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运的丰功伟绩，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知道的，这一点倒也不稀奇，毕竟国共两党对本国国民都是用完就扔，更多冤得下雪的案例也有的是。值得推敲的地方在于，他打着皇军旗号搞情报的时候，他的日本领导态度十分暧昧，很明显，日军上层和宪兵队、特高课一类特务组织不确定他是间谍，但他的顶头上司和知鹰二会不会心里有数，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李宗仁能弄到情报，是夏文运通风报信，但夏文运之所以有本事弄到绝密消息，却是因为和知鹰二给了他巨大的权限，而且对消息泄漏始终不闻不问。战后，和知被盟军当成战犯逮捕，罪名是利用医院船运送兵员、违反国际公约，李宗仁居然亲自出面为和知说情，又派夏文运远赴菲律宾做人证，证明和知鹰二曾经为中国抗战提供过大量情报、对战争有突出贡献，请盟军务必手下留情。在李宗仁的庇护下，和知只坐了两年牢就光荣出狱，成为一名自由的日本公民。 

李宗仁替夏文运说话可以理解，替和知鹰二求情就有点怪异了。从表面上看，和知不过是夏文运利用的对象，完全不属于国军情报系统，其身份是万恶的侵略者、日本特务机关头子，杀头都嫌罪轻，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功劳。但从另一方面讲，和知一直属于日本陆军的“北进”派，对中国的战事持消极态度，也由此受到不少排挤，又在长期工作中同夏文运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如果他不满激进派的行动，故意放任夏文运向李宗仁通风报信，似乎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 

费这么多篇幅，介绍一个默默无闻的间谍，主要是想说明两点。一是我们会在今后看到很多名将，大敌当前却能指挥若定，反应也十分及时，令人叹服，但在大将风范的背后，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各种因素在支撑他们。我相信，这一条很多人都能理解； 

而另一点，就比较要命了。李宗仁能运筹帷幄，是因为他能弄到日军动向的情报，但在台儿庄战役后，日军虽然不知道有内鬼，却按照正常程序深化了军事纪律、狠抓保密工作，和知鹰二跟作战没有直接关系，也就取消了他参阅作战计划的权限。 

对和知来说，看不到作战计划实在不算个事，整天读这些干巴巴的传阅文件才心烦；但对李宗仁来说，却是要了亲命的大问题，因为和知一清闲，夏文运也就断了情报来源。在随后的战事里，李宗仁的指挥水平开始出现极大的起伏，有时反应特别迟钝，有时又突然相当机警，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不取决于他自己，而取决于夏文运能不能送出有价值的情报。 

夏文运的事情自然是不能说的，但党国中宣部毕竟是中宣部，捷报写得笔上生花，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就跟着激动莫名。不少人当真以为仗很好打，凭着中央军的枪炮和西北军大刀，对付个把鬼子显然是小意思，甚至连续打几次胜仗的话，把日军赶出中国也不过是小意思。在这种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下，此时的中国，竟然到处都在研究一个乐观的话题，就是最后胜利还有几个月。 

太过乐观的言论，如果出自侃大山的闲人或菜场老大妈之口，倒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位置不一样，眼光也不一样。无奈要命的地方在于，不光各大论坛上的普通聊友觉得胜利在望，连蒋介石都开始飘飘然起来，觉得鬼子既然不是不可战胜，就应该很容易战胜，只要在五战区多做几个口袋，把日军装进去一顿乱打，歼灭对方宝贵的机动兵力，即可迎来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不知道（或者不肯知道），鬼子在台儿庄钻了一回口袋，绝不意味着他们肯钻第二次口袋，因为这个世界上，失败可以复制并且被无数次复制，胜利却绝难轻易复制，那些兜售成功学的所谓导师，大都是混不下去才改行卖书忽悠人的。委员长天真地认为，多打几次台儿庄之类的大战，日本一定能正确认识到中国的实力，并且出于不陷进长期战争的美好愿望提出停战，那时和平将指日可待，大家可以光荣地回到自已的家园。 

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里，东京的大本营也在研究局势。日本人认为，台儿庄会战说明了中国军队还有实力，他们的残存主力都在徐州，因此当前的重要目标，是做一个大口袋，把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彻底包围起来，一举吃掉所有兵力。 

先前没有打赢，是因为南北两线加起来，也只动用了三个师团，对手却有几十万人，自然不大容易打开局面；但只要多添兵添装备，一定可以攻破国军防线，赢得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是，日本军队不管怎么打，补充新兵后仍然可以恢复战斗力，而中国军队则是江河日下，一批不如一批。 

国军之所以越打越弱，说到底还是因为国力不足。日本是工业化的现代国家，有钱搞义务兵役制度，普通人都正儿八经地当过兵，拿起枪就是职业抢劫犯；而中国则是农业国家，正规军的枪都不一定够用，老兵打光后只能靠拉新人入伍，来不及训练就急匆匆地往前线派，质量自然保证不上。战事拖得越久，差距就越明显。 

从台儿庄败退之后，西尾寿造给板垣和矶谷都补充了新兵，然后让他们继续进攻；而李宗仁虽然也补充了新兵，却再也没有办法复制什么“临沂大捷”，因为补充给他们的是实打实的“新”兵，从瞄准投弹到队列工事全都不懂，即使是张自忠之类的名将也没有办法，只能从零开始，从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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