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城（《皇都积胜图》局部）
文｜陈仲丹
明清时期，京城一般是指北京，也称京师。北京是当时帝国的都城，人口众多，到万历年间已有80万以上的居民，至晚清（光绪三十八年），内外城合计人口有94万。由于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人的活动不免会产生垃圾和排泄物，加之风尘袭扰，随之就出现了环境问题。
明清时的北京给外来者留下的印象首先是其高大雄伟的城墙，据说城墙顶部能并行12匹马。进入城内可以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和衙署，城区市井繁华，商业繁盛，“都下生齿益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
明代北京最繁华的街市是大明门与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据《皇都积胜图》显示，棋盘街上处处高张布棚，纵横夹道，货物形形色色，游人熙熙攘攘。到清代，棋盘街发展出了热闹的商业街区大栅栏，人称“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但就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还有着另一些让人难忘的记忆和烦恼。
风尘
现在人都知道，北京常出现沙尘暴（风霾）。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明清时人们就已领略过北京的风尘天气，大风挟带着细粉似的尘土扑面而来。直到清代情况未有好转，“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睹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
北方的风尘让初来京师的南方士子很不习惯，来自福建的谢肇淛在笔记中写道：“燕、齐之地，无日不风；尘埃涨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也，甚以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
本地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他又说，风之大“不减于海飓（台风），而吹扬黄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见”。风刮得天昏地暗，使得人们面对面都无法相认。
北京无孔不入的风沙，在狂风吹袭之余，弄得室内到处“飞埃寸余”。遇到这样讨厌的天气，住户用纸糊窗来阻挡沙尘的侵入，“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结果室内因糊窗纸的隔绝，无法与外面的空气畅通的对流。
清末，陆费达在《京津两月记》中提到：“北京因患蚊蝇、尘砂之故，窗棂皆不能启，窗心糊纱，四周糊纸。天空空气，因地势高爽，甚为清鲜。室中则异常闷苦，颇害卫生，一日不外出，辄如害病。”
因为风尘的影响，住户不敢开窗，用纸糊上窗棂，只在窗心糊纱以保持空气流通，因而室内空气不新鲜，对人的健康不利。
为了避免强风挟带风沙对眼睛造成伤害，人们在出门时还会带一种特殊的面纱。依照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描述，这种面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其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又被称为“面衣”“眼罩”。
当时人这样描绘：“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正阳门外，多卖眼罩，轻纱为之，盖以蔽烈日、风沙”，意思是戴上面纱，眼睛可免受风沙袭扰，但鼻孔里却满是沙尘，像是黑黑的烟囱。
泥泞
据明代人记载，当时各大城市中街道状况最好的是南京。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比较几座城市的街道称：“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睹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
南京有青石铺成的街面，北京的街道则无石板铺垫，加上来往车马多，路上多车辙沟痕，一旦下雨就泥泞不堪。若是连天下雨，城中还会出现“泥途坎陷，车马不通，潢潦弥漫，浸贯川泽”的情景。当时，“燕山积雨泥塞道”已成为居民头疼的事。
崇文门外北京城墙
北京的街道，随着季节的变换，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春末及秋季气候干燥，多风尘；冬季至春初多雪，行走也不易；至春深雪融，道路转为泥泞；进入夏季多雨，便是满街溅泥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鞋袜干净几乎不可能。
造成街道泥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里积水严重。在明代就常是“东西长安门外通水沟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后来的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近年以来，但值雨水少骤，街道便至积水，消泄迟缓”；而“街道沟渠，亦多阻塞，以致偶逢潦雨，便不能畅”。如果遇到大雨，积水泥泞的问题就更严重。
陆费达在《京津两月记》中写道：“京中道路不治，固也。而沟渠之淤塞尤甚。夏日大雨俄顷，天井之中，积水盈尺，廓又不相衔接，于是一雨而家家之交通断绝。常有宴客之际，大雨倾盆，宴毕水积，不能步行，遂由仆人负之登车。女宾尤苦，非有健硕之女佣，竟有不能登车之势也。”
