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绝非一个前景美妙的国家。




当时的中国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数据，1980年，中国人均平价gdp仅为252.382美元（人民币兑美元官方价为1.5:1），居世界145位，全世界倒数第五位，远低于印度（印度是400.979美元）。198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值为2.006%，而中国人口占24.38%，也就是说世界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12倍。




当时，元老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亲眼目睹了农民极其困难的生活状况：在肥东县八斗，一户姓张农户一家7口，2个大人、5个小孩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口有缺口的锅；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看到农民用锅膛给没衣服穿的孩子防寒。




极度贫穷的经济现状背后是难以适应国际竞争的旧制度。




1953年4月，《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禁止农民入城就业；




1957年12月，《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禁农民入城乞讨；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中对城乡二元户籍的确立，以及暂住证制度的落实，标志着中国经济丧失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自建国以来逐步确立的农村城市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国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庞大的低廉劳动力优势始终无法充分发掘；而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不合时宜的管理制度，其大多数产品不但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也难以满足国内民众的基本需要，更由于连年亏损沦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况且，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定价，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重创了企业发展的能力。




然而，由于劳动力二元化、国企落后和政府定价等一系列旧制度，涉及到从上到下、千千万万的利益团体，国家的改革稍有疏忽，都将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另外，在经济困境之下，随着对文革反思的不断深入，国内要求激进政治改革的呼声在朝野之间也越来越高，大陆的政治稳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当是时，中国无疑是走在刀锋之上。




布尔什维克国家最大死疾就是，他们陈旧的经济体制将迫使他们的财政走向破产；而他们的开放和改革，则使他们高度保护下竞争力极度虚弱的老式工业在一瞬之间自我毁灭，最终瓦解他们自身的政治基础，这几乎是不可能在和平之中自我治愈的。




当裹尸布被掀开的时候，新鲜的空气会将木乃伊化为灰烬，1989年俄国工业的命运与之类似。




1978年的中国必须改革，因为：中国崩溃的财政已经养活不起那些连年亏损且永不破产的国有企业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乡村之修理地球，因为严厉的户籍制度，使得中国企业的用工成本居高不下……然而，改革的风险是极其巨大的。




因为，改革的本身，就是利益的重组。一旦开始改革，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必将会成为改革的坚定反对者，而那些改革的获益者从改革中获得回报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旧的基本盘被改革严重削弱，新的基本盘需要时间慢慢形成，这就是一个政府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候。因此，改革本身就代表着动荡——越激进的改革，越大幅度的改革，越容易引发大规模的动荡。




法国大革命前的卡隆改革，严重削弱了贵族和教士的免税权，在事实上摧毁了法国君主制度的政治基础，使曾经强悍的法国国王在革命风暴面前不堪一击；1905年的清王朝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度，增加了民众负担，最终毁灭了清政府的政治根基，这迫使士绅阶层成为皇帝的敌人；而戈尔巴乔夫的国有企业改革，则释放了无数的失业国企工人，这些人最终埋葬了苏联本身。




“因图强而变法，因变法而乱政，因乱政而加赋，因加赋而灭亡。”——《清史稿》评清王朝灭亡




一场真正的改革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因此，1978年，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不改革，仅仅财政破产的风险就足以使国家陷入瘫痪。但改革的话，其中的政治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引发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摧毁城市中被高估的低技能劳工价格，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满；国有企业的破产，将驱使大量的国企工人被迫失业，为国家的安定埋下隐患；而政府一旦放弃管制价格，物价在最初阶段必将如脱缰野马般迅速攀升，失控的通货膨胀甚至将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风险——事实也的确如此（1988年5月，物价闯关开始，直接引发了随后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雄心勃勃的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旧体制瓦解过程中潜藏的巨大社会矛盾必须被一点点小心翼翼地释放，只有这样才能维系一个社会利益分配在大幅变化过程中的基本平衡。事实上，邓小平的城乡户籍改革是从默许进城务工开始的，并随着实际需要而慢慢松开；国有企业改革，则是从盈利能力最差、最容易与国际接轨的轻工业开始；与之相应的是，国内物价改革，则从政府定价转换为物价双轨，最终才演变成市场定价。这种缓慢推进的背后，不但显示了改革者实现目标的决心，更展现了改革者的审慎和务实。步步推进的策略，缓慢释放了改革中的政治风险，不仅仅实现了改革目标，也保证国内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




“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




况且，在改革过程中，随着利益冲突下社会矛盾的急剧尖锐，政府的统治基础在最初将变得极其脆弱，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政权的合法性也面临着严重冲击。因此，任何改革的成功，都必须拥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权威，来维系国家的稳定，打压甚至扫荡那些激进的政治力量，并在此基础之上，以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推进改革的稳步向前。法国改革引发大革命、苏联改革导致国家解体，何尝不是因为当时的路易十六和戈尔巴乔夫，即缺乏政治家的意志，也缺乏对国家命运的担当。




“我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说句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当时中国改革面临停滞




邓小平逝世20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同往日。2015年，她的GDP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7,990美元，居世界第72位，成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她是世界上无可置疑的经济超级大国。




回首往事的时候，万幸的是，在1978年的中国，拥有一个实事求是、目标明确、审时度势、敢于担当的政治领袖，他带领这个巨大国家迈过险滩，不但使这个国家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更让他的国民过上了还算体面的生活。




平心而论，他并非一位魅力四射的群众领袖，也不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更不是一位完美无瑕的道德高人，但是，历史终将给予他最高的评价，他扭转了一个国家的轨迹。
评分完成：已经给 左宗棠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