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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两立的争斗 ——国民党新政学系与CC派的斗争 ZT
送交者: VSriramoju[♂☆品衔R4☆♂] 于 2014-10-26 17:49 已读 980 次 4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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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红朝的那些事情(一五零) 由 红朝笑笑生 于 2014-10-26 16:38

  新政学系是由北洋时代的政学系演变而来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原政学系成员杨永泰、黄郛、张群等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并同国民党的熊式辉、陈仪、吴鼎昌结成联盟,互相包庇,攫取权位,成为蒋家嫡系集团中的一个主要派系。新政学系是由政客、“学者”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派系。这个派系的得名,与陈果夫有关。1933年陈果夫向蒋介石揭发杨永泰和熊式辉以政学系为骨干搞了个小组织,建议予以取缔。此后以杨永泰为首的这个团伙就被称作新政学系。

  新政学系的首脑人物是杨永泰,字畅卿,生于1880年。广东茂名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杨永泰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1914年,杨永泰来到上海,结识黄兴,成为至交。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杨永泰率先加入。后来他在滇军领袖李烈钧手下任幕僚,接着,李烈钧又推荐他出任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国会议员张耀曾、李根源等在北京组织政学会时,杨永泰虽然身在广州,但他的政治观点和政学会一致,因而与政学会的成员来往很多,关系密切。杨永泰在政学会诸人投靠唐继尧、陆荣廷的西南实力派时,既没有背叛孙中山,也没有与滇桂军阀伤和气,孙中山不明就里,很赏识他的才干,点名要他出任护法军政府的财政厅长。1917年,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首领制被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的权力被大大剥夺,愤而辞职。杨永泰又在排挤孙中山的活动中,站到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上,和政学会的其他骨干一同做了很多卑劣的幕后活动。杨永泰参与排孙有功,被西南实力派举荐为广东财政厅长。一年后又升任广东省省长,可谓官运亨通。然而好景不长,西南实力派排孙之后又起内讧,政局变幻,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崛起。1921年,孙中山重建政府,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杨永泰等人当年排挤孙中山的内幕被揭了出来。自知无法立足,杨永泰潜行北上,连连受挫,情绪沮丧至极,闭门不出,苦熬时日。

  1926年北伐开始,杨永泰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寻找机会东山再起。经杨永泰的周密策划,政学会趁机向蒋介石靠拢。为政学会与蒋介石牵线搭桥的是蒋介石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校友张群。第二年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南京政府便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西山会议派把持。杨永泰毛遂自荐投靠李、白,向李宗仁等献上一份万言书,洋洋洒洒地讲了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主张,并表达了想要再度跻身政治、效力于政府的愿望。可是李宗仁、白崇禧却对他的为人十分鄙薄,觉得他太势利,政治上靠不住,没有启用他。

  1928年,蒋介石重返南京执政,任命心腹大将熊式辉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原本是滇军李烈钧的部下,在广州时就同杨永泰要好,对杨的才干非常了解和佩服。眼下蒋介石正是用人之时,于是熊式辉举荐了杨永泰。杨永泰虽然几年蜇居未出,但对政局变化了若指掌。他敏锐地看到当时国民党内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派系对立,而且各有实权,尤其是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是一个极大威胁,致使中央政权不能统一全国。杨永泰向熊式辉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条妙计,请熊式辉代为转呈。他提出“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的12个字策略的实质是“削藩”和“集权”。当时蒋介石正为诸侯自重大伤脑筋,他已深深感到这是致使自己下野的祸根,此根不除,自己的政权时刻受到威胁。熊式辉晋见蒋介石,代陈“削藩策”,蒋介石听后眼前一亮,惊喜地说:“天才!竟有此等人在,他在哪里?我马上见!”并表示对他当年的劣迹不予追究。为表示礼贤下士,蒋介石没有招杨永泰前来,而是亲往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官邸,在那里与杨永泰见面。杨永泰抑制住心头的狂喜向蒋介石深鞠一躬,蒋介石连忙上前拉住杨永泰的手,很动感情地说:“吾辈革命,倍感艰辛,思贤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实乃天助我,望先生施管仲、诸葛之才,以贡献吾国革命。”杨永泰受宠受惊,几乎落泪:“吾奋斗半生未遇明主,今日始得见明君。日后吾当肝脑涂地,以报总司令知遇之恩。”杨永泰将他的“削藩策”陈述一番,蒋心中的难题被杨永泰一一道破,他的想法和蒋介石一拍即合,蒋介石得杨永泰如获至宝。杨永泰从此留在蒋介石身边,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实为蒋介石的秘书加谋士,是重要幕僚。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立即着手“削藩”。李宗仁、白崇禧不服,发起蒋桂战争,桂系很快败北。接着冯玉祥、阎锡山又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此间蒋介石采用杨永泰的计谋,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观望的张学良,并结为盟兄弟。挫败冯、阎之后,用东北军将西北军换防。西北军土崩瓦解。这样,蒋介石仅用三年便解除心头大患。杨永泰为蒋介石立下了起决定作用的第一功。

