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 6park.com
 一、绪言
　　

　　 宋太祖之死及其帝位之传授，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猜不透的大谜！在这九百余年来的长时期中，一般学者对于此事，各根据其自己的见地，或疑或信，总未能彻底地研究，下一种明确的判断。本来像这种性质的事题，研究起来，倍多困难：宫禁里的秘密，当时能知内幕的人便已绝少，即使知之，但在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为避祸保身，也必不肯泄漏出来。故此一件事，疑昧不明，虽在宋代，已难言之；至于今日，为时逾远，期得事实之真相，其困难更不待说了。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考察此事之真相，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历史的本身，不管是在遥远的古时，或是在亲身经历着的现代，我们都无从直接获悉其本来的内容。我们平日自以为深知熟晓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串事情的轮廓或影像，并由这些轮廓或影像以推知其内含的意义。换言之，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本身，只知道许多的史实所构成的关系。古今的史家写述他的著作，便是就他所见所知的这种史实间的关系加以选择，再组合为一适当完整的体系而已。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人都不配说知道历史，只能说见到一些偶尔遗留下来的史实的断片，史家把这些断片适当地联系起来，便造成了所谓历史。一般人认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便是史家连缀的技术最精工的成品，它与一切传下来的史实间的各种关系最能适合而无矛盾。反之，有的著作虽亦有所根据，然而与所传的最大部史实皆枘凿不合之时，我们就可断言它是可疑的历史。
　　

　　 本文的写述，即秉用以上的理论。我不愿斤斤于太祖怎样的死，及太宗怎样的得位一类惝恍迷离的问题。我相信一件事之作为，必然产生出它与别方面牵涉的关系，亦必然给予后来以影响，在有意无意间显示出来，是遮掩不住的。我们去研究一件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往往只有从这些地方着手。我在本文里，特别注重几方面，如太宗即位的情形，他的个性与行为，及他后来对于太祖子孙与其弟廷美的态度；又如太祖子孙曾有过的复位的企图，与当代社会心理的一般趋向，这些都有益于我们了解这“谜”的某种性质。
　　

　　 总之，本文的目的，不希冀对于这个历史之疑案的本身，提出一些怎样的主张；不过尽可能地想把有关这疑案的各方面情形，显露其最原来的状态，使大家了解它在宋史上的意义及其所发生的影响。
　　

　　 二、太祖之死与太宗即位的情形
　　

　　 关于宋太祖之死及其帝位之传授，在北宋已是异说纷纭；但首先用谨严的态度来研讨此事的，实在要算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条下记：
　　

　　 初有神降于周至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所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斧柱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元先坐于府门。德元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元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以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谔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以上两段文字，李焘皆注明史料的来源：第一段前节述道士张守真降神事，系根据《国史·符瑞志》 [1] ，并稍采杨亿《谈苑》以益之。后节乃取吴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而加以删润者；《野录》原文所述有颇涉神怪者，李焘疑其得之传闻，故不审，又或多处为好事者之饰说，实未必然。故采其以为可信外，余皆斥而不录。第二段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惟光误以王继恩为王继隆，程德元为贾德元，李焘《长编》即依照《国史》改定。
　　

　　 这里所传的事迹，最启人疑者，莫如《湘山野录》的所谓“烛影斧声”一节了。《野录》谓“是夕太宗留宿禁内”，显与《涑水记闻》所载相抵触，故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为免除两者间的矛盾，便全采《记闻》，而删去《野录》“烛影斧声”之说。关于这“烛影斧声”的离奇传说，我们即使信为一种事实，仍苦无法了解它的确定意义。至于今日，如果我们一定要想追究出一个着落，不特不可能，就可能也难免非愚则诬。故我们对此事之本身，尽可置之不论。然而任何人做了一件事，尤其是重大的事，在有意无意间，总不免显露出一些痕迹，发生一些影响。我们如就它相关联的这些地方，细心地加以探索，仍然可以间接地证知其事的一部分意义，决不会全然掩饰过去。我们看了上面《长编》的记载，其中两点颇使我们相信宋太宗得国之非正，而太祖之死恐怕也大有蹊跷。
　　

　　 第一，张守真假托神言，所谓“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等语，显然是故播妖言 [2] ，乃太宗攫夺帝位阴谋之一端。程德元深夜在府门前等候消息，伪称有人在信陵坊外当关疾呼，更使我们想起“篝火狐鸣”的故事。守真设醮降神，时在壬子（十月十九日）；德元守候府门，乃癸丑（十月二十日）之晨，时间衔接，仅一昼夜，足见早有布置。李焘《长编考异》引载《国史·方技传》云：“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严申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吏程德元善，德元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元。德元恐甚，且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元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人白太宗。太宗命德元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数日韶以赦免。”此事虽与上文所传，细节上稍有不同，但太宗于“受遗践阼”以前，马韶亦以称说天命，可见太宗此日之为帝，决非出于偶然了。这个疑案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张守真是道士，马韶是习天文的术士，程德元是医生，王继恩是宦官。他们的身份由历史上看来，往往都是极易与阴谋事变相联系的，尤其是在民智低劣的社会里，助乱之谋，往往出于医卜星相一流人物的身上。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太宗即位仅十数日，《长编》载：“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数术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3] 便是曾经利用阴谋的人防备阴谋的深心！《长编》又载：“庚辰诏修凤翔府终南山北帝宫，即张守真所筑以祀神者也。” [4] 一般明知天文数术者，予以拘禁；而张守真的北帝宫则诏加修造。这不是张道士被御用称说符命后的一种报酬吗？
　　

