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留美学者的选择——与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先生商榷 

王丹红

►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海域，回国胜利在望，100位中国留学生（不算未成年人）在“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的合影。涂光楠认为拍摄时间为9月17日或18日。根据《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提供的一份威尔逊总统轮第十七次航程中国同学联谊会提供的“回国同学名录”，邓稼先也在其中。图片来源：朱小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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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留美学者的选择
与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先生商榷

“几十年后，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我常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

——  李政道

“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邓稼先做比较，讨论他们谁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有些言辞偏激的网友，喜欢动不动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把能不能为中国搞科研归结于爱不爱国与否的问题，这观点就未然狭隘了。” 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2016年初在香港《橙新闻》上撰文道。

李昕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1950年代这些留美的优秀科学家的代表是否回国，上升到政治层面和爱国与否的高度来讨论。的确如此。但是，李昕给出的理由却与历史事实不符，有必要在此澄清，以解除其可能对读者产生的误导。

李昕写道：“我以为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是有分类的，它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钱和邓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的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做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哪里工作。这还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还没有考虑五十年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是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邓回国，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以提供相应的条件...”

李昕的这一段话自相矛盾，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合，首先，原子弹是科学家而非技术专家研制的。李昕混淆了原子弹研发中基础科学与应用的关系，并且可能误导公众判断爱国与否的问题。其次，按照李昕的逻辑，杨振宁更应该在50年代回国参加原子弹制造，因为他当时在美国的师长，恩里科·费米、 罗伯特·奥本海默、爱德华·泰勒等，均是领导美国原子弹计划的核心科学家，而且杨振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核反应的角分布与复合测量，也比邓稼先的博士论文更与原子弹的研究相关。

但是，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是为了证明杨振宁更应该回国，而是希望厘清事实，更进一步让人们理解当时留美学者在选择回国与否时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1950年代初，不少留学生急于回国是因为出现了经济困难，而有些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建设新中国，或者是兼而有之，没有一个学者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做原子弹，因为新中国做原子弹的计划是1958年提出的。

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和邓稼先，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先后校友，并在抗战胜利后赴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人类和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66年前，在美国的他们各自做出回国与否的选择，却因时局动荡天各一方，他们个人和家庭都承受了相当的伤痛。

今天，我们以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朱光亚在1950年代的选择为题，梳理这一段历史，是希望国家、民族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几个历史事实


20世纪40年代，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欧洲战场，数学家阿兰·图灵协助军方破解德国密码Enigma，为盟军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而美国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即是由理论物理学家向政府提议的。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提出要先于德国制造原子弹。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美国正式制定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参与，其中核心科学家包括恩里科·费米、罗伯特·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爱德华·泰勒等，这些卓越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均是战时应征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1945年11月，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弹原子弹、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即提出原子弹制造计划，当时，军工部长陈诚、次长俞大维找三位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商讨制造原子弹之事，科学家们说中国无制造原子弹之科学基础，应先从培养人才作手，李政道、朱光亚即是被选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

邓稼先、钱学森等回国初衷并不是参与制造“两弹一星”。邓稼先1950年10月回国，钱学森1955年8月回国。新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是在1958年提出，当时毛泽东主席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大部分是理论物理学家，包括彭桓武、郭永怀、王淦昌等。

事实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国内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两岸对峙、中美对立隔绝、美国麦卡锡主义、美苏两大冷战阵营......时局剧变，留美学者受到极大冲击，他们的家人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或美国，归国与否，他们面临痛苦的选择，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留在美国的学者，忍受着不能回国与亲人相见或为祖国工作的痛楚；而历尽千辛万苦回国的学者，不得不放弃相对自由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更未料到此后遭遇的艰辛和磨难。

1950年，26岁的朱光亚和邓稼先选择回国，28岁杨振宁和24岁李政道选择留在美国，命运从此迥异。与此同时，他们的师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也辗转从大陆来到了美国。

