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艇与水下坝的较量——从地形角度看华中水乡游击战 -6parkbbs.com

1945年3月16日上午，从江苏高邮开出的日军2艘装甲汽艇拖着6条驳船沿着金沟河水路朝金沟镇（今江苏金湖县境内）方向驶来。大约10时许，当敌军船队开始接近六丘坟。突然，打头的汽艇猛地撞上了水中的木桩，再也无法前进。就在船上的敌人乱作一团的时候，从两边的河堤上射过来一阵镇密集的弹雨……

在这场漂亮的伏击战中，新四军第2师独立4团共击沉日军两艘汽艇、毙伤押船之敌30余人，另俘虏3个日本兵和4个伪军，驳船上的军火物资也全部被缴获。与那场战争中的无数类似战斗相比，六丘坟伏击战的规模并不大，战果也谈不上多么丰硕，但地域色彩鲜明——水道、暗桩、汽艇等等。而这些“战场元素”也是本文接下来所要讲的，当年华中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如何巧妙利用复杂地形打击武装到牙齿的异国侵略者及其仆从？

装甲汽艇带来的挑战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军队移师徐州和武汉等阵地继续战斗。中国军民抗战意志之坚决大出日方意料。由于对手并未屈服，日军主力只得向西向南继续攻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军虽凭连续夺占徐州、武汉、广州等战略重镇，但其“国小兵少”之矛盾愈发突出。特别是在其身后，兵力空虚得也仅能维持大城市和交通线附近的“治安”，许多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则处于一种 “权力真空”状态。

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人的这一弱点，决定将正在晋察冀和皖南等地展开的山地游击战争“繁殖”成平原游击战争。

还在1938年初，毛泽东在鼓励同志们走出大山、下到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的同时，还提醒他们要依托南方的洪泽湖、太湖周边以及一切敌占区域的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他认为，在这种地形上组织游击战争，建立持久根据地的可能性比平原更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为了鼓励大家的信心，毛泽东还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海盗”、“水寇”乃至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作为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遵照这一指示，新四军于1938年春分兵一部，向东挺进到宁沪杭之间，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以后，他们又渡过长江，在东讫海滨，西到大别山，北至淮河，南界长江之间的广大区域内（当时称为华中根据地，其意义在政治范畴而非今日地理概念上的“华中”）建立了抗日政权。与此同时，北方的八路军也在白洋淀和微山湖等地，“东江纵队”在广东东江地区开辟了小块游击根据地。

所有这些建立在水网稻田地带上的敌后根据地中，以华中根据地的苏中、淮南两区最为日军及其傀儡所忌惮。因为，这里位于江淮之要冲，控制长江下游航道，从外线对上海、南京、扬州等战略重镇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由于与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和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相毗邻，抗日政权的点滴进步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向全国甚至海外扩散传播；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其人口、物产足以支撑一场长期战争。因此，它的存在令敌人如鲠在喉，亟欲除之而后快。新四军前脚来到华中，“扫荡”后脚就跟了过来。

在1941年以前，日军“扫荡”虽频繁，但无法阻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除其兵力不足外，还在于没有认真研究华中的地形。这是一种不利于进攻者的地形：全区地势低洼，河渠交错、湖荡罗列、港汊纵横；地下水位高，稻田泥泞；现代化铁路公路稀少，虽有乡村小路穿行于河堤田埂上，但路面狭窄，弯度较大；村庄小而密，城镇多位于江河沿岸，彼此间多为河渠阻隔，水面上虽架有小木桥或石桥，但质量普遍较差……鉴于以往那种“打了就走”的战术无法奏效，敌人从1941年7月炮制出一个所谓的“清乡”计划。具体做法是，先以大“扫荡”为前奏，企图通过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消灭新四军主力，至少将其驱逐。“扫荡”过后，即在“清乡”区周围筑起漫长的竹篱笆封锁线，于其内派兵进驻若干具有战术价值的村镇。每天，日伪军从这些据点窜出，分批分区实行“篦梳式”清剿，逐村挨户搜查，妄想消灭坚持内线斗争的小股抗日武装。

