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编辑说一说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有说法称宋朝对外战争胜率超过了七成。
所谓“宋朝对外战争胜率超过七成”，是近些年才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基于一种很不靠谱的统计——该统计既不区分进攻战与防御战，也不区分小规模冲突与大规模战争，故被人讽刺为“好比两个人打架，甲弹了乙7个脑瓜蹦，乙给了甲3个大耳刮，但在统计上，甲的胜率是70%”。
军队战斗力低下，是北宋朝野公认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宋仁宗说过，本朝最大的隐患，就是“士卒不精”；欧阳修说的是本朝养了七八十万禁军，却“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可用的士兵不足十分之一；《宋史.禁军上》里说，宋仁宗时，西部边境有战事，从京城派了禁军过去，结果却是“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后来招募的新部队，虽命名为“万胜军”，结果却是“痿”名远扬，在党项军中传为笑柄，倒是名将狄青曾利用这一点，拿了“万胜军”的旗帜来给自己麾下精兵做伪装，成功欺骗过一次党项部队。
常见的说法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更戍法（频繁调动军队主帅），导致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低下。但这种解释过于抽象，且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之感——毕竟，以文职官僚为主体统治基础，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中央朝代的做法；防止军队私人化，也是所有朝代都在致力的命题。
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最核心的因素，其实是北宋王朝对“军队”的定性。这种定性，见于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等“二三大臣”之间的一次谈话。众人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做才会有“百代之利”，也就是如何才能让王朝千秋万代。赵匡胤的答案是：“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大意是：唯有养兵这件事，可以让王朝存续千秋万代。遇上大灾之年，只会有造反的民众，不会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岁里出了变故，只会有造反的士兵，不会有造反的民众。
上面这几句话，意思有点模糊。宋神宗后来有一段解释，很有助于准确把握赵匡胤的逻辑。宋神宗说：“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大意是：前代那些起来造反作乱的人，都是无业游民。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都招募到军队之中，用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来约束他们；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以生杀奖惩和等级制度，将他们困住。如此，这些无业游民不敢为非作歹，且可以利用他们去守护（也可以换个词，叫控制）良民，于是天下太平，再无民众起来反叛。这实在是自古未有的大智慧。也就是说，对赵匡胤而言，除了抵御外敌，军队还承载着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的不安定分子的职责。这一对内职责的重要性，绝不弱于抵御外敌，甚至犹有过之。
　　
《续资治通鉴治长编》宋太宗至道三年的一道奏疏自此，“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就成了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宋太宗时代，将民间“与人为害者”全部招募到军队中，以实现“乡闾静谧”（见上图），是朝中大臣奏疏中的治国良策。
宋神宗时代，王安石曾批评道：“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朝廷招兵的重点，是吸纳那些无法无天的落魄无赖。他建议宋神宗以“良农”为兵，却也不主张废弃对流氓无赖的招募，理由是将流氓无赖弄到军队当中，可以“令壮土有所羁属，亦所以弭难也”，可以将他们约束起来，也是一种消弭不稳定因素的好办法，即所谓的“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对北宋的这一国策，也有一段很准确的总结：“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意思是：北宋军队招募来的兵员，全是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和亡命之徒，鲜少有良民。
　　

《文献通考》对北宋募兵制的总结
马端临还提到，武人在北宋是受到歧视的，“老兵”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难听的骂人话。“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的基本国策，直接导致了北宋军人素质的集体低下，也进而导致了武职官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职官员的歧视。
北宋的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即是在这样一种基本国策下迅速膨胀起来的。每有饥荒、水灾之类的变故，当局就会启动募兵，从灾民中招募那些已然破产的青壮流民入伍，以免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隐患，且以招募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
