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出逃，投奔了国民党，后成为军统的一个小角色，令人扼腕叹息。
很多人以为张国焘的叛党出逃，是因为惧怕毛主席。其实不是，这一点从张国焘晚年对毛主席评价较高就能看出来。毛主席在党内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与路线斗争，让你从灵魂深处改变认识，坚决反对从肉体方面消灭对手。
真正给张国焘带来恐惧的，是王明。 6park.com
王明与夫人孟庆树（毕业于黄埔军校女生队） 6park.com
长征时期，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了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缺乏战略眼光造成，在该立即决策时，犹豫不决，在向东还是向西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造成兵力分散，2/3的兵力布置在东，剩下1/3在西，在西的部分在已成事实的基础上，中央无奈只得成立西路军，但也特别指明了如向西不利，应保持必要兵力驻守渡口，好随时回头与东路军汇合，但此时西路军犯了大错，渡口无人驻守，被胡宗南占领，进而围攻东路军，使得西路军孤立无援时，东路无法分兵营救，才造成了令人扼腕的一段沉痛之军史——西路悲歌。
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同时又说：“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泽东致了欢迎辞，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双方都有一种我才是主人的感觉。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在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
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出了一身冷汗，如芒在背。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明与张国焘都是曾经在党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俩在莫斯科曾有过较量，但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后来又带队伍去了川北，经过多次折腾，才又到了延安。
没想到冤家路窄，在延安又相逢了。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昔日的宿敌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还曾沦落为军统的一员，过着很困窘的生活，后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最后冻死于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凄惨地客死异国。
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上，很多与会的领导支持了王明，毛泽东被孤立了。 6park.com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6park.com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他也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声明决无“夺帅印”的意思。
据张国焘后来回忆，会上，毛泽东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他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则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要求恢复合作的问题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是纠缠陈独秀的所谓“托派汉奸”问题，实际是将冷箭射向毛泽东，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提前出狱的陈独秀即在文章、讲演中宣传全民抗日，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意恢复与中共中央合作。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等很高兴，认为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毛泽东还说，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搞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明确表示可以与陈独秀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王明知道后，在会上声色俱厉地反对，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他怕这样还吓不倒政治局委员，于是，又搬出斯大林来唬人，说斯大林理论的精华就是清算党内叛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他由此推论：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话已说到这个份上，谁还敢沾这个嫌，惹这个麻烦。
他的这番阻击，彻底堵死了陈独秀再回我党的任何可能了。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两党交恶和冷战，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一为自己涂脂抹粉，二当苏联反华的枪手，竭力充当苏联领导者所喜爱的“反毛”英雄，以取悦于苏联的最高当权者。王明还洋洋得意地回忆：“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武汉主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6park.com
博古、王明（中）和周恩来在武汉 6park.com
此时的王明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以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独断专行，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对此，早已赋闲的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这是我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拒绝登载。
王明还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名义发表言论，严重违反了组织原则。
从1937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开始，王明春风得意，毛泽东处于下风。直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得到了全党上下高度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