　　 第二，宋皇后使王继恩往召德芳，而继恩却到开封府署去寻晋王。在此种情形之下，一点也看不出太祖正式授位太宗的证据。反之，却可知道继恩的逆命之举，自然是贪图恩宠，恐怕也是太宗平日收买笼络的成绩 [5] 。并且我们由宋皇后“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的话观之，则太宗在非常局势下而成事，彰彰甚明，是不用说的。
　　

　　 除上举两点而外，太宗之急于改元，也是令人觉得很可疑的。太祖崩于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其时已近年终，依我国历史上改元的惯例，本朝君主崩殂，继位者在该年仍守前君年号。太宗竟不顾成例，于开宝九年十二月甲辰改称太平兴国元年，充分显示出他的一种迫不及待的神情 [6] 。太宗态度何以至此呢？我以为其急于改元的动机。必然是信纳道士的说法。“太平兴国”年号的取义，由字面看来便脱不了道教的思想：后汉顺帝时，有太平道的出现，《太平清领书》就是真正的第一部道经 [7] ；北魏太武帝好道，有“太平真君”的年号，太宗取此“太平兴国”为年号当然有一种乘运邀福的意味了。在即位一年后，太宗就从张守真之请，诏封太平宫为翊圣将军 [8] ，据此，我们知道太平宫神就是太宗的保护神。太宗的袭位，本是在迷信色彩笼罩下进行成功的。
　　

　　 三、太宗个性与行为的透视
　　

　　 在上文，我们认为太宗之袭位，颇露出一些阴谋家的痕迹。但是此等微妙暧昧的事情，既不易拿出真切的证据，自亦不能武断地下甚么结论。因此，我想转换一个方向，就太宗平日所表现之性格与行为，作一番严密的考察，看他本身所具的素质上，是否有玩弄阴谋，做出“不义”的可能。我并不是说，如果发现了太宗有什么缺德，便断定他一定非法地干过不利于太祖的事情；而是说，他如果被我们侦察出本是一个不光明的人物，那么，他确有使我们增加对他怀疑的理由。
　　

　　 五代是一个混乱卑浊的时期，宋太祖由军士拥戴为帝，在位19年，政治渐上轨道；太宗继之，混一天下之业，乃告完成。由他们二人政治上的成功，其智能之优秀，不待烦言。但是太祖太宗虽系兄弟，个性上却有极不相同之点：譬如太祖度量宽宏，太宗心地狭隘；太祖坦白慷慨，太宗阴鸷深沉；太祖尚武，太宗弄文，都是显著的区别。
　　

　　 太宗在帝位，前后凡22年，综其行事观之，诸如精明、勤劳、节俭、恤民等德，皆足称为贤君。但我们如果述其缺失，亦可略言数端。
　　

　　 第一，忌刻。太宗亲身参加或策动过拥立太祖的运动 [9] ，对于政海情伪，久已了了胸中。故在晋邸时，借其声势财力，行收买笼络之策，便是为自己异日作准备。及即位后，因为本身就是过来人，猜防臣下露骨特甚；对于降王，不留情地除去 [10] ；对于臣民，则时时伺察其行动 [11] ；至于武将出征，必须遵循其意以为进止，且往住不用宿将，而听任亲信。如淳化五年严重的蜀乱，统军前往者乃系宦官王继恩。太宗之所以如此防忌臣僚，与其热衷富贵、贪恋权势的心理，是极有关系的。《长编》卷四一载一事云：
　　

　　 先是太宗为（钱）若水言：“士为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金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贞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所为也。”太宗然其言。及刘昌言罢。太宗问赵镕等曰：“见昌言否？”镕等曰：“屡见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当进用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即泛滥涕泗。”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尔。”吕蒙正罢，太宗又谓若水曰：“人臣当思竭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若水对曰：“蒙正虽登显贵，然其风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表百僚，资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也。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但苟贪官禄，诚不足以自重。” [12] 太宗默然。
　　

　　 太宗把富贵权位的价值估计得过高，因此对于其帝位的保持，患得患失特别厉害。太宗征河东，吕端劝秦王廷美恳请从行，便是有见于此 [13]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太宗以寿王元侃为皇太子，举行停废几及百年的立储大礼，中外都非常欢乐。《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云：“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对于自己的儿子，尚不能免除醋意，何况他人？其忌防臣僚，也略可推见一斑了。
　　

