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写过一本影响颇大的历史小说，叫做《万历15年》。他在书中提出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但是，纵观明朝由盛转衰的宏观演变，个人认为，明朝走向灭亡的根本转折点发生在远远早于万历年间的英宗时期，那就是正统14年的土木堡之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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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百度百科：土木堡战败，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这五十二名跟随明英宗远征的群臣皆死于混战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固然，高级文官同样损失惨重。但是，明朝自太祖、成祖两朝形成的执政根基-功勋贵族集团-在这一仗中损失殆尽。勋贵集团中真正能够领兵打仗的精英损失殆尽，从此无法完成代际知识的传递。勋贵集团再也没有能够在明朝历史中写下浓墨重彩的名字。由于勋贵集团的陨落，明朝走向了瘸腿的政治架构。那就是文人掌兵。明朝原本的政治架构，是武勋集团掌控兵马，向皇帝直接负责。文官负责控制天下治理。文武齐头并进，互相制约。土木堡之变后，随着勋贵集团的衰败，明朝的兵权逐渐掌握在文臣的手中。明朝走向了宋朝文贵武贱的死路。这种政治形势，不但是造成明朝军事实力的极度腐朽，同时也造成明朝文官集团成为明朝内部无可制约的垄断利益集团。自此以后，明朝的文官可以操控皇帝的生死。明武宗朱厚照摆脱文官控制，御驾亲征蒙古。《明武宗毅皇帝实录》记载：“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一场参战兵力近10万、酣战长达5日，激烈到“乘舆几陷”，也就是说连受到重重保护的皇帝陛下都差点被鞑靼人活捉。然而，文官们却理直气壮的将这场战役定义为一场规模大了点的村民械斗。这一战后，鞑靼从此不敢寇边。而武宗最后身在壮年，也死于落水感冒，死得不明不白。从土木堡以后，可以说明朝的掘墓人已经诞生并长大。可以明确看出，自明英宗之后，明朝皇帝的行为显得越发反常。明武宗长居豹房；明嘉靖帝长期不上朝，不与外臣见面；明神宗也是长期不朝，甚至故意拖延人事、政事；天启帝沉迷木匠，宠信魏忠贤；直至崇祯皇帝后来连换19任首辅大臣，死前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悲言。这就是皇帝逐步丧失权柄，不得不隐秘行踪，意图自保。但是，最后也逃不过身死国灭的下场。 6park.com

  从明朝土木堡之变，及其后续影响，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太祖皇帝的一大为人诟病之处，就是大杀功臣。通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基本将开国的文臣武将一网打尽。连李善长，刘伯温等人也不能幸免。从土木堡一案可以看出，太祖皇帝的目的，就是要打断文武勾连的形势。所有象明朝一样，经过长期残酷军事斗争建立的政权，都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那就是为了建立政权而不得不采取的军政合一的政治、人事安排，必定会成为政权建立后的颠覆性致命弱点。因为，军政不分照成文官武将互相勾连，文武角色的边界互相交错，极其模糊。实际上文官首领有足够的能力、人脉和威望可以统领武将。而武将也有足够的能力、人脉和威望来统领文官。这样一来，文武两途之首，就有了许多潜在候选人。而文武两途之首只能是皇帝，也只应该是皇帝。如果，皇帝以外的某人占据了这个位置，那么名义上的皇帝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政治基础，成为了真正的傀儡，正宗献帝。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形势，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政权在建立以后，无可避免的要经过大清洗。这与领导人个人的道德品性毫无关系，不过是为了建立政权稳定延续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和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