此时敌人已对河湖港汊地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为进攻部队配备了大量装甲汽艇，来往游弋，封锁河道，随时上岸烧杀。对于操纵木船转战水乡的新四军将士而言，这些装甲汽艇所带来的威胁，远胜于受道路条件限制的汽车和骑兵。当这个被陈毅称之为“敌之锐利武器”的出现在水乡战场之后，新四军的一些传统战法受到挑战：“敌进我退”，抗日武装操纵木船难以摆脱敌人汽艇的追击；“敌退我追”，则难以阻止汽艇逃窜。在一些有汽艇参与的战斗中，我方的战斗显得很被动。如在1940年12月的“西张家浜（吴县）战斗”中，日军虽然只有三艘汽艇、80多人，却能集火力、速度，与防护于一身。战斗打响后，敌人很快通过水上机动绕过新四军“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2纵队设在阳澄湖畔正面阵地，迂回至西北方向的杨家角登陆，一度给在此指挥战斗的陈挺司令员制造了不小的 “险情”；当其发现“江抗”开始乘木船向东张家浜转移后，又几次利用汽艇的速度优势冲至渡口附近，以重机枪、掷弹筒等武器对我转移部队进行火力急袭。虽然2纵最终扭转了被动局面，但也因此付出了19人牺牲的代价。

新四军不可能被一两件新式武器所吓倒，他们很快找到了一套应对之策。

打坝拆桥开运河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曾云，所谓“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可见，保持行动上的自由是部队打赢游击战争的前提之一。具体到华中地区，双方机动能力此消彼长的标志对水和路的控制权易手。

出师敌后以来，新四军利用日军比较依赖道路的弱点，屡屡在公路沿线伏击过往之敌或通过“围点打援”来达成目的。这一时期，日军虽有装备与训练方面的优势，但我军则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保持了行动上的自由。当日军汽艇大量出现在战场后，新四军在火力和机动性上同时处于下风。短暂的被动局面令少数人感到迷茫，认为“利用水网建立巩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但更多地人看到，水网地形其实有利又有弊，只要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为了夺回主动权，华中军民开始利用农闲和冬季水位降低的有利时机，掀起了群众性的改造地形运动。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个：

打坝筑堤：目的在于，通过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方式限制敌人的水上机动能力。具体做法是，抗日政府预先选定几条敌伪经常来往的主要河道，利用白天勘察地形、选定坝址；晚上先派出游击小组进行掩护，再由附近各村的村干部组织群众把那些从庙宇拆下来的的砖瓦沙石填入河里，再用木桩加固……如果组织得当的话，一夜间就可以筑起一条宽2米、长20米左右的堤坝。这种修在明面的堤坝在限制汽艇快速突进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斗争形势的深入，它开始“落伍”了。这是因为，敌人在吃过几次亏后变“聪明”了。有些时候，他们派人在坝上挖道10来米宽的口子。这样，汽艇就有可能由此通过。除了敌情因素，一味地在河道里修坝就有可能把水流堵塞，以致影响农业生产。经过研究之后，大家开始改筑暗坝。这种坝位于水面以下一尺左右，不易被发现，还不会阻塞水流。为防敌人破坏，人们还在坝身上打几条木桩后用粗铁线缠绕起来，或砍一些大树枝插在砖瓦沙石中再加入坝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乡到处都在起坝，愈筑愈多、愈筑愈强。这些堤坝没有统一的标准，因地、因河而异。尽管如此，它们按其主要功能可分封锁坝与交通坝；从使用时间来说，又分固定坝与临时坝；从建筑材料上又分硬坝（土木砖石）和软坝（水草树枝）；甚至还有便于新四军在水网地区大范围转移的穿荡大路（长坝）。当打坝工作完成后，日军的尖底汽艇在明坝暗坝面前几乎寸步难行，而我们那种“吃水浅，可数人拉过坝” 小木船则继续在广阔水域里出没自如。

破路拆桥：对陆路交通的破击依在继续。为了降低日军汽车的通行能力，人们把大路改成小路，直路改为弯路；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在地面破开一个相当于两三间屋基大小的坑口。拆桥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拆桥、移桥两方面的工作。拆除道路上便于敌人车辆通行的大桥，既能阻止敌人打进来，又截断其退路。移桥主要是把大桥改为小桥、固定桥改为活动桥，或搭露水桥，即平时把桥板沉入水里，过河时提上来，过河后再沉下去，让敌人找不到路，更不知从哪里走。