　　 第二，迷信。太宗性好交结僧道，以及星相方伎之士，其意不外在巩固政权，或图谋个己的福利。未得位前，借以储蓄阴谋；得位以后，则在防止他人的阴谋。因为这种缘故，他显示出非常矛盾的行为：一面大索天文数术之士及收系阴阳人，而一面自己却离不得他们。除上文言及的张守真、马韶等人而外，如侯莫陈利用也是以左道得幸之一员 [14] 。淳化五年，西蜀王小波、李顺起义，王继恩率师往讨，久无成功；太宗命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入蜀平叛 [15] ，然而随以峨嵋山僧茂贞之言，竟又中止其行。《长编》卷三六五云：“先是有峨嵋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尝言于上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赵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言：‘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人蜀，恐后难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谓曰：‘昨遣昌言人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盖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诏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太宗广蓄僧道方伎的作用一斑。质实地说，太宗的迷信，也就是忌刻的另一种形态之表现。
　　

　　 第三，矜骄。太宗向臣僚的谈话，《长编》里所载颇为不少。他的措辞表面似乎谦抑，实则往往不胜矜骄！太宗御下严刻，而又自负，故一般臣僚多只将顺迎合，像吕蒙正辈之能侃侃立言者，颇不多见。《长编》卷三五：
　　

　　 上语蒙正曰：“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主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荣如此。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殛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亢直。
　　

　　 同书卷三八又云：
　　

　　 （至道元年）十二月癸酉，上以时和年丰，寇盗剪灭，顾谓宰相曰：“国家近岁以来，钟兹艰运，水旱作珍，连年不顺，河西蜀川，相继叛乱，飞刍挽粟，千里骚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弥月，百物涌贵，道馑相望，于兹时也，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心中忧念，无须臾之安。由是内修政纪，救万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边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遂至上天悔祸，否极斯泰，巴蜀余妖，窜伏黔水；继迁丑类，穷蹙沙漠，而又普天下九谷咸登，塞北江南，红粟流衍，朕岂望才经灾欠之后，便都睹兹开泰，深自庆慰也。”吕端等相率称贺。
　　

　　 太宗自矜之语，类此者尚多。如同年同月丙申顾侍臣谓：“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于前代矣！”又曰：“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细微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无壅蔽陵替之事。” [16] 其踌躇自满之情，不难想知！实则就我们后代人来看，太宗时代的内政，虽较那纷乱无法的五代进步得多，但还够不上与历史上美满时代如成康、文景、贞观之治等相比！若就对外说，削平诸国，多是太祖的功绩，太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仅仅收下了一个人户35220、兵3万的北汉 [17] 。讨伐契丹，反吃了大败仗；李继迁跳梁于西北，也始终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太宗的自炫，有名无实，正表示他本人修养的不足。
　　

　　 第四，护过。矜夸自炫的结果，对于自己的过失，必然要掩饰。《长编》卷三四载有如下一事：
　　

　　 （淳化四年七月）庚戌，雍邱县尉武程上疏，愿减后宫嫔嫱。上谓宰相曰：“程疏远小臣，不知宫闱中事，内庭给使不过三百人，皆有掌执，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济世为心，视妻妾似脱履尔，恨未能离世绝俗，追踪羡门王乔，必不学秦皇汉武，作离宫别馆，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贻万世讥议。”
　　

　　 观其言多么冠冕堂皇！但热衷富贵荣华的太宗，果能言行一致吗？只要看同书卷四一的另一记事，便知虚言之暴露：
　　

　　 （至道三年五月）甲申上（按真宗即位方两月）谓辅臣曰：“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闵，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吕端等曰：“陛下践阼之初，首行此令，实哲王之懿德也。”
　　

　　 两事相距，时仅4年，何以“皆有执掌，不可去者”的宫人，而今又是“颇多幽闭可闵”而须“放出”呢？太宗言不符行，竟至如此。相传太宗有逼幸江南小周后的故事 [18] ，此事若实，这位自称“视妻妾似脱履”的皇帝，未免下流得无聊已极了。
　　

　　 四、太宗对于德昭廷美的嫉害
　　

　　 太祖共有四子：德秀、德昭、德林、德芳。德秀、德林早亡，只存德昭、德芳两人。而此两人，在太宗即位后5年内也相继以英年而殁。德昭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太平兴国六年三月 [19] 。德芳之死，史上看不出与太宗有任何关系 [20] ，但德昭则是太宗逼迫而死的。《涑水记闻》卷二云：
　　

　　 （德昭）从太宗征幽州，军中夜惊，不知上所在，众议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衔之不言。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否？”左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阁，推户取果刀自刎。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是耶？”
　　

　　 《东都事略》卷一五《德昭传》，称其“暴薨，年二十九”。《长编》卷二○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条，及《宋史》卷二四四《德昭传》，则采上引《涑水记闻》的记事，明著其死因。据李焘云，他看见的《国史·德昭传》，以德昭好啖肥肉，因而致疾不起。李焘不取这种虚伪的说法。可见当时的史官对如此彰明显著的事实也想曲意遮掩了。
　　

