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奥勒留： 罗马帝国的“哲学皇帝” 6park.com
陈 良


161年，罗马帝国有两个皇帝同时登上皇位。当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身披紫袍、头戴檞叶金冠、手执象牙鹰杖而被宣布为帝国皇帝之后，他提议元老院也将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加冕为皇帝。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两个皇帝共享皇权，后来最多同时出现过四个皇帝，不过是分疆而治。
一、出类拔萃天才得志
以中国古代“天无二日”的观念，很难想象一国有两位皇帝同时在位。的确，就皇位传承方式而言，罗马帝国与同期的东汉王朝有所不同。马可·奥勒留与前任皇帝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其养子而已。在罗马帝国，帝位并不按血缘传给亲子，而由皇帝选定的养子接任。从帝国缔造者奥古斯都（屋大维）开始，历代皇帝都以这种方式传承，逐渐形成了惯例。
尽管安东尼·皮乌斯是一位贤明君主，但真正选定马可·奥勒留作为接班人的却是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哈德良是颇有作为的皇帝，为了名垂千古、泽惠子孙，他决定选择最优秀的人继承皇位。哈德良发现年过半百的议员安东尼·皮乌斯（马可·奥勒留的姑父）履行公职毫无瑕疵，于是将他收为养子立为储君，条件是他必须将马可·奥勒留收为养子。也就是说，马可·奥勒留是哈德良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马可·奥勒留于121年4月26日出生于罗马贵族之家，其先祖为西班牙人，后来移居罗马并取得贵族资格。他的祖父曾三次出任罗马执政官，母系血统也很高贵，外曾祖父也两次聘任执政官。马可·奥勒留幼年丧父，由他的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在《沉思录》里，他深情地写道：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到美德与节制。从我父亲的名声及对他的追忆，我懂得了谦虚与果敢。从我的母亲，我濡染了虔诚、仁爱和不仅戒除恶行，甚而戒除恶念的品质，以及远离奢侈的简朴生活方式。
小马可出类拔萃，深受当时皇帝哈德良喜爱，在他6岁的时候，就被哈德良提拔到骑士阶层。8岁时候，哈德良让他进入萨利圣学院学习。天资聪慧的马可颇有“学霸”的风范，广泛涉猎希腊文学、拉丁文学、修辞、法律、绘画，尤其钟爱斯多葛派哲学；他在音乐方面也很出色，成为唱歌跳舞的能手和领队。从12岁起，他就奉行斯多葛派的训诫，有意仿效希腊先哲身穿简陋的长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15岁生日时，他披上白色托加（Toga）长袍，进入成年人行列。17岁时候，马可被哈德良破格提拔为财政官，按规定24岁之前任何人不得担任此职位。
哈德良于138年去世，安东尼继任为皇帝。安东尼虽有两个亲生儿子，但他还是按照先皇哈德良的遗愿，将马可·奥勒留和哈德良的已故养子的儿子卢修斯·维鲁斯收为养子，并授予马可·奥勒留“凯撒”的称号，后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福斯蒂娜（他们夫妇生育了11个孩子，只有6个长大成人）。140年，19岁的奥勒留担任执政官，数年后又出任护民官。安东尼在位期间，奥勒留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协助他处理国事，位极人臣，非常尊荣。
二、治理帝国夙兴夜寐
161年3月7日，重病缠身的安东尼在睡梦中安然离世，马可·奥勒留顺理成章地即位，同时让卢修斯·维鲁斯加冕为皇帝，两人共治天下。维鲁斯比奥勒留小9岁，娶了奥勒留的女儿路西拉为妻，两者又为翁婿关系。维鲁斯懒散，喜爱玩乐，故而很少过问政事，虽然两个皇帝并存，但当家作主的还是奥勒留。
奥勒留即位之初度过一段风平浪静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以后灾害、瘟疫和战争接踵而来。161年秋天，罗马遭受了史上最为严重的台伯河洪灾，肆虐的洪水损毁房屋、牲畜、庄稼，最后造成一场饥荒，并引发了瘟疫。接下来，又有行省发生了地震，更为震惊的是，东方安息帝国居然出兵进犯罗马边境。面对困难，马可·奥勒留运筹帷幄，殚精竭虑，沉着应对。为了稳定东方局势，他让维鲁斯挂帅出征。尽管维鲁斯视战争为游戏，征战时仍优哉游哉纵情声色，但凭借罗马将士的英勇善战，还是赢得了对安息战争的胜利。167年，维鲁斯班师凯旋，受到罗马人民的热烈欢迎。可惜捷报与厄运同行，军人从东方带回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迅速向帝国各地蔓延。