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

南京作为抗日战争时中国的首都，在1937年12月13日失陷，随后30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这些惨痛的记忆，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具有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有必要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探讨南京保卫战的得失，保持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应有的警惕。

南京守是守不住的

南京的攻防，离不开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长江在安庆、芜湖段由向东流转为向北流，古时这一段称“横江”，江右为江东，江左为江西。长江流至南京城北，在这里一个大转弯成120度角，向东南流去。在这好似臂弯的钝角中，坐落着南京城。所以南京城一大面背水（西北、北、东北是长江），三小面开放（东、西各一部，南面全部）。

历史上南京攻防作战，防守成功的极少，进攻成功的极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层也看到了这点。李宗仁战前说：“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937年11月，淞沪战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不待大本营命令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自上海至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战前国民政府沿此线建设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能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中国方面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防御设施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

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勘察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早在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南京保卫战之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然而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充分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要么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要么进驻不了工事，要么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等于没有。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沪京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布势。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蒋介石早就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犯的错误比中国多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内阁下属五相，其中陆相（另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相（另设海军军令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陆相、海相由军人担任。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而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陆军要“北进”（进攻苏联），海军要“南进”（进攻美英），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再加上战略方向指挥官往往不经请示擅自行动，往往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这些都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日本全面侵华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比如，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937年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具根本性。比如，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等等。

可以这么说，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随后，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

犹豫不决造成重大伤亡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中日战略力量敌消我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一两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一两个月呢？蒋介石对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做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指示，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心存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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