　　 德昭之死，由于太宗的嫉心所致，我们也许还可原谅他是一时的过失。但太宗最难辞咎的，要算他对胞弟秦王廷美的态度。这件事由多方考察的结果，足使我们看出太宗的残忍和阴险。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太宗即位，避讳始改今名。建隆元年授嘉州防御使，二年迁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宝六年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兴车节度使。太宗即位，加中书令，开封尹，封齐王，又加检校太师；从征太原，进封秦王。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为人告密“将有阴谋窃发”，七年出为西京留守；寻又坐与宰相卢多逊交通，降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廷美忧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时为雍熙元年。
　　

　　 廷美受责的罪情，《宋史》本传叙述甚详。最初是柴禹锡、杨守一的告密；其次是赵普告他交通卢多逊；再次是李符受赵普的教唆，复告廷美怨望，请徙于远郡。《宋史·廷美传》云：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 [21] 。上不忍暴其事，遂罢秦王开封尹，授西京留守，赐袭衣通犀带，钱十万缗，绢帛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诏枢密使曹彬饯廷美于琼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通判河南府事，开封府判官阎矩判留守事，以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杨守一为东上 门使，充枢密都承旨，赏其告廷美阴谋功也。左卫将军枢密承旨陈从龙为左卫将军，皇城使刘知信为右卫将军，弓箭库使惠延真为商州长史，禁军列校皇甫继明贵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定人王荣为濮州教练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其受燕犒也。荣未行，或又告荣尝为廷美亲吏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坐削籍流海岛。
　　

　　 会赵普再相，廉得卢多逊与廷美交通事上闻。上怒，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捕系中书守堂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滕中正杂治之。多逊自言：“累遣赵白以中书机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又令赵白言于廷美曰：“愿宫车宴驾，尽力事大王。”廷美遣樊德明报多逊云：“承旨言正会我意，我亦愿宫车早宴驾。”私遗多逊弓箭等，多逊受之。阎密初给事廷美，上即位补殿直，乃隶秦王府，恣横不法，言多指斥。王继勋尤为廷美亲信，尝求访声妓，怙势取货，赃污狼藉。樊德明素与赵白游处，多逊因之以结廷美。廷美又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使赵廷俊与语。阎怀忠尝为廷美诣淮海王钱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受俶私遗白金百两金器绢扇等。廷美又尝遣怀忠赍银碗锦缎羊酒，诣其妻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开封潘涛营宴军校，至是皆伏罪。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逊及廷美顾望咒诅，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赵白等处斩。”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外，籍其家财。诏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称，贵州防御使德恭等仍为皇侄，皇侄女适韩氏，去云阳公主之号，右监门将军韩崇业降为右千牛卫率府率，仍去驸马都尉之号，并发遣西京，就廷美居止。五月，贬西京留守判官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府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皆秦王廷美官属，坐辅导无状也。
　　

　　 赵普以廷美谪居西洛非便，复教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迁远郡，以防他变。”诏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国封；命崇宜使阎彦进知房州，监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赐白金三百两。八年正月涪陵县公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卒。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忧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
　　

　　 以上所记各事，亦散见于《长编》各年月下，当系本于《三朝国史》者。为事实进一步明了起见，有些地方，我们还应稍加补充说明。兹分别述之。
　　

　　 第一，廷美阴谋是太宗亲信的诬构。廷美之罢开封府尹，为因有人告其“将有阴谋窃发”，此阴谋究为何事，除告密者外，固无人知之。雍熙元年正月，廷美既卒，其后始由太宗亲口道出。太宗之言为：“顷者方营西池，而桥梁未备。朕将欲泛舟于池中，廷美与左右谋，欲以此时窃发；谋若不果，即廷美诈称疾于邸，候车驾临幸，即为他变，有以是谋来告者。当时若令有司穷究，则廷美罪不容诛，朕天伦之爱，不欲暴扬其丑。” [22] 《长编》载此事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条下。盖其时金明池水心殿成，太宗将往游也。此次告密人，汇合诸书所载，有柴禹锡、杨守一、王仁睿、赵镕、相里勤等，多是太宗晋邸旧人，为其亲信者，是必平时窥见太宗嫉忌廷美之隐，虚构罪情，以投合其意，而达贪荣冒赏的企图。所以这事的可信程度是非常薄弱的。
　　

　　 第二，赵普借陷害廷美，以达到排除政敌卢多逊的目的。由于他的元老重臣身份，非常适合太宗的需要，所以一拍即合，便实现了他打倒政敌，恢复权势的图谋。他攻讦卢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将不利于太宗，这样便轻易地拔去了眼中钉；同时为太宗圆谎作证，并表示效忠，借此又洗刷了他以往和太宗矛盾猜忌的嫌怨 [23] 。这样一来，自然会深得太宗的青睐，连一般保皇亲信也易和他合作通气了。在此种情形下，他的打算自然便容易成功。赵普既中伤廷美，意犹未足；又使李符再度告讦，于是廷美竟有放谪房州之命。未几，赵普又恐李符泄言，贬之于外，以期消灭其迹 [24] 。李符鹰犬之材，人品卑劣，死固不足恤；然赵普既害廷美以排多逊，又驱符为不义而旋则图之，其用心之凶恶，手段之毒辣，未免太过了。后来赵普病笃将死之际，神明内疚，痛苦万状，有委吏恳祷之举，《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云：
　　