  1932年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豫鄂皖三省“剿匪”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首席智囊。在蒋介石亲赴武汉指挥对豫鄂皖边区第四次“围剿”时,杨上万言书,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提出“安内”(即“剿匪”)必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得到蒋介石的赏识,遂与熊式辉、张群等成为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被蒋称为“当代卧龙”。蒋介石不仅依靠他整理文件,还经常听取他的建议,如推行保甲制度、在湘、鄂、豫、皖、赣各省设立行政督察专员等都是杨永泰的建议。杨永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后,就开始揽权:凡各省政府改组,如名单中没有几个政学系人物并担任主要厅长,就很难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他必从中破坏。在蒋介石长驻南昌或庐山期间,南昌的行营秘书处便成了“行政院”,凡是国民党要人到江西向蒋介石商议要事,要是所要商议的事与杨永泰的观点不合或对政学系不利,杨永泰便从中阻挠。他的惯用手法是每当谈到正题时,杨永泰便入室报告,称“有重要军报需要处理”,打断其谈话。第二天再从头谈起时,将要说到正题时,杨永泰再如法泡制一次。到了第三天商议时,要人就不敢再从头说起,因为这样会引起蒋介石的反感。在南昌行营,一切军政文电都先经过杨永泰过目在呈送蒋介石。军政要员要会见蒋介石也要经过他安排。此时杨永泰的大权在手,很多军政要员都巴结他,而且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也超过了二陈,因此政学系发展很快。抗战初期,政学系在封疆大吏中占有三分之一的人数,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福建省主席陈仪、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上海市长俞鸿钧、四川省主席张群、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青岛市长沈鸿烈等。在行政院里有副院长张群、铁道交通部部长张家璈、秘书长翁文灏等。在杨永泰任蒋介石的秘书长期间,不仅政学系把持了行政的大权,而且杨永泰还提出“中央以党指政,地方党融于政”的计谋,从cc派手中夺得了湘、豫、鄂皖等省的党部大权。

  当时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市仅有十来个,而此次被政学系夺走了四个省,对cc派的打击是很大的。特别是熊式辉在南昌取缔二陈的活动,将与cc派有牵连的人不是革职就是逮捕,对cc派的打击最大。

  杨永泰在入幕蒋介石后,一直注意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早年在广州效力于西南实力派时就曾与张耀曾、李根源等人结成政学系。效力蒋介石后,他渐渐地又与张群、黄郛等人结成新政学系,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重要派系,杨永泰因为他的特殊职位和活动能量,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政学系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杨永泰放开胆子拉帮结伙是从1932年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红军期间开始的。南昌行营成立了一个党政委员会,经杨永泰等政学系成员的大力活动,党政委员会内的六个处长就有五个是政学系的成员或由政学系推荐的,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cc派只有一人任处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大失颜面。

  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主持党务,历来是国民党内实力很强的一派,现在明显地受到了政学系的威胁,所以对杨永泰恨之入骨。杨永泰权重一时,声势日益壮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很多其他人士的严重不满,胡汉民、张道藩等人也对他大加攻击。

  1932年夏,南昌机场失火案发,杨永泰、戴笠联合复查此案,涉及到了cc派,cc派为此和杨永泰矛盾激化。双方都把对方的存在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最大障碍,所以这种矛盾很难调和,愈演愈烈。

  对于cc派与新政学系的种种矛盾,蒋介石也看在眼里。他惯于利用这些矛盾达到控制、削弱部下的目的。cc派和新政学系都为他立过汗马功劳,他不忍心拉偏架,只是见他们闹得太过分了,就教训几句,但此时明显地偏爱杨永泰。