开国之初，宋军数量尚只有40万上下，至宋仁宗时，已有120万之多，用时人蔡襄的话说，这是自五代往上直到秦汉，“祖宗以来无有也”，从未有过的规模。也惟有这种规模，才能实现“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的治国之道。

北宋军队数量变化（单位万人，引自朱舸《兵制对北宋国防开支及军事实力的影响》）
与之相配套的，是优厚的待遇。宋太祖时代，一名禁军的年俸大约是17贯，一名厢兵大约是10贯。这笔钱足够维持一户中等人家的全年温饱。
到宋仁宗后期，禁军年俸已上调为50贯，厢兵年俸上调至30贯，以致于宰相富弼说，朝廷的的财政收入“十中八九赡军”，绝大多数都用来供养军队了。到了宋徽宗时代，禁军年俸又上调为60贯，厢兵年俸上调至36贯。
这庞大的规模与优厚的待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北宋王朝内部的不安定因素，一个可能的证据就是北宋民变的密度与强度，要小于其他朝代。但它毁掉的，是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如下几点：
（1）军人的身体素质。
（2）军人所受的拼杀训练、战阵训练。
（3）武器的数量与质量。
（4）军队的纪律性。
（5）军队长官的战略判断与临场指挥。
北宋禁军专门拣选精壮之人，且与地方厢兵之间有一种升降流动，厢兵里的精壮者，可以升入禁军；禁军里身体垮掉的，要被落降到厢兵。身体素质方面，总体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也免不了有弄虚作假）。北宋以超过七成的财政收入供养军队，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也不会与外敌有太严重的差距（除了马匹）。
北宋160余年，在这个时间跨度里去观察，也不能说所有的军事长官都不合格。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训练状况与军队的纪律性。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指望游民在军营中好好训练，在战场上令行禁止乃至奋不顾身，古往今来，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北宋朝野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宋仁宗时代，御史吕景初上奏请求停止“养兵”，停止往军队里招募游民，理由之一正是这些游民毫无战斗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而败”，上了战场无视军令拔腿就逃，连带着把军中那些勇者也坑了。欧阳修也说，这些家伙拿着高俸禄，“或老卧京师，或饱食塞下，或逸处郡邑，或散居邮亭，未尝荷一戈也”，算不得正经的士兵。宋神宗时代，大臣张方平建议朝廷实施军垦制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意见。最有力的一条就是游民无组织无纪律，无法屯垦。反对者说：唐代以前，士兵与农民一体，所谓士兵本就是从农田中征召去的，所以不难让他们从事农垦。
然而，“今之军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游惰之民，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当代的士兵，全是些在社会上无非作歹、没有出路的流氓无赖，这些人早就骄纵惯了，平常时日，军官们也不敢强迫他们做不愿干的事，“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要他们老老实实去种地，太不现实了。中央禁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地方厢兵全都有。厢兵的本质，是禁军挑拣剩下者，和自禁军中退下来养老者，战斗力自然是更逊一筹。宋仁宗时代，朝廷财政吃紧，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府从厢兵中调人去做“役人”，这个口子一开，厢兵就更加不成样子了。他们被地方官府或调去做买卖，或调去砍树烧炭，或调去从事刺绣，或调去吹奏乐器，以至于同时代的苏舜钦上奏说，这些厢兵“终日嬉游市间”，以刺绣绘画为业，实在是与军队二字完全挂靠不上。
类似的情况到了南宋也没有改观，兵部侍郎李邴曾愤然对宋高宗说，厢兵们在给人抬轿子、玩杂耍、做跑腿，“所谓厢军者，臣不知其所谓也”，所谓的厢军，臣我实在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地方厢军变成了这幅模样，于是就有了《东都事略》里所记载的“淮南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京东诸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也有了后来的金军长驱南下直抵汴京。不可用无业游民和流氓无赖来构筑国防，本是一个常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就说过，招兵时“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戚继光懂的道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自然也懂。他之所以做出与戚继光相反的事情，是因为他愿意牺牲军队的对外战斗力，来换取王朝的“百代之利”。而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赵匡胤的制度设计是错的。在这个话题无孔不入且热爱阅读的新媒体编辑部，我们经常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公众号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众、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鲜玩意儿。现在，它们都将一一出现在这个栏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