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斗争

刘力波 张子崟 6park.com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暴发已在诸多方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场疫情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措施还是疫情防控效果上都明显体现出了自身的显著优势。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受疫情的冲击，正陷入21世纪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制度因素。作为处于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无产阶级政党，美国共产党(以下简称“美共”)对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真切的观察思考和深入的分析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斗争。
一、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疫情冲击下人权危机的必然暴发
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是一个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重要标志。面对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失控的疫情应对困境，美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进行分析，探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广泛、严重的人权危机暴发的深层次原因。
(一)制度矛盾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疫情中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
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伴随时代变化始终存在，并不断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美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在这种制度中，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始终存在，因为“资本主义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并且定期提高利润率才能维持自身的发展”。工人阶级只能获得自身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都归资本家所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使原有的不平等更加严重。美共联合主席乔·西姆斯(Joe Sims)明确指出：“特朗普宁愿牺牲数百万工人的生命健康也要满足《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企业界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种不惜以工人阶级生命健康为代价去捍卫资本家利益的残忍应对举措使得本就脆弱的工人群体抵御疫情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降低。
首先，在疫情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创，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的迅速上升，工人阶级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以美国为例，2020年7月23日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自2020年3月13日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共计5200万人寻求失业救济。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对于生活本就困难的工薪阶层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长期的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还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医疗和政府救助方面。在美国，失去工作的工人就会失去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个人根本无力负担过高的医疗费用，因此，面对新冠肺炎侵害的风险，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更容易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工人阶级本应成为政府救助的重点，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资本家的身上。特朗普政府虽然签署了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当房东和资本家们得到丰厚的支票、历史上最低的利率和大规模的债务减免时，那些没有储蓄甚至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却只能得到一次性支付1200美元的支票”。
(二)社会保障公共性缺失加速疫情蔓延，使得底层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持续恶化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因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维护的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非广大民众的利益，出于对私有制的维护和对资本利益的追逐，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公共领域必然会不断萎缩，社会保障中的公共性也会不断缺失。
美共认为，正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于公共领域的忽视与破坏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在疫情应对中准备不足，表现迟缓，加速了疫情的扩散。特朗普自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持续削减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支出。“2018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资金已经耗尽，使其不得不减少在预防全球疾病暴发中所做的80%的工作，将重点关注的国家由49个减少到10个。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旨在减少关于对抗全球疾病传播的政府支出计划。例如，撤销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全球卫生安全部门，国家安全卫生支出减少150亿美元，美国政府提供的3000万美元的‘复杂危机基金’被取消等。”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弱化了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在疫情应对中本该发挥的作用。
伴随着美国疫情的发展，底层民众的生存危机不断显现。首先是疫情引发的严重住房危机。由于失业，大量低收入者失去基本生活来源，因无力负担房租而流落街头。而在疫情中，住房问题和疫情防控联系紧密，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都是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一旦失去住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更容易在这场疫情中遭受威胁。在现实中，美国也由此发生了多次要求取消租金的罢工运动，自2020年4月初以来，仅约半个月时间，“全国各地至少暴发了71种不同的运动，纽约一项关于取消房租的请愿书已经有约九万个签名”。此外，失去基本生活来源的底层群众的食品安全也遭受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美共前主席约翰·巴切特尔(John Bachtell)指出：“粮食不安全已经影响到370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1100万儿童，他们中许多是工人阶级家庭，父母都从事低薪工作，他们难以将食物摆上餐桌，不得不在支付房租还是吃饭之间做抉择。”与此同时，由于失业人数的大规模增长，全美各地食物银行的需求量激增。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佛罗里达到密歇根，在食物银行外排队的车绵延数英里，数百万美国人排队等待领取食物。然而，随着领取食物人数的不断上涨，食物银行的储备也宣布告急。2020年4月20日，美共在《美国人民的饥饿：随着食物银行的倒闭许多人正在忍受饥饿，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衰败》一文中指出，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县，食物银行数量由过去的6个减少至3个；芝加哥关闭了112个食物银行；拉斯维加斯的食物银行由过去的180个减少到目前仅剩的10个。当食物来源日益减少，美国社会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更加凸显，将会有更多的美国人不得不与饥饿作斗争。