  1933年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代顾祝同为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名单拟定后电告南昌蒋介石,请求批准。两次去电均不答覆,陈果夫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就去一电呈,说:“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蒋介石的回电,对多数厅长的安排没有异议,只是建议将原定的民政厅长程天放改为秘书长。民政厅长则要陈果夫在辜仁发、唐肯两人之间择一提请任命。唐、辜两人都是“剿匪省分”的行政督察专员,陈果夫知道是杨永泰捣鬼,一打听,知道唐肯是江苏人,老练圆滑,不易应付;辜仁发是山西人,比较戆拙,于是决定选择辜仁发,提请任命为江苏省民政厅长。政学系虽得了一个民政厅长,但委员中绝大多数为cc派的人,凡是辜仁发提出的案子,省府会议均不予通过。而陈果夫要民政厅办的事情,辜仁发也置之不理,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后来陈果夫打听到辜仁发在山西原籍有一个老婆,又在外面娶了一个,就派他的喽啰到山西去把辜仁发的元配接来,与辜仁发吵闹,辜仁发最初以为乡下女人来了,给她几个钱,就可以打发回去的,不料背后有人操纵,除向法院控告辜仁发重婚罪外,还在南京大发传单,把辜仁发骂得一钱不值。这件事闹得很大,cc派又动员各地有关的报纸加以渲染,弄得辜仁发不能下台,只好丢掉民政厅长不做。在这一纠纷中,cc打了一个胜仗。

  陈立夫曾到蒋介石那里告发杨永泰,说是他们在教育界的活动“未免越权过甚了”,cc派还请求张继、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到蒋介石那里为其说项,要求政学系将党权交还给cc派。蒋介石为了让杨永泰避避风头派他到湖北省担任省主席。cc派对此仍然不满,他们挑动学生进行反对杨永泰的游行。

  1936年10月25日下午。杨永泰应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邀请赴宴。行前,他准备穿上那件出门从不离身的防弹衣,姨太太找了出来。不料,抖落开去,“嗖”地一下,伴随着一声惊叫,两只耗子从防弹衣里跳了出来。杨永泰顿觉恶心。他摆摆手厌恶地说:“算了。不穿也罢。” 姨太太见状,忙委婉地劝他,似乎有不吉利的征兆,干脆不要去了。他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但犹豫一阵后,他决定还是去赴宴。傍晚,杨永泰赴宴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候船。当时埋伏在此的谭戎轩迅疾冲到杨永泰身边,对杨连发3枪,杨当即倒地死亡。由于谭戎轩离杨永泰太近,行凶后逃了几步就被杨永泰的卫士抓获。

  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光天化日之下突遭枪手袭击而死,消息迅即传遍全国。蒋介石当即下令警特机关火速侦查,而且要限期破案,对凶手一定要严肃惩处。蒋介石怕案件难破,又责令另一特务头子戴笠过问此案。陈立夫得知蒋介石对此案发了话,而且戴笠的特务机关又要过问此事,马上打电话找戴笠,告知此事可能与他的下属有关,是误刺,盼对此案看着点办。徐恩曾也亲自出面找了办理此案的人员,并给他们塞了一笔重金。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权力虽大得无边,对cc总头目陈立夫却有些畏惧,不得不买陈的账。这样,谭戎轩虽在戴笠的军法处的初审中承认了是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办案人员却对谭戎轩进行诱供,将案件的幕后凶手办成另外的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派系的刘芦隐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部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不喜欢他,戴笠的军法处便对谭诱供,要谭承认是刘芦隐指使他行凶的,目的是为胡汉民报仇。谭戎轩怕被处死,只得按军法处的诱供说。有了谭戎轩的供词,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下令逮捕刘芦隐。

  刘芦隐被关后,军法处屡屡对他进行逼供和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是行刺杨永泰的幕后指使者。刘芦隐已受刑多次,害怕再受刑,被迫承认是谋杀杨案的幕后策划人。刘芦隐屈打成招之后,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本来就不太喜欢刘芦隐,加之又听说胡汉民死后,刘还在设法为胡报当年被囚禁之仇,很气愤,下令判处刘芦隐重刑。军法处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判处刘芦隐有期徒刑10年。

  杨永泰被杀,解了陈立夫的心头之恨,也除了一大政敌,可说是陈立夫在政治斗争中的一大胜利,正像王正纲先生在《是国民党cc系暗杀了杨永泰》一文中所说:“纵观杨案发生、了结的全过程,cc二陈可谓煞费苦心,他们既暗杀了亲日派头子杨永泰,威慑了政学系,又打击了胡汉民派,使之从此一蹶不振,真乃一箭双雕。”

  杨永泰被刺后,新政学系还保持着一定的阵容。1948年蒋介石任命张群为行政院长,cc派极力反对,因此蒋介石开始对cc派产生隔膜,标志着cc派开始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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