　　 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潜还，普力疾冠带，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玉壶清话》卷六记此事较《普传》为详，并指明所谓冤累，即系关于廷美之事：
　　

　　 （普）年七十一，病久无生意，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者，诣上清太平宫醮星露恳，以谢往咎，上清道录姜道元为公叩幽都乞神语，神曰：“赵某开国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元又乞叩所冤者，神以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牌底见“大”字尔 [25] 。潜归，公力疾冠带出寝，涕泣，受神语，闻底牌“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当时事曲不在我，渠自与卢多逊遣堂吏与赵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岂当咎乎？但愿早逝，而辩于幽狱，曲直自正。”是夕普卒。
　　

　　 神人传语之事，虽然未必可信；然此传说，实盛行于当代，则不容有疑。 [26] 故《宋史》著之，亦未削没。《乐善录》载此事，与《清话》相同。并于末云：“呜呼，闻‘大’字，即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过？”赵普之陷害廷美，证据确凿，不待多言了。
　　

　　 第三，廷美的生母问题。在廷美死之前，大家认廷美为太祖、太宗的同母弟，本是毫无疑问的。及廷美一死，太宗对宰相说，廷美只是他同父不同母的兄弟，他的生母就是太宗的乳母耿氏，而非一般人所知道的杜太后，太宗的谈话载于《太宗皇帝实录》卷二八：
　　

　　 （廷美）卒，上闻之呜咽流涕，悲不自胜。谓宰相曰：“廷美自少刚愎，及长而凶恶如此。朕以同气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俾居房陵，冀思其过，心中悯之，未尝暂忘，方欲推恩与之复旧，遽兹殒逝，痛伤奈何。”后因从容言及：“廷美朕乳母陈国夫人耿氏所生，耿氏后出嫁赵氏，生供奉官赵延俊，即廷美之同母弟也。朕待延俊固无猜忌，常令属侍左右，而延俊以同母之故，颇泄禁中事于廷美。（此下言廷美欲乘其泛舟西池窃发事，已见前文，兹略）及与多逊联谋，即命居守西洛，而廷美犹不悔过，益怨望，言不逊，始命迁房陵以全宥之。朕于廷美固无所负。”李昉对曰：“涪陵悖逆，天下共闻，而宫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由李昉的对话我们知道，太宗所述的事实甚至当时的大臣皆属茫然。然则廷美的生母果非杜太后吗？似乎不应轻信，而应加以追究。关于这个问题，王禹偁的《建隆遗事》早提出过辩护的意见。他说：“廷美与太祖太宗皆杜太后所生，今本传以廷美为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 [27] 但是，李焘《长编》卷二的《考异》对于此事却为太宗辩护，以为廷美出自耿氏，其说法非常可信。李焘谓：
　　

　　 谨按廷美与赵延俊同母，母姓耿氏，实太宗亲语宰相，《国史》著之，其述甚明。不知《遗事》果何所据？乃云尔。就使廷美真杜太后所生，有罪黜废，于亲亲之道奚损？而太宗特设此虚伪自欺耶？其不然决矣。或者杜太后爱廷美，与亲生不异，故世俗因有是说。且太后享年六十，崩时廷美才十四岁，逆数之则生廷美时，太后已四十七也。然宫掖事秘，要不可用无验语改《国史》明迹，况所谓《建隆遗事》者，亦不必皆出于禹偁所记也。
　　

　　 李焘尊信官书，而排野史杂记之说，这本是正统派史学家可取的审慎之态度；不过，在某种环境和情形之下，史官有不能直笔的苦衷时，官书也未必完全可信。经我们在上面的考察，太宗得国一事，负有极深的阴谋嫌疑。《国史》根据一个“嫌疑犯”的意思而述写成的，有甚么理由使我们一定相信它的真实呢？况就《国史》关于“八年正月涪陵县公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卒”的记述，这是采取了太宗已经定调的说法，而《宋史》卷二四二《昭宪杜太后传》则明确记载：“杜太后……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燕国陈国两长公主。”这种并存的矛盾，岂非原来的史料幸而逃出史官的饰改，而得保存其真面目吗？《宋史》卷帙浩繁，而又成书仓促，其保存宋代《国史》原迹之处甚多，大体未经严格的笔削，虽不免丛脞之弊，然而许多地方不失原来的面影，使人犹有重审事实真相的可能，不能不说是它的长处。《宋史·廷美传》与《杜太后传》的矛盾，元代已如此，想必承之于《国史》，《国史》何以有此矛盾呢？那我们不能不信为《廷美传》是太宗所设的欺人之谈了 [28] 。至于李焘关于杜太后所生廷美时的年龄的推算亦有错误：廷美享年三十八，卒于雍熙元年（984年）正月，由此推算，生于后汉高祖所称的天福元年（947年）；杜太后享年60，卒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六月二日 [29] ，由此推算是46岁而非47岁；并且中国的这种纪年法，是计虚数，不是实际年龄，若从实际算，杜太后生廷美的时候仅45岁！45岁，甚至47岁，生育小孩并非不可能，故李焘提出的此理由，实在没有多少价值。
　　

