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8月的“土木之变”，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朝皇帝被俘，几十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大军兵临皇城之下，虎视眈眈。

土木之变
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被俘的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登上皇位，即景泰帝。他与兵部尚书于谦一道，积极备战、稳定局势，硬生生地将明朝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不过8年后，成绩斐然的景泰帝就在夺门之变中被废黜，昏庸的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一直支持景泰帝的于谦，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并处死，仅给后人留下“只留清白在人间”的诗篇。
一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449年（正统十四年）。
7月，漠北蒙古瓦刺部也先，兵分四路向明朝发起了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不顾群臣“六师不宜轻出”的苦苦劝谏，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亲率五十万大军仓促从北京出发，出居庸关到宣府，准备与蒙古人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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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
由于用人不当和指挥失误，明军出师不利。8月14日，大军在怀来县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军队包围；15日，全军被击溃，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惨遭俘虏。至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王振，则被义愤填膺的将士杖杀。
蒙古军队“挟天子以令明朝”，顺势南下。边关接连报警，而北京“守备空虚，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军资器械十不存一，疲卒羸马不足十万”，“京师震恐”。

北元时期的蒙古骑兵
在这种皇位虚悬，社稷不保的险恶形势下，急需另立新主，以尽快控制动荡局势。那么问题来了，立谁为帝最为合适呢？
按照明朝的“传统”，理当册封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帝。但他时值仅三岁，显然不合适。因为在当下，明朝需要一位能消除祸乱、“贤且长”的有为之君，因此，英宗之弟朱祁钰成为最有资格的人选。
论年龄名份，他是宣宗次子，年龄比英宗相差仅一岁；长兄不在，长弟继位，可谓“兄终弟及”体制的灵活变通；更何况，他在英宗御驾亲征时，便被任命留守京师“监国”，积累了一些治国经验。
八月末，群臣疏请皇太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宜立王（朱祁钰）为皇帝。允之，命具仪仆日。”不过，朱祁钰得知这一消息时，极力推辞，但在群臣“祖宗神器不可虚，圣母有命不可违”的规劝下，终于同意登位。
九月初六日，朱祁钰正式登基，是为景泰帝，改元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景泰帝不负众望，挽救了明朝的危局。

景泰帝（1428—1457）
首先，他力主抗战，反对迁都，稳定人心。土木堡事变后，蒙古军队破紫荆关，兵锋直指京城。京城朝野恐惧，人心极其不稳，有的大臣甚至提前将妻子老小遣归故里，更有大臣主张宜迁都南京。
兵部尚书于谦断然阻止：“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徐妄言当斩。”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景泰帝坚决支持于谦固守北京的建议：“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且出榜告谕。固守之议始决。”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
其次，重用贤臣，稳定局势。于谦因“威令严密，目视指屈口奏，悉合机宜。”得到景泰帝充分信任。他积极招兵买马、操练军队，全力备战。
十月，也先再次长驱到京城西北关外，于谦亲自督阵，诱敌深入，大败蒙古军队。英宗也于1450年7月（景泰元年七月），被主动放归。
于谦因卫国有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在景泰帝和于谦等人的精心治理下，“使强寇深入而宗社安，再造之功良云伟矣”。

此时明军的战斗力，以无法同明初军队相抗衡
实际上，后人对景泰帝的评价也非常高。“太祖之后，而功者，熟不知成祖乎？德者孰不知孝宗乎？盖犹有景泰帝焉，已庚之际，微帝吾其被发左衽矣，其德如何？曰在知人，在安民。”
但就是这样一位英明之君，却在1458年（景泰八年）正月“被夺权”，丢掉了皇位。
明英宗复位后，景泰帝被降为王，迁回邸，不久便离奇去世；拥戴景泰帝的于谦，也惨遭杀害并抄家。从此，明朝边关备战措施尽废，西北边患又趋严重。
论才能，景泰帝是远在明英宗之上的，但其夺权的政变为何如此“顺利”？不得不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二
客观地说，明朝的中央集权被空前强化，皇权高度集中，对下防范极为严格（东厂和锦衣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皇位继承制上，为了防止内部夺权而互相残杀，严格恪守着嫡长子皇位继承制。
国家建储，礼以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居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以封王爵；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
为使各项集权制度深入人心，明朝统治者们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使人们主动接受封建制度下的伦理道德“规范”。
程朱理学讲究“理在气先，理外无物”。父慈子孝，君敬臣忠，兄友弟恭，夫唱妇随，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就是所谓的“天理”，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守天理”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
由于明朝官方对程朱理学的倡导和扶持，使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理学也成为了官方学术。

明朝官员
程朱理学在明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实际运用，就是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他身体力行，战胜情感与制度的冲突，“忠诚”维护着嫡长子皇位继承制。
1393年（洪武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曾欲立皇四子燕王朱棣，诏问群臣时，学士刘三吾进言：“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嫡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罢，然以三吾言，立孙之意遂决”。

