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是国内外各路反毛英雄好汉们最大最得意的王牌——只要混不下去了或觉得苗头不对，立刻就要祭出“饿死三千万”，仿佛凭此看家宝贝就能一举起死回生扭转乾坤：

——辛子陵觉得苗头不对了（“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 “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

——吴敬琏觉得苗头不对了（“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也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

——茅于轼觉得苗头不对了（“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同样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 ”：“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茅于轼：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

“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如此威力巨大，简直无往而不胜，反毛英雄们应该宝贝又宝贝，尊重再尊重了吧？可惜不，文匪“精英”们喜欢它，却并不尊重它，表现就是丝毫不把“三千万”这个数字当回事——吴敬琏说“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两千万条人命，闹着玩似的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了）；辛子陵刚刚那么肯定、那么精确、那么不容置疑地宣布“饿死37558000人”，却马上又画蛇添足似地虚晃一枪：“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 万以上”（倒底是多少？如果心中有数，为什么如此前后矛盾？如果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那么斩钉截铁地给出个“饿死37558000人”？同一篇文章就能自己搧自己大嘴巴，也算一大奇观）。茅于轼说“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辛子陵说“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怎么“总和”出来的？不愧是“精英”，根本不需要调查研究证据确凿，只要舌头一翻，几千年的历史多少亿条性命就能捏来捏去。如此满嘴里跑舌头，简直让人不知该信谁的好——这岂不是糟蹋了“饿死三千万”这“超级武器”的信用？

更滑稽的是文匪“精英”们对“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离不开却又没信心，还嫌杀伤力还不够大，还不够耸人听闻，还要争先恐后“锦上添花”，却又彼此毫无配合，没串通好就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结果饿死人的数字成了现代版的“大跃进放卫星”——加码加码再加码，升级升级再升级，“饿死三千万”嫌不够，加码到“饿死四千万”，四千万还嫌不过瘾，再升级到五千万，然后是六千万、七千万……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该说饿死多少万是好了，死人的数字从此就象“如意金箍棒”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如人意，随随便便就能再变出个几千万来：

在这点上美国人也来了个“国际接轨”，而且“就高不就低”：

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Glenn Beck）：毛泽东，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杀人犯之一，也许是最坏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通常的数字是五千万到七千万。也就是说，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10到12倍。 

如今已经没法弄清“饿死三千万”究竟有多少种“盗版”，饿死人的数字上限是多少，更没法一一评论，所以只好取“饿死三千万”与加一倍的“饿死六千万”这两个版本分析，而且仿照反毛英雄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从“饿死六千万”开始——

饿死人的“三年经济困难”（1959—1961）时期中国人口是六亿。六亿人口里“饿死六千万”，也就是说社会总人口的10%在三年内“非正常死亡”了。

一个社会短短几年内有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会是个什么样？

社会总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

根据这个经验公式，如果当年中国当真发生了社会总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即“饿死六千万”，那中国也必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即每个中国家庭都必然至少有一个亲人饿死，必然“家家带孝，户户举哀”。既然如此，那么随便拦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一问，人家就应该而且必然可以不加思索列举出自己家庭有什么什么亲人当时饿死了，何时何地，年龄几何，怎么个状况，等等等等，确凿肯定，毫不含糊，根本用不着少数专家“精英”象狗一样到处乱钻乱嗅乱刨乱拱乱挖乱搜“考证研究”，然后当成天大的发现让全社会“如梦方醒”——随便拦住个经历过卫国战争的前苏联老百姓或经历过纳粹德国统治的犹太人问他们是否有亲人死于战争，看人家可不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当年自己家庭里的什么什么亲人怎么怎么死的——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整个社会10%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必然的社会效应。

（“精英”说，当年10%“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农村，城市里没饿死人。既然如此，那就是说，饿死的人在农村，那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比率就应该比10%更高。也就是说，随便问一个来自农村的人，其家庭亲人中应该有不止一个人当时被饿死。）