　　 《宋史·廷美传》与《长编》载，陈国夫人耿氏卒于太平兴国八年（982年）正月，其生年及岁数皆无从知道。不过我们由她是太宗乳母的这点事实，还可大约推定她的年龄，而怀疑太宗说她是廷美生母之不足信。廷美生于晋天福四年（939年）十月十七日 [30] ，我们如果取一个比较适宜的年龄，定耿氏哺乳太宗是在20岁时。那末，天福元年，如果她生廷美，便应该是28岁了。太祖的父亲弘殷，卒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七月二十六日 [31] ，耿氏至此年，已经该是38岁。在廷美出生以前，即从哺乳太宗之年起，弘殷以妾媵蓄耿氏，已经9年未令出嫁；如既生廷美，则此后10年中，护育有责，自然更无令其出嫁的理由。弘殷死后不到4年，太祖即位为帝，由太祖平日友爱廷美的情形视之，他还能把一个14岁之弟的生母再嫁吗？况且耿氏至此亦该是40岁以外（依前估计应该为42岁）的人了！此外，显露作伪痕迹的还有，太宗对宰相申明此事，不早发之廷美得罪之时，偏偏在耿氏、赵延祚 [32] 及廷美皆已死后，岂俗语所谓“死无对证”，不虞别人揭穿他的虚假吗？元人陈世隆的《北轩笔记》力辩此事，足见太宗的作伪，终亦不能瞒过后人的锐眼。世隆说：
　　

　　 子阅宋《昭宪太后本传》，生邕王光济早死，次太祖、太宗、秦王光美、夔王光赞幼亡，又（生）燕国陈国二长公主。则廷美为昭宪出无疑。比廷美被谗，太宗谓宰相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而《廷美传》言：“涪陵县公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卒。”此又若廷美真非昭宪出者何也？盖廷美之出于昭宪，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祸则昭宪贻之。金匮之诏曰“汝百岁之后当传位于汝弟。”嗟呼，太宗不能一日忘情于太祖，能一日忘情于廷美乎？反复廷美始终未尝有一显罪确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骄恣，将有阴谋，阴谋何谋也？王遹辈以告骤擢美官矣，王荣辈以交通安置矣。比赵普以私怨恨卢多逊，不借廷美则不中太宗之妒，不借廷美以中太宗之妒，则中多逊不毒。赵白、樊德明之报，多逊弓箭之遗，淮海犀玉之索，潘潾银碗锦采羊酒之私，皆一时廷臣罗织成之。廷美何罪？《传》又云：“遣赵怀禄私其同母弟赵怀廷。”夫廷俊（俊当作美）果耿氏出，天下莫不闻，何必太宗哓哓然鸣之于大臣，大臣哓哓然鸣之于群臣，又孰敢谓廷美昭宪出也？况彼时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且太祖下滁，宣祖尚无恙，未几而帝，以太祖之仁孝，忍使其父有壮子之媵妾改适他人者？夫既已适人矣，已为失节之妇，陈国夫人之号又孰崇之？盖太宗为一时涂面之言，以遮饰谋杀廷美之故，当时讳之，史臣难之，故其纪错乱而矛盾，使后世疑之，必辨之，则太宗之残忍，赵普之险恶，廷美之冤愤，昭然如日月之行天，万世不能掩也。
　　

　　 这一段明切而有理据的辩论，很可以扫除太宗的虚词，惟世隆上述之言也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太宗说耿氏是廷美的生母，在廷美死亡之后，那时作宰相的是宋琪、李昉，已非赵普了 [33] 。至于所谓“金匮之诏”，我认为是赵普所玩的玄虚，不一定是事实。世隆尚沿旧说，信以为真，这也是我所不同意的。
　　

　　 五、论所谓“金匮之诏”的可疑
　　

　　 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杜太后于其临终之顷，命赵普写下遗嘱，藏之宫中，这就是所谓“金匮之诏”的故事。这件事情，载于正史，见于传说，莫不以为的的可凭；但我将此事彻底地考究一番之后，觉得它实在有使人难于置信的地方。“金匮之诏”事之见于记载，以李焘所称的《新录》及《正史》 [34] 二书为最早，属于官方的材料，惟其书今已不存；其次则有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可以说是当时社会最有力量的一种传说；再到李焘的《长编》，则利用以上材料及《太宗实录》，大加删修，消除了史实本身的矛盾，虽整齐归一，最为圆备，然而却大大改变了原始史料的面容。至于成书略早于《长编》的《东都事略》及元代修成的《宋史》，他们记载此事似皆以《三朝国史》为最基本的蓝本，惟其间亦有添改的痕迹，已不全是《国史》的原态。现取《涑水记闻》与《长编》两书所载之文，比照其异同之点如下：
　　 

　　