明太祖马皇后画像（左），明太祖像（右）
靠“靖难之役”起家的明成祖朱棣，尽管本人靠篡嫡上位，但在立皇储时，并未打破传统思想的桎梏。
在皇长子朱高炽与次子高煦之间，他本欲立“有似已雄风”的次子朱高煦为储，但在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们的劝说下，最终还是立朱高炽为皇太子，维护了嫡长子皇位继承制。

明成祖朱棣
纵观我国历史，没有一个封建王朝像明朝一样，严格恪守嫡长子皇位继承制。身份是新皇登基的唯一标准，即便他无才无德，昏庸腐朽，可谁要是敢造他的反，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人人群起而攻之。
如明武宗朱厚照是历史上有名的不理朝政、腐朽荒淫可比隋炀帝的昏君。但当1520年（正德十六年）九月，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时，立即遭来“心学”创始人、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等大臣起兵群起而攻之。

明武宗（1491—1521）
同样，如果他身份不正称帝，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全无安身立命的土壤。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明朝大儒方孝儒，朱棣本欲重用他，让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却死不从，大骂朱棣是燕贼篡位，宁愿被“株连十族”也不背“不忠不孝之名”；
帮助朱棣夺取天下的姚广孝，在功成名就之后却落得众叛亲离的悲催下场，甚至连他的姐姐也拒不认其为弟。

姚广孝（左）和方孝孺
不客气地说，景泰帝与于谦，正是明朝“嫡长子继承制”的“受害者”。
三
景泰帝即位后，遭遇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和调和的矛盾。从1450年（景泰元年）到夺门之变发生的七年多时间里，大臣们从未主动放松过对无嫡长名份的景泰帝的主动发难。

《大明风华》中的景泰帝
兵部右侍郎李实受命迎接英宗时，英宗自己说：“你们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
但在议论如何迎归时，吏部尚书王文等人，因英宗“名正言顺”便直接了当地提出“迎复”称帝，“上皇蒙尘，理宜迎复”。言外之意，景泰帝名份不正，自当拱手让位。全不在意英宗带来的丧师辱国，辱没宗庙的恶果。
景泰帝尽管万般不爽，但也找不到理由予以驳斥，只能以“本所不欲，尔等强树，今复纷纭”来“抗争”。
最终，兵部尚书于谦可谓力挽狂澜，“皇上已立，孰敢他议。”这才有了景泰帝仍执乾纲，尊乃兄为太上皇的安排。君臣矛盾尽管暂时得到解决，但“正派之争”的序幕已经缓缓拉开。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
英宗回归南宫后，朝中百官多次上疏景泰帝，请求他要如同“子对父”一般厚待“太上皇”。
1450年（景泰元年）7月，景泰帝遣兵部右侍郎李实作为特使迎归英宗。景泰帝率百官迎接，朝谒。百官又请安万寿，元旦正谒，景泰帝没有同意。于是有大臣上疏，责怪迎归英宗的礼数太薄，弟对兄尊崇不够。
1455—1457年（景泰五年到七年），御史钟同、仪制郎中章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等纷纷上疏景泰帝，要他尽“臣子之礼”恭敬对待“太上皇”，以符合“父慈子孝、君敬臣忠、兄友弟恭”的行为准则。
景泰帝亲受英宗册封，是上皇之臣子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奉太皇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孝悌者，百行之本，万善之源，望退朝之暇，朔望节旦，亲旨南宫，率群臣朝见，展天显之爱。
坦诚地说，君臣关系此时变得更为微妙起来。

钟同（1423—1455）
为了改变自己“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景泰帝决定废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改立自己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父位子传，在封建社会乃天经地义之事，但景泰帝却遭遇到了极大地困难。
从他登基的前三年，“居然”一直无一人迎合帝意，景泰帝只好自己主动争取。他试探性地问太监金英：“七月初二日，东宫（见济）生日也。”立即遭来金英理直气壮的反驳，“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即朱见深生日）”。
1453年（景泰三年）5月，景泰帝终于“成功”废朱见深为沂王，改立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但却引来极大非议。如新科进士杨集光指责于谦、王文“乃恋官僚之赏，不思所以善后乎？”
可“天不遂人愿，”1455年（景泰五年十一月），仅立一年半的怀献太子夭折，景泰帝的皇位再次发生动摇。

《大明风华》中的明英宗形象
朱见济死时，景泰帝才二十六岁，可谓年富力强、身体倍棒，完全可以后续子嗣，但上言复储的大臣纷至沓来。从景泰五年四月到八年正月夺门之变发生，御史钟同、礼部仪制郎中章纶等人先后上疏景泰帝，请求复储。
他们“喋喋不休”的上疏，彻底触怒了神经紧张的景泰帝。他下令将钟同、章伦下锦衣卫狱进行梃杖，要求供出幕后主使，钟同被梃杖而死，可以说用生命“捍卫”了“天理”。
景泰帝病重之时，朝中大臣们似乎并不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而是“立储”。包括于谦、王文在内的众臣“皆望复储”，上疏景泰帝“请早立（沂王）太子”。
与此同时，如石亨、徐有贞等人开始密谋策划，发动政变，置景泰帝和于谦等人于死地。景泰八年（1456）正月十六日，“夺门之变”发生，景泰帝“下课”。他“是否同意复储”，已然成了未解之谜。