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99年9月，朱光亚、邓稼先被国家授予（追授）“两弹一星功勋章”。

美国一别，万水千山！杨振宁和邓稼先再见面是22年后的北京。1972年，李政道和朱光亚在首都机场相见。李政道说：“1950年我们在美国分别时，两人都是青年，而那次再相见时已进入了中年，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分。”


杨振宁 邓稼先


杨振宁和邓稼先相差两岁，两人均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两个家庭是世交，父亲都是留学生。

杨振宁1922年10月出生，父亲杨武之（1896年4月14日－1973年5月12日）时任安徽省立二中教员，1923年春，他通过安徽省公费出国留学考试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1924年转芝加哥大学数学系，1928年获数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因数论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第一人。1928年秋，杨武之回国，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后，到北京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邓稼先父亲邓以蛰（1892年1月9日－1973年5月2日）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1907年赴日本留学，获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1917—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192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1925年，刚满8个月的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随父母亲来到北京，他的家是位于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12号的一座四合院，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为他请来英文老师，小学毕业时，他的英文已达到时高中一年级水平。

1933年，11岁的杨振宁进入位于北平西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一年后，在杨武之建议下，邓稼先也到崇德中学上学，与杨振宁成为同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5岁的杨振宁刚念完崇德中学高中一年级，随家人回到合肥老家，1938年夏天，他在昆明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师从朱自清、叶公超、赵忠尧、张文裕、王竹溪、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等一代名师，分别在1942年和1944年本科毕业和研究生毕业。1943年8月，他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庚款奖学金，于1945年8月，杨振宁离开昆明赴美国，因一心追随费米，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到芝加哥大学。1946年初，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于1948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留校担任讲师。

在北平崇德中学期间，邓稼先不满日本侵略者为庆祝侵略中国而强令学生游行，将游行旗子踩在脚下，招来杀身之祸，父亲果断让大姐带他逃离北平，1940年夏，17岁的他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大学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1946年，他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1947年7月，他参加民国政府最后一届留学生考试，考取自费留学生。

赴美前夕，邓稼先的地下党同学和密友袁永厚劝他不要走，留下来迎接解放，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去学好本领，将来报效国家。1948年10月，受杨武之委托，邓稼先带着杨振宁的18岁的弟弟、高中毕业的杨振平到美国，这一年，杨振宁为杨振平申请了布朗大学的入学许可，同时也帮助邓稼先进入普渡大学学习，并帮助两人办理了出国的船票。

在美国期间，邓稼先靠着父亲1923年在美国存的2000多美元生活，同时在学校实验室打工，直到第二年申请到奖学金，才解决了生活问题。而当时月薪只有375美元的杨振宁，用三分之一的薪水承担了弟弟每月的住宿费。

1949年圣诞节，杨振宁坐灰狼巴士到匹兹堡布朗大学探望弟弟，他在途中读报纸，看到了共产党军队占领北平的消息。


朱光亚 李政道

朱光亚长李政道2岁，两人长达60多年的友谊开始于1945年的西南联合大学，那一年，21岁的朱光亚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物理系做助教，19岁的李政道是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共同的老师是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

朱光亚与邓稼先同年，他1924年12月25日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一个职员家庭，父亲朱懋功早年毕业于平汉铁路法语学校。朱光亚在11岁时考上汉口教会学校——圣保罗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两位哥哥到重庆，考上南开中学，1941年考上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天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与前一年正在这里读书的邓稼先、以及研究生杨振宁相识。

在西南联大时，朱光亚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与地下党员保持接触，政治上向共产党靠近，听取地下党的指示。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连续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年秋天，作为二战中的同盟国，美国将一份绝密的史密斯报告交给中国，该报告详细讲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曾向国民政府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透露，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向。俞大维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做博士后。