　　 李焘《长编》记述此事后，下附《考异》，对其拣择材料，有所说明，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旧录》根本未载此事；《正史》及《新录》载有此事，但称太宗亦同受顾命。他认为“太宗入受顾命”与后来赵普上章自诉之事，显有抵触，因此遂以“《正史》《新录》容有润色”为辞，而于太宗入受顾命一事，加以排斥。《涑水记闻》未言太宗入受顾命，他表示赞从；但《记闻》的传位二弟说，他又明白给予否定的意见。这样一来，自然解救了原始史实的矛盾，修饰得圆润无漏，然而史实的真相，是否如焘所想，倒大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李焘先确定了一个前提，以为赵普口中道出的“金匮之诏”一事，绝对真实可信；及见别方面所传与此不合，便随便断定为失实非正。李焘在此种任情去取的态度之下，拼凑成功了他的《长编》所载的情形。他在表面上固然齐一了分歧，把有疑化为无疑；但他用以齐一分歧的根据既然异常薄弱，则其自视以为无疑者，我们仍然觉得有疑尚在，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
　　

　　 李焘同前人之相信“金匮之诏”，其根据完全建立在赵普的自诉上。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没有赵普的自诉，宋代史上恐怕便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事。以此，所谓“金匮之诏”的有无，实系乎赵普自诉之言的真实与否。我就当时情形考之，对于赵普的自诉，还觉得有可疑的地方。
　　

　　 第一，杜太后临终之际，揆以情理，太宗在侧，至为可能，况《正史》《新录》又有明白记载，不应以“容有润色”四字，轻轻抹掉。太宗既尝在侧送终，那末，赵普所自诉的“金匮之诏”一事便难成立。杜太后死时，太祖即位仅年余，平民之本色尚在，兄弟相爱，母子情深。太宗身在开封府，居处辇毂，晤聚极易，当兹大事，岂有独召赵普，而遗其爱子之理？况《新录》《正史》，成于宋初，顾命大事，记述不容疏忽，故太宗当时在侧，似极可信。然而史官为了容纳赵普所供的事实，虚说与真实相杂，便不知不觉露出马脚。李焘《考异》说：“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书乃释然；若同于床前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二事不可兼得，如果提不出《正史》《新录》记载虚伪的证据，则对于赵普所自诉的“金匮之诏”，我们也要审慎，不愿随便地轻信。
　　

　　 第二，赵普上章自诉，发生于太宗即位的第七年，正是太宗左右亲信图谋陷害秦王廷美的时候。赵普以一失势之人，参加此项阴谋，以报怨而希宠，其为人、其处境、其时机皆有造伪虚说的最大可能性。赵普为太祖从龙功臣，参预机密，贵宠莫二，及太祖在位晚年，由于专擅，及卢多逊之讦毁，太祖对其信赖顿衰。加以其时太宗亦颇与有隙，开宝六年八月甲辰，遂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 [35] 。太平兴国初入朝，改太子少保，迁太于太保，仍为卢多逊所毁，奉朝请累年，郁郁不得志。其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谭州，受诏归国完婚，未逾月，卢多逊即白遣归任，激起了赵普的极大愤怒。会柴禹锡等密告秦王廷美将有阴谋窃发，太宗召普询谈。赵普抓到了这个机会，于是乃有上章自诉曾受杜太后顾命之事发生，时为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此后普复得幸，再为宰相，随之卢多逊与廷美也获罪受谴了。兹据《长编》所载，赵普上章自诉前后的事迹，排列于下表。
　　 

　　

　　

　　 《宋史·廷美传》及《赵普传》与《长编》所载相同，缘以赵普上章自诉之时，为六年元月，证以相关各事，其说甚信。但《涑水记闻》及《玉壶清话》则与此颇有殊异，《记闻》无赵普上章自诉之事，以金匮之诏乃太宗自己偶然寻得。其言曰：“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为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日发金匮，得书大悟，遂遣使切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清话》虽载有赵普自明此事之言，但时间及情形，与《长编》《宋史》大不相同 [36] 。它与《记闻》犯了一个同样的大误：以为普黜河阳，是在太宗即位之初，殊不知此乃太祖开宝六年八月的事情。盖赵普上章自诉，本是在暧昧中的一种鬼祟的举动，世人不深悉内容，各以好奇的心情去传播所闻，自然不免有错误了。
　　

　　 如史所示，太宗即位后，赵普便已归朝，普于此时便可上章自白，何以还要等待六年的时间，借一件陷害的狱案才发生呢？虽说这时太宗对普不满，犹有成见，但惟其因太宗对他歧视，普正该申明此事以求谅解。普不如此，一定要在忍受不了卢多逊的排斥之后，一定要在参加谗害廷美而博得太宗的欢心之后，方才说出他有参预昭宪顾命的功劳，怎能不使人疑他是希宠迎合呢？太宗于嫌疑之中获得帝位，又用阴谋排出其弟，内心上惭愧不安，深恐为人訾议。在此时候，赵普为他的获位制造了一个合法的依据，他当然只有认假作真，乐意地接受。好在这种宫闱的机密事，外人无从知道底蕴，就来一次“通同作弊”，一般臣民还不是“信以为真”吗？
　　