瘟疫，不但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影响了兵源的补充，而且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98—117年）达到鼎盛，疆域十分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河一带，地中海为其内海，疆土面积大约59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奥勒留在位时，罗马帝国人口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与当时遥远中国的汉朝人口旗鼓相当。为治理好庞大帝国，奥勒留夙兴夜寐地工作，付出所有智慧和精力。他推行一系列改革，颁布大量法令，删除民法中诸多不合理的条款。尽管他偏好哲学，政治上仍是务实主义者，尽可能将道德问题转变为法律条款。在经济方面，他制定很多措施都带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与行政、司法的改革相比较为逊色，在理财方面也有所欠缺。
  168年，外******河的日耳曼部落蜂拥南下，侵寇罗马帝国边境，其中以马可曼尼人、汪达尔人和夸德人最为凶猛。他们不仅蹂躏东北部行省的广大地区，而且扫清进入意大利的大门，向帝国的心脏逼近。两位皇帝急忙从各处调集兵力，并共同指挥这场危险的马可曼尼战争。169年，维鲁斯病逝于兵营，奥勒留独自接管了这场战争，直接奔赴前线指挥作战。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奥勒留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他广泛筹措军需，并以身作则拍卖皇家财宝，他不拘一格扩充军队，从奴隶、角斗士和城市卫警中征兵组成新的特种部队，他还对土匪慷慨解囊，让他们停止劫掠而效忠罗马，这样有效充实了兵力。他运用谋略和外交手段，制造矛盾分化日耳曼联盟，他沉着冷静有勇有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击败蛮族强敌，奥勒留第一次亲自指挥战争就获得大胜。
三、戎马倥偬沉思哲学
命运似乎爱作弄人，奥勒留热爱和平，却不得不屡屡面对战争。在执政的后十年，他很少待在首都罗马，主要在帝国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不是平息内乱，就是抵御外敌。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一边处理军政要务，一边坚持思考与写作，给后世留下历久弥新的《沉思录》。
作为斯多葛派哲学家，奥勒留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沉思录》里。斯多葛派提倡：人应遵从自然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而所谓自然、本性，也就是指普遍的理性或逻各斯，这个普遍的理性或逻各斯类似于中国道家语境里的道。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时常谈到一个人身外和身内之神，讲到身外之神（或者说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给了人的理性灵魂（即身内之神），人凭内心之神（或者说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认识身外之神，就能领悟神意。不难看出，奥勒留所谈到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实践的理性，一种人文理性、道德理性。体现人的理性的不仅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而且是道德理性的实践，亦即理性与德性相互联系与统一。这一点，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颇有相似之处，或者说两位哲人穿越时空不谋而合。
奥勒留认为，人与世间事物存在三种联系：一种是与环绕着他的物体的联系，一种是与所有事物所产生的神圣原因的联系，一种是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是故，人就有三重责任、三重义务，就要处理好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物、对神或理性、对自己的邻人这三种关系。因此，他非常注重净化心灵，不仅要使行为高贵，而且要使动机纯正，做一个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