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究原子弹。专家意见是我国毫无基础，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在蒋介石支持下，三位教授在各自领域各选拔两位杰出年轻学者，共同赴美国考察学习。于是，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曾昭抡选了王瑞駪和唐敖庆、华罗庚选了孙本旺以及已经在美国读书的徐贤修。

李政道回忆：“为了使我们对原子物理与核物理能增加了解，当时在昆明联大，吴大猷先生还特地为我们5位青年学子开了一门量子力学课。光亚和我在课内和课外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情.......1946年秋，在赴美的轮船上，在横跨太平洋的十几个日日夜夜同舱共处，光亚和我的友谊逐渐加深变厚，一直持续至今。”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帮助接待和安顿远途而到的朱光亚、李政道，以及他们陪同的吴大猷夫人阮冠世。原计划朱光亚和李政道随吴大猷一同到密执安大学，但李政道与杨振宁谈过好几次之后，决定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和比他小四岁的李政道成为好友。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物理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展实验核物理研究，1949年6月，25岁的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有两大组织，一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会，一是留美中国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个组织的积极分子。

艰难抉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北平改名为北京，国民党败退台湾，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急需科学技术人才，中国政府积极动员留美学者回国参加建设。1949年6月18日—19日，留美中国工作者协会在匹兹保大学成立，该组织以“响应解放 准备回国”为宗旨，并发行了会刊《留美科协通讯》。

时局动荡。1948年12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后乘飞机离开北平，随后到美国。杨振宁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在上海，李政道的母亲和二哥到了台湾，邓稼先的父亲拒绝赴台湾，留在了北京。

在当时回国与否，留学生们有诸多疑虑。1950年3月4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提出了“留美学生12问”：

1，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2，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
3，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
4，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
5，是否我们一定要受训之后，才有资格做事？
6，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
7，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后还有用没有？
8，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
9，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
10，它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
11，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
12，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西部区会主席朱光亚带着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2月27日，朱光亚、侯祥麟、陈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联合签名，这封信刊发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

朱光亚等在信中说：“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

1949年底，华罗庚也选择回国。数学家王元在《华罗庚》书中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华罗庚写道，“幸而党的领导进入了我在美国的书斋，使我能较早地回到祖国怀抱。”

在离开美国前，华罗庚将自己的决定给一些朋友谈过。数学家徐贤修回忆：

“伊利诺伊大学对华罗庚非常礼遇，除聘请他外，还可以由他选择两位杰出青年代数学家，使伊大成为研究代数的中心，他接受了聘约，接了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来团聚，算是他生平第一次过恬静的生活。不意1950年他决意要全家回大陆去，伊大千方挽留他，甚至于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的建议，但是华先生怀着一种‘中国人应当站起来’的心情，举家成行了。我与华先生是道义之交，当时只觉得‘人各有志’，就不必多言了。”

徐贤修 （1912年9月12日－2001年11月17日）1946年赴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1948年获数学博士学位，1961年回台湾创立清华大学数学系，1970-1975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0年3月，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华罗庚在船上写下《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梁园虽好 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成为留学生中传诵的佳句。

然而，朱光亚并未说服李政道回国。1950年6月，李政道和秦惠君在纽约结婚。1950年11月，李政道在台湾的母亲张明璋和二哥李崇道、二嫂许淑英，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学，以掩护匪谍罪名入狱28天，台湾农复会评委蒋梦麟要求当局：“李崇道如果是共产党则依法办理，否则请即释放以免耽误本会会务。”李崇道一家因此得以获释。

1950年8月31日，在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邓稼先和120多位中国学者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其中包括赵忠尧、傅鹰、涂光炽、鑫荫昌等。邓稼先在自己回国的同时，还说服了物理学家王大珩和洪朝生回国。


邓稼先劝说过杨振宁回国吗？

1949年12月圣诞节假期的一天，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小镇一家名为茶园的中餐厅，遇见了他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杜致礼（1927年12月— 2003年10月）。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所俘，并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杜致礼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台湾。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