美元（全世界排第二，僅次於盧森堡），增長了5.3倍。
當然，澳門的順利回歸和繁榮發展也是有代價的。據金燦榮講：澳門一張澳門博彩業許可證就意味著一年近100億美元的收入。1999年前，兩張澳門博彩業許可證都在華人手上。之後，兩張變成六張，其中三張由美國人掌握。澳門回歸的那一年5月8日，發生美軍炸館事件，國力不濟，也不得不妥協讓步。現在不同了，中美貿易戰，這也是可打的牌。
雖然香港不同於澳門和臺灣，但是澳門依靠大陸、搭順風車、不折騰的智慧值得學習，從某種程度上說，澳門的今天完全可以成為香港和臺灣的明天。
在美國推行“印太戰略”、中美貿易戰、甚至幻想經濟“脫鉤”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地位作用將進一步凸現，是三心二意或暗中跟著英美走，還是堅定地跟著中國大陸走，考驗著香港的良心、忠心和眼光！香港只有認清大勢，找准定位，發揮比較優勢，堅定地走面向世界、背靠大陸、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開放發展之路，才能突破“井底之蛙”“彈丸之地”的歷史局限，才能乘勢而上、加快發展。否則，就會再一次錯失良機，最終被時代所拋棄，徹底淪為中國的二流城市、三流城市！
 
四、解決好民生問題是治港興港的第一要務。得人心者得天下！香港回歸後要鞏固政權，也重在得人心，必須下大力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但是，在壟斷資本控制的香港經濟體制下，要解決民生問題又談何容易，正如美國壟斷資本下永遠也解決不了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就需要有遠見有擔當的政治家，下大力推進香港的改革，更加積極地關注和解決經濟社會問題。這方面，德國和新加坡“大市場、大政府”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值得借鑒。
在激烈的大國博弈中，“大市場、大政府”模式的優越性凸顯，美國似乎也在轉向更多的政府干預，轉向“大市場、大政府”模式。
最近，美國《經濟學人》發表了題為“美國的未來，就看這兩個地方”。文章稱，美國的未來，不是看紐約、華盛頓，而是看加利福尼亞州（加州）和德克薩斯州（得州）。這兩個州都與墨西哥相連，是當年從墨西哥人手中搶來的，並不在美國建國時的13個州之內。
因為這兩個州是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其經濟規模，得州相當於是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加州相當於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緊跟德國，超過法英）。過去20年，加、得兩州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就占全美的三分之一。美國20%的人口住在這兩個州，由於墨西哥移民的數量飆升，2000年、2005年加州和得州的非白人的數量就超過了白人，正改變著美國的政治生態。
得州和加州都與墨西哥相連，其經濟規模，得州相當於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加州相當於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加州和得州經濟社會發展是兩種不同模式，也預示了美國的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簡單地說，得州模式是典型的低稅率、松管制、小政府的模式。而加州正好相反，是高稅率、強管制、大政府的模式。這兩個模式的競爭、最後誰勝出？它對美國的影響，比下次總統選舉的結果還要重要。從目前看，加州模式有明顯優勢，而且與特朗普“大政府干預”的執政理念一致。於是，有人說：得州是青少年時期的加州，加州是長大後的得州。
加州“高稅率、強管制、大政府”的模式也許就是下一步香港的改革方向！而且，中美在戰略博弈中，可能殊途同歸，正在走向一條共同的“大市場、大政府”的道路！
古人講，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役！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政府做任何事都要有全局戰略考量和利益最大化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