开凿运河：抗日军民还开凿了许多小运河，使大小河流连结起来，从而打通了根据地内部的水路联系。

除了这些 “重大工程”，还涌现出一大批临时性的即兴“发明”，如把小船沉入水里，用的时候才取出；或者从湖荡中大量割取水草回来，撤在主要河道中，让它生长繁殖……如六丘坟战斗中，日军汽艇之所以进退失灵，除因撞上水下暗坝外，还在于其发动机被水草死死地缠住了。

当对现有的河、渠、路、桥等地形结构的改造完毕之后，一个“既阻止敌人进来，又截断其退路”的水上战场形成了。

水上游击战争的崭新阶段

当然，胜利不仅仅是天然的战场准备。战斗技巧的提升也是必须的。就在抗日政府动员群众改造地形的同时，新四军上下也掀起了一个练兵高潮。各部队被要求普遍学习游泳、划船，撑篙、以及组织船队进行水上行军和在水网稻田地带行军作战的本领。一些可能会影响作战成败的细节也被加以注意。如，水网稻田地带作战，普遍表现在对水、路、居民地、土丘和小高地的争夺。其中，水、路主要影响部队机动性的发挥，而居民地、土丘和小高地则因地势较高，便于观察和发扬火力，紧急情况下，还可成为防御的依托。

1943年以后，华中形势的改善意味着地形改造和练兵运动已初现效果。敌人的“扫荡”、“清乡”虽仍在继续，但其已经逐渐丧失对水和路的控制权。机动性大减之后，日伪军进，则因速度迟缓而捕捉不到目标；退，则其孤立据点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袭击。与之相反，掌握了主动权的新四军几乎能在战斗的各个环节予敌以打击：

当日伪军前来袭扰时，在明堤暗坝和水雷的层层拦阻下，不仅失去了行动的突然性，还极可能被半路挡回。如在1944年6月初，高邮县三垛据点的日伪军160多人企图从水路偷袭前进乡。由于遭遇暗坝，日伪军的汽艇无法开进，只得换乘木船。但木船没走不远，又为封锁坝所阻。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拉着木船过坝时，被站岗的民兵发觉，及时发出战斗警报。当敌人乱哄哄地没走多远，我方军民已利用交通坝从四面快速包抄上来……少数情况下，日军凭借“船坚炮利”窜入我方腹地，部队也可以村庄、土丘与河岸为掩护伏击冒进之敌。如在1941年2月7日，日军一度绕过“江抗”设在阳澄湖畔的滩头阵地，冲入洋沟溇村（苏州阳澄湖镇）内。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战斗的终止。日军冲的虽猛，但“江抗”利用高低错落的屋宇、弄堂小路和小高地等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背水逐屋的战斗打了整整一天，这股敌人被击退。

反观新四军，既可以像六丘坟战斗那般于水陆交通沿线打伏击；又能通过交通坝快速调运部队和作战物资，保障了前方战斗的顺利进行。如1944年3月车桥战役打响后，许多参战部队和民兵、担架队，都是直接从几条大交通坝上浩浩荡荡地通过的，军工部门赶制的500枚地雷也通过大坝及时运达前方。这一时期，抗日军民虽依旧缺乏攻坚火力，但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群众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奇迹，如“桑墟臭狗阵”。1943年7月12日，新四军淮海军分区7团围攻桑墟（沭阳县）据点。因敌军负隅顽抗，多次进攻不下。后来指挥员决定智取。他们发动周围各区、乡打狗，并将数千条死狗扔进敌壕及围墙四周。时值“三伏天”，成千上万条死狗腐烂发臭，蛆蝇滋生，敌人多有染病，士气低落。期间，沭城日军曾试图解围。但此时水路交通皆为我方控制，敌人走到半路就被我打援部队逐回。最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桑墟据点守敌人于8月9日逃走。此后，这场战斗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曾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我方已掌握水、路控制权这一优势，“对外面水井要予以填塞，对池沟河塘放毒，对上流来水加以阻塞，并可常漂流如死猫、死狗、肚肠、血腥等腐臭的东西，使敌伪水也喝不到一口”。这样以来，纵使敌人仍有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但等粮食吃完了，柴草没有的烧了，外援又盼不到，其工事碉堡也将变成一个死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