美共指出，尽管美国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在不断恶化，但“对于特朗普来说，政府根本不是一个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而存在的机构，他本人也不关心任何公共利益”。由此可见，面对疫情给底层群众带来的冲击，“这种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无法在极端危机和困难时期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为人民提供服务”,资本主义制度顽固地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罔顾人民的生命安全，大量民众因缺乏政府的关注和本应提供的社会公共保障而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在疫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制度问题引发的种族歧视愈演愈烈，使得少数族裔在疫情中生存维艰
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激烈的冲突对抗背后隐藏着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所造成的深刻阶级矛盾。在美国，蓝领工人中的白人大多学历较低，从事体力劳动，在危机中容易受到冲击，因面临失业而陷入经济困境，并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各种压力，从而产生强烈的不满与恐惧。美共认为，右翼政党为了谋求选举的胜利，利用特定群体的情绪波动，煽动种族主义，“该战略包括利用反华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动员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候选人”。右翼政党宣扬种族主义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压迫、阶级矛盾的转移，是要将部分白人的不满和仇恨心理转嫁至少数族裔身上，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尖锐的阶级矛盾，反而使种族歧视愈演愈烈。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少数族裔的生命安全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同时疫情也直接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族裔所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正如西姆斯所言：“当整个世界只是感冒时，有色人种可能就得患肺炎。”美共注意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的财富机会不平等，有色人种的居住环境、工作条件更加恶劣，贫困发生率更高。同时，有色人种大多在服务业一线工作，在疫情中缺乏相应的健康防护措施和社会安全保障措施，更容易遭受病毒侵袭，加之他们中不少人本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就更加“不成比例”地受到疫情影响，患病率和死亡率都明显高于白色人种。此外，美共也指出，尽管移民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在2018年这一年，无证移民向联邦政府纳税20亿美元，还有向州和地方政府贡献的约12亿美元”,但特朗普签署的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却将无证移民排除在外，致使他们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资金救助。自诩“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和部分政客在这次疫情中赤裸裸地表现出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歧视，甚至为了谋取自身利益不惜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使得少数族裔的基本生命健康权都得不到充分保障，在疫情中生存维艰。
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削弱了国家疫情应对中的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效能是反映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指标，而对国家治理效能的高低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是在国家治理中，能够充分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维护各阶级的利益；二是能够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活力，国家各机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配合、运转有序。然而，面对疫情，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无力，国家治理效能低下，乱象丛生。对此，美共认为这些乱象背后的根源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存在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结构性缺陷。
(一)党派政治极化现象严重，难以维护抗疫中的国家整体利益
西方的政党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对于保障民主、维护政治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政党制度的弊端却是将国家整体利益分割为若干小的利益派别，各党派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相互掣肘，将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多年来，党派政治极化现象严重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以美国为例，近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的分歧愈加严重，两党之间非此即彼的恶性竞争、零和博弈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都造成了严重危害。新冠肺炎疫情将党派政治极化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放大。美共认为，两党之间的斗争极大削弱了美国疫情防控效果。这首先突出表现在医保制度的改革上，这也是两党长期斗争的焦点，两党之间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成了“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从而也就难以使得真正反映、代表民意的政策得以实施。“奥巴马医改，这一在公共卫生领域做出的数十年的努力却被共和党持续性地削弱。”当疫情来临时，面对高昂的检测治疗费用，没有一个真正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卫生制度来保障广大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注定了美国的抗疫之路坎坷复杂。其次，在美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中，“州与州之间的应对措施通常有所不同，主要取决于该州是由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负责”。然而，众所周知，在疫情应对中全国上下的通力合作尤为重要，政党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会造成应对措施上的相互抵牾，使疫情防控效果大打折扣，并最终危及普通民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美共认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展现出了以人为本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的力量以及整个国家迅速调拨资源的能力”17。但是，这一成功抗疫的经验却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党争不断、政治极化现象严重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借鉴与实施。
(二)联邦制运行紊乱，极大降低国家疫情应对的治理效能
在本次疫情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疫情防控中较好地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在疫情应对中取得了积极成效。而反观以联邦制为基本国家制度的美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却令人震惊，在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其联邦制度的诸多弊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龃龉与推诿是美国疫情防控难以实现“全国一盘棋”整体防疫效果的重要原因。