如果当年中国不是“饿死六千万”而是“饿死三千万”呢？“饿死三千万”是“饿死六千万”的一半，那涉及的家庭也顺理成章少一半，也就是说，“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有人牺牲”——“隔家带孝，邻户举哀”。换句话说，随便找个中国老百姓一问的结果，不是他的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就是他的熟人中的一半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概率是50%。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而关于这唯一的真相却可以有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在这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这就是说，理论上胡说八道的概率几乎是无穷大，几乎全不可信。要从这无穷多的胡说八道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理论，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理论要正确可信就必须有事实为后盾，而且这种后盾必须步步为营，处处有据，一处无据一处虚，哪点不实哪点假，一处有假全盘作废。

“饿死三千万”也好，“饿死六千万”也好，饿死若干亿也好，都是对中国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一重大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同一社会性事件，同一状况，真相只有一个，描述却可以无穷多。在这无穷多的描述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要从这无穷多的描述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一个，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对任何描述和说法有资格举证的不是“精英”，而是百姓，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社会——对“精英”来说，人口的 “X%”“非正常死亡”“饿死X万人”不过是个数字游戏，嘴巴动动笔杆摇摇就出来了。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严重现实，是个非常极端的社会事件。如果当真发生过这种事，全社会的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切身感受，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不可能不影响到每个家庭。所以对这种社会性事件的描述正确与否必须由经历过这个社会性事件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符合事实就必然有共鸣；不符合事实就必然格格不入。反之一样：对于重大的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和说法，能引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衷心共鸣的才符合事实，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之毫无感受或感受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必然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再拼命编造也得不到老百姓的共鸣。普遍存在的事，再拼命压制也堵不住老百姓的嘴——三鹿奶、拐卖儿童、蜗居之类倒是拼命压着封着不准讲，老百姓不是照样一清二楚？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城市长大，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不曾见过听说过谁家有人饿死。长大后几十年走南闯北，接触过不少人，天南地北、城镇乡村、“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打过交道，来自农村的朋友不少，大家在一起也没少谈论过那“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所有的朋友，包括来自农村的朋友，除了来自河南信阳的以外，没有一个说自己家里当时有人饿死，也没有一个说看到、听到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有谁饿死。如果“饿死X千万”这种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全国性社会性事件确有其事，那么不可能那么多人都毫无印象一无所知只字不提。来自河南信阳的几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们那里饿死了人——每个人都说得非常明确肯定：家里谁谁谁饿死了，是村干部把老百姓口粮拿走造成的，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令干的。（1979年1月24日xxx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宣布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还告诉我，“信阳事件”当年轰动全国，“中央领导说，抗美援朝三年战死了三十九万，你们信阳一次就饿死了三十九万，居然赶上了一场抗美援朝”。他们还告诉我，当时处理信阳事件撤了一大批干部，有些地区的村干部被老百姓打死了：为什么老百姓家家饿死人，而你们干部家里没饿死人？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信阳事件”证明当年饿死人确有其事，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走资派”为造“政绩”保权力，冷血动物般残忍地硬抢走了老百姓的活命粮导致饿死人。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以及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跃进”中为吴芝圃撑腰打气、后来又为吴芝圃平反主持追悼会的总书记。“信阳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被抓了典型，可见“信阳事件”不是全国普遍性事件，否则全国老百姓都会象信阳老百姓一样，见面一开口就能举出自己家里当年饿死了谁谁谁。这就是说，当年X%的“非正常死亡”是局部存在的问题，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亲身经历中根本找不到支持所谓“饿死X千万”的证明。

阿Q最可悲之处在于明明是在为自己的死亡画圈却懵然无知，还极其郑重其事认真地想画得漂亮些：“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如此愚昧，可悲不可悲？

一本正经、十分虔诚地认同“饿死X千万”的中国人比那“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的阿Q又高明到哪里？捏造“饿死X千万”分明是为制造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提供依据，为将来某一天彻底灭绝中华民族做准备布陷阱，你还煞有介事自以为是，还以为在行善积德，这不等同于阿Q恭恭敬敬地画自己的死亡圆圈吗？不认清这其中的厉害，迟早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至于处心积虑捏造“饿死X千万”的元凶巨恶如辛子陵、吴敬琏、茅于轼、杨继绳之类极其后台等大小汉奸，迟早要被中国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对此正用得着陈老总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不信？走着瞧！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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