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高学分的参谋长，郭汝瑰在执行领导意图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国顾问苦心设计了几个模范阵地，郭汝瑰就认真指导挖出了实际工事，深得洋顾问赏识。然而洋顾问们一面表扬郭参谋长的时候，郭参谋长却找到了卫戍区司令部，同参谋长郭仟谈心。 

郭汝瑰认为，德国人把大军放在长江边上，只要一点攻破，立刻全军就会被赶到水里喂鱼，损失将比南京战役还要惨烈；尤其是考虑到德国和日本关系不一般，如此布局实在居心叵测，要领导小心情报泄露。 

听完郭汝瑰的话，郭仟也陷入了沉默，然后他对郭汝瑰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其实我和陈长官（陈诚）也有这种担心。” 

看到领导和自已想法一致，郭汝瑰很是欣慰，但接下来的事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郭仟告诉他，如果不用德国人的方案，就要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而写新方案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提出问题的郭汝瑰头上。 

作为陆大高等生，写个作战方案是不成问题的，随便哪个人在屋里坐上半天，都能拿一套计划出来。郭汝瑰头痛的地方在于，他的计划必须妥善安排上百万大军的机动防御，这一百多万人是抗战的中坚力量，一旦有闪失将会亡国灭种，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郭汝瑰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德国人的计划有问题，却谁也不开口，只等别人提意见，实在是因为这个锅太黑太沉，背上去就有被压死的可能。但是现在意见已经提了，任务也领了，无论如何没有推辞的理由，他只能知难而上，扛起这个艰难的任务。 

在写这份计划之前，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参谋长，负责计划两三万人的作战，现在却必须为上百万大军的命运负责；最坑爹的地方在于，这个担子不是上级摊派的，而是他主动招惹来的，仗打输了自然是罪该万死，即使打好了，也不算赢了日军，只不过把抗战拖得更加久一点而已。 

从郭仟的办公室出来，郭汝瑰把自已关到办公室里，面对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苦思冥想。他必须用最短的时间，理顺已方的一百多个师，综合分析他们的实力、士气，把他们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保证他们的阵地彼此掩护、后勤不被截断，战线能够绵密而相互支持；同时还要琢磨对阵的日军，猜测敌人的想法，估算进攻路线和兵力， 妥善布置防御阵地和撤退路线。 

面对枯燥无味的地图，郭汝瑰从来没有如此沉重过。几天后，他拿着准备好的计划，参加了陈诚的作战会议。 

作为三大嫡系之一、堂堂武汉卫戍司令，应该说陈诚是有相当军事才能的，加上德国顾问的计划一出来，各方面质疑的声音就没断过。在按既定方案检查防御工事进度之后，陈诚知道大家有话想说，就表示谁对作战方案有意见，不妨直接提出来。 

于是郭汝瑰站了出来，带着他仅凭一份地图写出来的计划。在这份纯靠纸上谈兵的计划里，他详细地安排了防御部队和地形依托，并吸取先前的教训，对鬼子包抄迂回、中央突破的战术严加防范；最重要的是，它精准估计出了日军的进攻路线，保证大军节节抵抗、进退有据，不让鬼子打歼灭战。整个计划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四面开花。 

运动战的口号人人会念，但如何操纵指挥一百多万装备不一、士气低落的大军，却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看到郭参谋的计划，陈诚喜出望外，他心里明白，自已麾下的这员参谋才能不可限量，而自已，则是那名慧眼识才的伯乐。 

郭汝瑰的计划在第一时间里报到了蒋委员长案头，并很快贯彻实施，原先死守城防的部队迅速调开，规模则从四十个师扩大到了一百二十四个师，大军横跨江南几大省份，布置在几个关键方向上，对日军节节抗击，打起了软磨硬顶的消耗战。 

郭汝瑰的作战计划订得非常及时。因为在他写计划之前，日军已经按开始了一系列进攻，最先受敌的，是武汉南面的长江战场。 

南京失守后，日军除去第六师团，又从台湾调来五个大队、一个炮兵中队驻军，组成所谓“波田支队”，沿着长江发起进攻。在攻克安庆、潜山等目标后，鬼子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马当。 

马当能成为难题，是因为它在长江边长了一座山，山峰插进水里，硬生生把江面隔成不到五百米的一个大弯，水流十分湍急。蒋介石知道日本海军厉害，早就花大力气在江面上筑起拦截线，同时利用地形，往两侧山峰布下大量碉堡、炮台，并修建了坚固保垒，从陆地一侧拱卫江面。 

从理论上讲，委员长的防御工事是做得相当合格的，兵力部署也非常到位。几个小小的要塞，他竟然派出一个军防守，为了防止陆军对水战不熟，还专门安排海军陆战队配合，水陆共进，挡住咄咄逼人的日军。
评分完成：已经给 红朝笑笑生 加上 150 银元！
评分完成：已经给 红朝笑笑生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