因此，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已然演变成一场政治危机。美共认为，在疫情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职责混乱是疫情防控低效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疫情防控中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并非互惠合作而是对抗竞争。众所周知，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举全国之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美共在总结中国抗疫成功经验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强大的行政治理体系，可以在遇到危机时及时动员起来。”在美国，非但无法实现这样的整体调配，甚至对于疫情中急需的医疗资源“不仅没有一套集中的生产、定价和分销系统，反而是50个州、数千家医院以及联邦政府在市场上对于口罩和呼吸机进行公开竞价”。另一方面，联邦政府没有实施协调各州共同抗疫的统一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全国疫情防控的失序局面。正如巴切特尔所说：“特朗普政府拒绝使用统一的国家战略以应对疫情。各州和每一个人不得不各行其是。”特朗普在疫情初始刻意降低疫情威胁的严重性，加之长期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削弱，使得联邦政府最终难以应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危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面对疫情的迅猛之势陷入了抗疫失措的境地。种种事实表明，这种“松散型”的联邦体制在重大危机面前无法凝聚全国力量共同应对，反而造成国家内部的内耗和混乱，最终导致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疫情应对的治理效能被极大削弱。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消解了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凝聚力
资本主义制度始终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和国家利益之上，这样的价值取向不仅造成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有效动员全国力量以形成合力抗击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也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难以在国际合作中共同抗击疫情。
(一)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国内难以形成抗击疫情的社会合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维护自身利益，将其思想作为一种有力的统治工具。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正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武器。美共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使得极端个人主义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盛行。而恰恰也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在面对重大危机时很难形成团结一致的社会凝聚力。
其一，在个人层面上，极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至上，个体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显然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责任与义务，这就造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相对缺乏一种众志成城、团结协作的价值内核。在疫情中，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体私利，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造成个人权利与社会道德相背离。一方面，资本家担心资本利益在疫情中的损失，一味呼吁重启经济。正如西姆斯所说：“他们认为，由于大多数50岁以下感染病毒的人只会出现轻微症状，因此重启经济不会成为问题。”这不仅是资本家因贪婪逐利而编造的借口，更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失范。另一方面，在疫情中工作的工人缺乏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恶劣的工作环境加剧了疫情传播。企业对于工人保护不力使得工人阶级在疫情中的处境更加艰难，“缺乏个人防护设备，雇主拒绝给员工带薪病假，拒绝披露冠状病毒病例，不实行社会隔离，拒绝用危险工种补助来提高工资，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很低，以至于他们负担不起过高的医疗费用”。疫情中的资本家只顾个体私利，对于社会责任的逃避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使得美国民众在疫情中根本无法形成合力共同抗疫。其二，在国家层面上，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主体的极端自由，排斥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这就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在短时间内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生产疫情所需的各类物资。美共指出：“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方面的成功归功于国有企业对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而在美国，各州以及医院都面临着严重的医疗防护物资短缺，特朗普却拒绝使用《国防生产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指示私营企业生产目前最短缺物品，但特朗普却认为这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法则，即“自由市场”。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资本家个人还是政府都缺乏在团结协作中共同抗击疫情的精神。
(二)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国际上阻碍了全球疫情防控的团结协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相互信任、彼此合作才是战胜疫情的关键所在。正如2020年4月10日美共发表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声明中所指出的：“各国必须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当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时，更应做到积极主动地相互帮助支持。”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不能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看待疫情防控中的问题，以邻为壑、相互指责的情况持续不断。对此，美共指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价值取向。
首先，美共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发生之初所持的一种默然态度加速了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例如，美联社记者迈克尔·比塞克(Michael Biesecker)通过调查指出：“美联社通过对联邦采购合同的审查发现，联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等到3月中旬才开始大量订购N95口罩、呼吸机设备和其他一线医护工作者所需的防护设备。”由此可见，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后，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积极地采取防疫准备措施，反而是持一种置身事外的看客心态。美共清醒地看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及时对疫区采取封锁的重要性。“中国采取的措施为世界其他地区赢得了宝贵的几周时间，以应对这种高传染性病毒难以避免地传播。可悲的是，相当多的国家忽视了这一警告，反而在那段时间里批评中国采取了他们称之为‘独裁’或‘严厉’的反应。”西方国家这种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造成疫情在其本国大面积暴发时根本无法作好充分准备，反而加剧了全球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其次，美共指出，将公共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阻碍全球合作抗击疫情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当今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大国关系的多样化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恐惧与仇视的心理，对抗情绪愈发激烈。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思考从中国遏制病毒的经验中能学到什么，反而是期待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会受疫情的影响而崩溃。但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思维中，残酷的竞争优先于合作和团结”。将简单的公共卫生危机复杂化、意识形态化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与协作，容易产生敌对情绪，这显然不利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合作。