《沉思录》是一部心灵的独白，自己与自己对话，文字优美、忧郁而高贵，充满不可思议的魅力。原是一本写给自己看的书，没想到，甫一面世便备受读者青睐，至今仍畅销不衰。不少中外政要将它视为珍宝，用心阅读，获得启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除了《圣经》，对他影响最大的书就是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的确，马可·奥勒留终生践行自己的哲学理念，注重修心养性，是一位温文尔雅、内敛自律、言行一致的真君子。从日常生活来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斯多葛派教义的最好诠释，那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帝国将领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起兵造反自称为皇帝，后来又畏罪自杀，闻知叛变者的死讯，他并没有感到高兴，而以无法化敌为友而悔恨不已。他厌恶战争，认为它是对人性的摧残与羞辱，但一旦必须正当防卫，他会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冬天在冰冻的******河岸，他冒着巨大危险指挥了八场战役，严酷的气候和操劳终于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难以支撑，于180年3月7日病逝在******河边的军营。
四、传位逆子贻害无穷
马可·奥勒留在立德、立功、立言上都有卓越表现，所以他与他的前四任皇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并称为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贤帝”。按照中国古代标准，他完全配得上“仁宗”、“明皇”、“文帝”的谥号。就个人品德而言，他在历代罗马皇帝之中无与伦比。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龛上，当作家神来祭祀。尤其是他集帝王与哲学家于一身，在世界历史上仅此一人。
然而世间并没有真正的完人，这位哲学家皇帝也有严重缺陷。他虽然智力超群，却常因纯朴而受到蒙骗。有些人了解皇帝的爱好，打着哲学的幌子与他套近乎，表面上装出淡泊名利的样子，其实是为了谋求晋身之阶。他的确宽厚仁慈，却不免失于妇人之仁，尤其对妻子、儿子太过溺爱纵容，以至于他们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贻害无穷。
他的妻子福斯蒂娜素以容貌艳丽而著称，性格奔放，纵情声色，不甘寂寞，与丈夫严肃简朴的哲学家气质不大相称。当丈夫领兵征战在外的时候，她更是无所顾忌，在身边蓄养面首，毫无羞耻之心。她甚至利用皇后的权势，为一些情人加官晋爵。很多人都知道皇后给皇帝戴了绿帽子，而奥勒留却浑然不觉。他对妻子体贴入微，关怀尊重，至死不渝。在《沉思录》中，他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位忠实温柔、天真烂漫的妻子。福斯蒂娜死后，元老院在他诚挚的请求下，只好立她为女神，并供奉在神庙，与朱诺、维纳斯等女神一样受到民众的膜拜祭祀。这不仅是一种讽刺，而且伤风败俗。
最令人诟病的是，他一直刻意栽培儿子康茂德，最终让他继承皇位。康茂德是尼禄之后又一著名暴君，史家甚至认为他不及尼禄，尼禄好歹有艺术才能，而康茂德则是“罗马第一个既不求知又无品位的皇帝”。与乃父的纯良德行相反，康茂德暴虐任性，心灵完全丧失道德和人性的情操。在他即位之初，由于有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辅佐，政府还能有效运行。后来他将国家政事交付身边的佞臣处理，自己成天纵情于声色犬马，并亲自下到竞技场与角斗士或野兽搏斗，以淫乱与血腥为乐事。他身边聚集着一群无耻的奴才，为主子粗鄙的爱好而喝彩，借阿谀奉承升官发财。他对元老院充满敌意，动辄以阴谋罪逮捕议员，未经审判即定罪，怀疑就是证据。康茂德作恶多端，乃至人神共愤，终究没有好下场。192年的最后一天，禁卫军统领、侍卫与他的情妇最终合谋将他勒死，结束那不堪忍受的暴虐统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康茂德乃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一人，他的倒行逆施使“五贤帝”缔造的太平盛世元气大伤，帝国从此陷入混乱与倒退。
吉本认为，奥勒留传位于儿子是以私害公。当初奥古斯都废共和制而搞君主制，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但他不得已而立养子的传承方式多少能弥补君主制的局限。正是形成不以血缘传位的惯例，才可能实现选贤任能，使得五位贤明的君主得以相继出现，也使帝国进入一个最为繁荣富强的黄金时代。而奥勒留传位于亲子，不仅破坏了皇位传承的惯例，而且为帝国带来巨大祸害与后患。
什么是“理想的国家”？中外先哲大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柏拉图认为，理想之国乃是哲学家当国王的国度。孔子则认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关，不独子其子。”很明显，奥勒留还没有达到孔子所理想的境界。尽管他是柏拉图所理想的“哲学王”，但身上也存在人性的弱点，所以仅凭“哲学王”并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