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月份牌上的青春女郎。
    　花去半月薪水，才能买到一包新式卫生棉，这对80多年前的都市女性来说，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体验呢？如果支付不起，年复一年只能使用草纸、旧布或者棉花，又是如何不适而窘迫呢？当我翻开20世纪20年代末女性杂志上的卫生棉广告，一边读着“质地细软，服之舒适”、“绝对自由、绝对隐秘”等广告语，一边想着“每打十元”（银元）的不菲价格，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深深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而不是那个年代。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把“进步”二字与波澜壮阔的大件事联系在一起，但在我看来，这些看似平常，但须臾不可或缺的日用品的演化史，也可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两个字的精髓，并深深感激我们的前辈为之付出的努力。
　　趣闻：不洁”姨妈巾打仗当武器
　　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女性的例假向来被认为是不洁的。其实，也不只当时中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明代名医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明确写道，凡“煎膏、治药、出痘、持戒、修炼生命者”，都要避开例假期的女子，以免招致不祥或疾病。李时珍医学素养颇深，尚且如此，普罗大众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这个偏见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颇为流行，1948年10月的《医潮》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当时很多人认为遇到来例假的女子会倒霉，故而她们常被禁止拜神、礼佛，甚至参加婚礼，以免带来晦气。
　　奇怪的是，一方面，来例假的女子常因不洁而受排斥，另一方面，她们的“姨妈巾”却又被当作某种有“法力”的特别武器，用来打仗抗敌，不仅在古代中国如此，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再举个例子，1841春，清朝名将杨芳受命南下，防剿英军。他见“敌在海上，风波飘摇，却能击中我标，必有邪术”，既然“敌有邪术”，他就要想办法“以邪制邪”，于是，他下令，在全城收集大量女性便桶，其中有姨妈巾者更好，一排排摞在木筏上，待敌人进攻时，就将便桶直指敌人，自己则在岸上带领将士迎敌。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但没有击溃敌人，自己反而损兵折将。今人当然会觉得杨芳对“姨妈巾”的迷信十分荒唐可笑，但如果我们自己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会不会做出同样荒唐的事，还真不好说。历代有关战争的史料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我们不能要求杨芳有超越于时代的知识与理解力。不过，那时的人们对“姨妈巾”的迷信有多深，对女子“不洁”的偏见就有多深，想到这里，我不禁要为她们捧一掬同情之泪了。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不幸身为女子”的感叹，不仅来自于观念的禁锢与束缚，也来自于每个月那几天实实在在的不适，因为没有舒适的卫生棉。翻开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杂志，你会发现，当时女子使用的“姨妈巾”林林总总，但都很难冠以“卫生”二字：最普遍的是用旧衣、破布或裁剪衣服剩下的布料，时称“骑马布”，可由于“不洁”的忌讳，用后还不敢公开洗涤，并拿出去晾晒，只能在夜间悄悄洗净，再在避人耳目之处晾干；也有人用草纸，不但“潮湿可厌，触肌如刺”，而且多半在制造时未经消毒，卫生状况也实在堪忧；讲究一点的新女性会用纱布，洗涤时还会加一点漂白粉消毒，算是改良不少，但舒适度仍然有限；至于家里更穷的，却还有用稻草的，这就未免有点骇人听闻了。
　　据说，传统中医有“十女九带”的说法，就是说女性十有八九都要受到妇科疾病的困扰，其实，用着这些不靠谱的“姨妈巾”，不得病才怪呢。
    　　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与现在相似的新式卫生棉逐渐开始在市面上出现，《妇女杂志》、《妇女生活》上也不时出现中外厂商刊登的广告，大抵宣传这些新式卫生棉“消毒灭菌、吸收力强”、“用后即弃，不需洗涤”、“质地细软、用之舒适”、这样的宣传语无疑会使所有看到广告的女性读者怦然心动。
　　然而，新式卫生棉带来的自由却十分昂贵，小小一打卫生棉，售价怎么着也得在10个大洋以上，要知道，那时广州一个普通科员，月薪也不过20个大洋，普通女工辛苦一个月，只能挣几个银元，生活最底层的女仆，更是只拿两三个银元的月薪；而以当时的生活标准而论，十个银元，足够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新式卫生棉如此昂贵，除了少数上层女性，其他人只能望洋兴叹吧？想想今天司空见惯的卫生棉，曾以如此奢侈的面目出现，真有些不敢相信，而我们在庆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同时，为一代代前辈所付出的努力，或许更该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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