四、疫情背景下美共斗争实践的着力点
资本主义制度在此次疫情中应对无力的种种表现使其长期以来所标榜的制度优势黯然失色，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西方模式”也备受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正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疫情的暴发恰逢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之际，这使得美国的疫情应对举措充满了浓厚的选举政治色彩。在这种复杂局面之下美国的疫情防控前景不容乐观。而历史地来看，“社会主义的曙光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失败的那些地方出现”,在疫情防控与总统大选形势的叠加之下“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面对变局能否抓住时机，循序渐进地、有计划有目的地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对美共未来的发展壮大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为此，美共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
(一)集中力量批判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应对中的不力表现，降低共和党的民众支持度
这场疫情在美国所引发的一连串危机无疑将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政府在治理中的失效充分暴露出来，“共和党不但没有针对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而且他们现有的办法正在使事情变得更糟”。美国国内疫情形势愈加严峻，随之引发的动荡也使美国民众深陷不安之中。因此，美共认为在今后的斗争中，应该以此次疫情为契机，集中力量持续对共和党的种种不力表现进行批判，降低共和党的民众支持度。美共领导人及党内成员通过撰写一系列文章，力陈共和党在疫情应对中的不当表现，以推动更多民众加入反对特朗普及共和党政权的行列。一方面，美共对共和党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破坏行为进行了揭露，指出“他们的目标是废除社会福利计划，尤其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以及以前被称为食品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美共指出：“共和党的解决方案总是一样的，从本质上讲，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对富人实行大规模减税，实行经济紧缩，取消对所有工人、消费者以及环境的保护。”这些举措加剧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的艰难处境，也激起了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是重点批判共和党对于疫情的政治化操弄。美共认为，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对疫情的政治化操弄是对自身疫情应对不力问题的逃避，意图使“病毒成为他人的问题”从而挽救共和党自身的形象。同时，美共也指出，“共和党关于病毒和中国的言论煽动了种族主义仇恨的火焰”,是共和党人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制定的一种卑劣的选举策略，这种种族主义选举策略不仅加剧了种族歧视，造成社会严重“撕裂”,也阻碍了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步伐。围绕上述斗争重点，美共党员通过加强理论的传播，使更多民众清醒地看到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政府难以保障广大普通民众根本利益的事实，民众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政权的不满情绪也进一步发酵。
(二)抓住时机进行宣传教育，扩大自身群众基础
美共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变革时刻的风口浪尖之中，这一时刻可能会永久地改变世界，加速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因此，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不遗余力地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基于此，美共注重线上线下协同开展教育活动，提升自身影响力，为实现最终目标扩大群众基础。一方面，美共结合疫情防控需要重视社交隔离的实际，积极开展线上教育活动。首先就是在美国共产党以及党刊《人民的世界》的官方网站上以“新冠肺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种族主义”等为专栏标题，发表大量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呼吁保护工人阶级、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社会平等的文章。此外，西姆斯强调，美共成员也应该不断提升线上活动的能力，包括使用专业网站分享文章、视频、博客和图像以及帮助建立或积极加入各地的社区互助网络。美共希望通过网络阵地的宣传使“这场危机可以被用来提升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即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巨大缺陷，希望群众的认识能达到资本主义制度属于历史的垃圾堆这种高度”。另一方面，美共在线下利用自身在各州建立的俱乐部，呼吁美共党员开展互助活动，加强与民众的联系。例如，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共俱乐部就与当地的难民援助组织开展合作，在疫情期间积极向纳瓦霍族民众提供所需的医疗用品和口罩。此外，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温彻斯特—纽霍尔维尔俱乐部的成员在疫情中为当地的社会成员和参加活动的人无偿缝制口罩、提供帮助。多途径的宣传教育，既使美国民众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也加强了美共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好感度，提升了美共自身的影响力，使其在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扩大了群众基础。
(三)形成多元选举联盟，建立打击特朗普政权的选举斗争统一战线
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对美国社会的民主、平等造成严重威胁，美国民众深陷危机之中。巴切特尔指出：“只有全面动员所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加上重大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才能解决这些危机。但是如果不能首先捍卫民主并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击败特朗普和共和党，那么这些措施将难以实现。”因此，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击败特朗普和共和党政权就成为美共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的来说，美共延续了以往的斗争策略，即在选举中帮助民主党击败共和党，在此过程中团结壮大进步力量，打击极右势力，以民主斗争推动阶级斗争，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准备条件。与此同时，美共也清醒地认识到特朗普政权和极右翼势力的抵抗力量依然强大，因此仅仅依靠左翼力量无法实现斗争目标。西姆斯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可以单独赢得这场斗争——劳工组织群体、有色人种社群、女性组织、青年团体、性少数群体都不可能。”他认为，建立一个广泛的选举联盟，形成以打击特朗普政权为目的的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抵抗力量就已经形成，这一力量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美共也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广泛多元的选举联盟中必然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力量，如何避免阶级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实现左派政治力量和中间派政治力量的团结对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显得愈发关键。因此，西姆斯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在这场民主斗争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联盟中的核心作用，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