“夺门之变”
值得玩味的是：
于谦在得知英宗复辟后，毫无责难英宗之意，反而在当日上朝时，恭顺朝拜新君；自身难保的景泰帝，得知乃兄复位时，也说“好、好，兄为之甚善”；至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在谈论夺门之变时，“居然”盛赞石、徐之举“胆略诚非，豪杰之士也”，评价英宗复辟是“社稷之利、臣民之福”。
这一系列怪象，实质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真实反映。
四
景泰帝虽受正统派群臣攻击，但终究紧握君权，所依赖的于谦等大臣也有着很大的权力。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景泰帝没有仿效他的先祖朱棣，实行残酷诛杀以防范英宗复辟？

明朝军队
1）朱祁钰并非刻意“篡权”，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因此，他对政治斗争的残酷，几乎没有什么预判。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是众人推选的，“应该不会”被同一拨人赶下金銮宝座。
新太子朱见济死后，御史徐正就建议景泰帝，“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废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虑。宜出沂王于沂州，增高南城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
这种并非空穴来风的“警告”，本应引起景泰帝的高度重视。“可惜”的是，他怕自己一旦“下狠手”，会被大臣们指责有伤兄弟情谊，因此一直未对英宗一家有大动作。对于徐正的建议，更是“大怒，谪戍”。
反观明成祖朱棣，残酷镇压了一大批不愿意与他合作的群臣，并不断派人追寻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急欲斩草除根，丝毫不留情面。

一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
2）景泰帝从小生长在皇室深宫大院，接受了深度的程朱理学教育，对正统观念有着很强的认同。且性格优柔寡断、做事瞻前顾后
他没有像朱棣那样，以英宗冒然御驾亲征，丧师辱国、有辱宗庙果断处置，反而亲自于京师城郊迎接，置于南宫，还定期“拜谒乃兄”。
在今天看来，将英宗及其长子安置于宫内，且不加强防范的举措，无疑于在身边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
1458年（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夜四鼓，石亨、徐有贞纳兵千人，率众薄南宫，锢不可启，扣之不应。有贞命众取巨木悬之，数十人举之撞门，又令勇士垣入。与外兵合毁垣，垣坏门启，抬英宗到奉天殿，升卒鸣鼓，宣告上皇复辟矣。”
如此“大张旗鼓”的政变，全不见刀光剑影的残酷厮杀。进一步印证了景泰帝对政治斗争认识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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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谦性格耿直，无意间得罪了权奸小人
景泰帝在位期间，特别信任、重用贤臣于谦，一切政务悉由谦运作。连于谦的平时生活也关怀备至，这引起了朝中石亨、徐有贞等大臣的嫉妒。
于谦性情耿直，平日只知辅君安民，操练军队，缺乏政治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政治手腕，给了朝中的宵小之徒可乘之机。以徐有贞为例：
土木堡之变后，徐有贞当初主张南迁，于谦劝止，且言出此语者当斩，景泰帝纳于谦言，徐有贞深恨于心；后来，徐有贞又请于谦为其保举补国子监祭酒，未遂（景泰帝没同意）。徐以为于谦不荐，更加怀恨在心。

徐有贞（1407—1472）
这些大臣总想扳倒于谦，但对景泰帝“偏爱”于谦的现状感到“无力”。他们最终得出结论：
只要是景泰帝当政，自己便不可能出人头地；倘若易立天子，改朝换代，自己才能得到“逆袭”的机会。
于是，1458年（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密谋：“与其复太子，不如直接让英宗复辟。”达到一报私仇，二可以加官晋爵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于谦墓
英宗复辟当日，于谦、王文、陈循等景泰朝命官就按部参拜新君后，被逮捕下狱。以于、王“意欲”谋立外藩”为由“斩于市”，妻子戍边徼。英宗复辟过去十来天后，景泰帝离奇死去，年仅三十岁。
能力颇为出色的景泰帝，只因非嫡长出身，以如此惨淡的方式，完成了生命和政治生涯的匆匆之旅，落得善始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而精忠报国的于谦，以莫须有的罪名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刀下鬼。
五
明朝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扶持程朱理学，使之成为官方学术和道德标准。其“后遗症”就是，官僚群体唯“天理”是从，政治体制逐步陷于僵化，形成恶性循环。
明代中叶以后，无能昏庸的皇帝相继登位，明朝的国力发生了断崖式下降，这与其僵化的思想桎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