为了下雨天的通行，在北京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叫“人背人”。清末时，由于北京下水道大半阻塞，一到夏季暴雨频仍时节，各大街道积水成河，难以通行，就有穷人为挣些钱，专门背人过街。
淘沟
北京街道之所以积水严重，原因在于排水不畅，而排水不畅又是因为沟渠（下水道）淤塞。导致沟渠淤塞的一是自然因素，当地的土壤多为沙土，容易被冲刷进沟。
据当过梅兰芳秘书的齐如山回忆：“北京之沟，与各国不同，外国各城，街道极为洁净，偶尔落雨，沟内亦不至太脏。北京则各处皆系沙土，谚曰：‘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又曰：‘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故一经落雨，则地面之土，尽行冲入沟中。有时土比水多，沟内安能不受淤塞。”
沟渠淤塞的另一原因是人为因素，居民们常将垃圾倒在街上，一逢下雨，垃圾就顺势冲入沟中，淤塞沟渠，甚至还有直接将粪便倒入沟渠的事。
官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明代时就定下每年初春二月淘挖沟渠，后改为三月淘沟。清代沿用明例，成为固定的制度。清初有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污泥流到下洼头，积秽初通气上浮。逐臭不须掩鼻过，寻常三月便开沟。”
晚清名臣张之洞号香涛，当时有人就以他的号“张香涛”对“开臭沟”来编姓名对，由此可见，淘沟已是为京城人熟知的重要事宜。
每年春季的淘沟，本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实际效果却有限，关键在于办事人大多不认真负责，只是“每年应故事而已”，应付了事。嘉庆皇帝就发现：“京城修理沟渠，想来承办人员，多不认真经理，甚或支领工料、钱粮，从中侵扣，以至渠道愈修愈坏，于宣泄全无实裨。”
甚至在淘沟时有舞弊之举，1876年《申报》上有文章谈到京师的淘沟，原本规定“须令工人从此洞中入，蛇行沟中，从彼洞中出，以验是否一律通达”。但“工人心畏泥污，乃预伏一人在彼洞口，浑身头面以秽泥涂之，一人从此洞而入，即伏在洞旁，少顷，预伏之人从彼洞而出，官竟为其所欺，可见无事无弊也”。
而且，即使是认真淘沟对环境也有很大影响。淘沟时清理出沟中的垃圾粪便，并不及时运走，就堆在路上。每年淘沟，路面会随之增高。堆积在路上的污泥恶臭熏天，“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轧病”。
街上的气味不仅恶臭，而且沟中的病菌还随着挖掘扩散开来，让人致病，“疫气流行借沟气，月令触犯人身灾”。由于阴沟中充满了沼气，常有挖沟的役夫因之而中毒，“窈然深黑恶气腾，往往沟夫死络绎”。
甚而还有人在开沟期间失足跌入沟中，“二、三月间挖沟，出水臭不可迩，人行泥泞中，偶不辨径，则陷入不能起”；“秽气外泄，行人不慎，往往灭顶，亦殊可惧”，竟会让行人有生命危险。
便溺
影响明清时期北京环境状况的还有一个很不雅观的现象，就是街上便溺，某些人随地大小便。这在初到京城的外地人看来尤感惊讶，“北地粪秽盈路，京师尤甚，白日投裸，不避官长，体统亵越，小人相习而暗消敬惮之心”。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城内卫生设施不足，缺少茅厕，即使有些茅厕也要收费，“入厕者必酬以一钱”。一般人家都不设茅房，妇女使用净桶（马桶）。“城中人家都无坑厕，其妇女溺器，清晨则倾门外沟眼中。”粪便倒入沟渠，使得沟渠不通，故而需要定期淘沟。
或许是因为厕所难寻，更可能是为了省钱，有些人甚至在街上方便。甚至北京的老字号同仁堂门口，也一度成为某些人便溺之地。据民国初年的国学家夏仁虎回忆：“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
由于迷信风水，店家也不干预，这里就成了便溺的“黄金地段”。即使被妇女撞见亦若无其事，“便溺于通衢，即妇女过之，了无怍容”。
当然女性大多仍在室内方便，不能像男性那样在路上蹲踞。在重视女性身体贞洁的明清社会，妇女不能随意暴露身体，不过经常面对男性随地便溺的不雅行为，不知她们内心有何想法。
1880年，北京前门大街。
除人粪外，街上还有牲畜粪便，“人与骆驼、驴、骡、牛、马、犬所遗也”，骚味随风扬起，“酸风掠面”。北京用畜力多，使得“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
不过，尽管城内有“粪秽盈路”的现象，但大多数人粪便还是按照传统的处理方法，由专职的“粪夫”（掏粪工）送往城外，用作农业肥料。粪夫“以剔粪为业”，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方式运往粪厂。
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当粪担或粪车经过街头，形成一股流动的臭气，有时还会溅出来，“车有颤动，溅人一身”。
总之，明清时期的北京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卫生状况不佳。不过，这些描述大多是南方来的官员和士子留下的，他们是在将京城环境与其家乡进行比较后得出的印象，不免有些夸大。
而北方风沙大，黄土尘壤，致使道路容易泥泞，沟渠易于壅塞，粪秽难以冲刷，加之北方使用畜力多，水资源匮乏，又增添了保持洁净的难度，因而使得这些旅居京城的南方人对环境之差大为诧异，感到失望。
京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长安城中有何好，惟有十丈西风尘。人畜粪土相和匀，此物由来无世情。”“黄沙如粉满街飞，城北城南认是非。大道街衢皆臭气，尘装甫卸即思归。”
因为环境不佳，竟然刚来就兴起了还乡的念头。说起来，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的因素所致，由此而影响到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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