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朝时期的官场而言，“做官”和“发财”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
一方面，做了官就意味着白银滚滚而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一现象的完美概括。另一方面，发了财就可以买官做。在官场里威风八面，过一把颐指气使的瘾。
可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当京官时，从来不觉得“做官”和“发财”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他甚至在30岁时，就立下了一个志愿：“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曾国藩是家中长子，承担着教育弟弟们的责任。所以，他经常给弟弟们写信，谆谆善诱。1849年3月21日，曾国藩在写给4个弟弟的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什么意思呢？曾国藩早在30岁刚刚进京当官时，就认为做官发财是可耻的，将财产留给子孙是可羞可恨的。所以，悄悄地发誓，决不能靠当官发财。
曾国藩甚至进一步指出：“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心里清楚，将来如果外放为地方官员，收入将更加丰厚，除了俸禄外，还有养廉银、陋规等收入。他表示，除了俸禄和养廉银外，绝不多取一钱。如果有多余的钱，则在奉养父母之外，周济较为贫穷的亲戚族人。
那么，曾国藩做到了吗？
从1838年到1852年，曾国藩当了14年京官，由翰林院庶吉士升迁至吏部左侍郎。在清朝时期，京官虽然看上去十分威风，实际上穷得响叮当。原因很简单：俸禄太低了。哪怕是从二品的吏部左侍郎，年俸也只有155两银子。这一点钱，对曾国藩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置办几套像样点的官服，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两银子。

当然，曾国藩如果不想当穷京官，也是有来钱的路子。
京官虽然俸禄低，但他们手里有权力。许多地方官员乐意结交京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探路。不少京官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笔丰厚的灰色收入，赚得盆满钵满。曾国藩没有这样做。历史学家张宏杰查阅大量有关曾国藩的文献记录，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
正因为曾国藩不愿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钱财，他的京官当得格外苦逼，许多时候不得不靠借钱过日子。

1841年12月21日，年关在即，身处北京的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中，曾国藩不无凄凉地写道：“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为了过年，曾国藩又借了50两银子。这里用了“又”，看样子曾国藩借钱不止一次两次了。
1847年，曾国藩升迁到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为从二品大员了。

按照曾国藩的性格，此刻怕是又要衣锦还乡了。不过，曾国藩看了一眼羞涩的钱包，忍住了回家的冲动。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看来，1000多两银子便把曾国藩给难住了。
及至后来，曾国藩离开京城创建湘军，并担任两江总督，才结束这种靠借钱过日子的拮据状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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