　　 赵普为迎合太宗，作了许多鬼祟的事情。太宗一时要利用他，使之再相，好像给予他很大的尊礼。然而事过境迁，便逃不出“狡兔死，走狗烹”的原则，太宗又与他相疏远了。赵普于太平兴国八年罢相（时廷美禁锢房州，三个月后即死），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太宗虽在表面上仍示尊礼，以敷衍情面，实由嫉忌之念非常深刻。普似亦充分了解此中缘故，以后对太宗，惟有卑躬屈节，摇尾乞怜而已 [37] 。我们一般人都明白一件有关心理学的常识：两人共同秘密为坏事的时候，志同道合，相厚莫二，及坏事干过了，自此彼此的心中也便埋下了互相疑忌的种子。胡旦上《河平颂》敢于力诋赵普 [38] ，恐怕他便是看清了太宗对于赵普阳尊阴忌的心理罢。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解答一桩事情。《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六月条下，载太祖曾许太宗将来必是“太平天子”，也许有人持此为“金匮之诏”实有其事的理由：
　　

　　 （晋）王性仁孝，上雅钟爱，尹京十五年，庶务修举。上数幸其府，恩礼甚厚。尝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王觉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苏息，上乃还。疾良愈，复往视之，赐以龙凤毡褥。又尝宴宫中，王醉不能乘马，上起送至殿阶，亲掖之。王帐下士蒙城高琼左手执镫以出，上顾见因赐琼等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令尽心。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此事出于何书，李焘未言，或系采之《太宗实录》者 [39] 。太祖宽怀大度，友爱兄弟，其厚遇太宗，当为事实。惟所载太祖谓近臣之言，未必可信；东方历史，为帝王者，多记所谓“生时有异”的事情，以示受命之征，这本是神权时代的一种欺骗玩意。太宗此时并未作帝，太祖也要预为编造一个诳言，实在不近情理。这明明是太宗即位以后始有的传说，不是太祖口中所宜说出的话。我们即退一步承认太祖说过此语，也只能证明太祖尝有传位太宗的意向而已。况据蔡悖《夔州直笔》，太祖尝令晋王对御上马，始示继及之意 [40] 。其说若确，就是太祖有传位太宗的意向，也不能就证明确有“金匮之诏”的事实。
　　

　　 我在上面指出所谓“金匮之诏”的疑点，怀疑是赵普所玩的玄虚。但是赵普玩了这个玄虚，何以大家都相信而无异词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太祖平日似有传弟的意向，而这种意向足以掩护所谓“金匮之诏”的虚伪。太祖传弟的意向，是不是受杜太后的怂恿，这很难言；不过我们知道太祖表示这种意向的时候，实在是很暧昧的，仅仅如像寄光义以重任，德昭出阁不封王而授贵州防御使，惟其意向不很明切，因之促使光义迫不及待地产生了夺位的野心。太宗及位，为掩饰其不光明的行为计，想把太祖传位的意向更加明确化，使人相信他的获位是理直事顺的。故令廷美尹开封府，德昭称皇子，摆出他将以太祖待他之道以待廷美的姿态。这样一来，不特可以掩饰天下的耳目，还有安抚太祖、廷美两系及满朝文武的作用。不过事过境迁，太宗的地位已经巩固，不虞为人所摇的时候，自私心使他渐次采取剪除其弟侄的策略。因为在初，他摆出暗示传于廷美及德昭的姿态，本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后来又极力想使这个暗示不成为事实，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于是德昭被逼死了，德芳也夭折了，剩下的廷美，益发成为他心中非得剪除不可的目标。他的左右看出了他这点私心，便开始制造诬陷廷美的阴谋；失势的赵普同样也察觉了他的心病，便借参加阴谋以偿所欲。所以“金匮之诏”的故事，便是在此种情形下产生出来的。故它的真实性很成问题，轻信是会上当的。
　　

　　 六、太祖后裔的复位运动
　　

　　 元人俞德邻的《佩韦斋辑闻》卷三有云：
　　

　　 永昌卜陵，命司天监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领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颠周览形势，谓之曰：“太祖之后，当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因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事泄，吕正惠公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位，继恩等寻被诛窜。然昌裔之孙蓬，闻其祖之语，犹与方技李士宁、医官刘育，蛊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以致败死。靖康末赵子崧，太祖六世孙也，剽窃此说，适二帝北狩，遂与门人傅亮，歃血而盟，以幸非常。传檄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继闻高宗登极，惶惧归命。后为人以檄文讦之，亦窜岭南。至绍兴元年十一月驻跸于越，上虞县丞娄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太祖舍子而立帝，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天下之大虑也。仁宗感悟其说，制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者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者谓之同姓，至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进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为天鉴，艺祖在上，莫有顾歆，欲望陛下于予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侍皇嗣之生；广选先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卫，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高宗览之大悟，遂诏太宗正安定郡王令畴访求宗室伯字号七岁以下者十八人入宫备选。于是阜陵实在选中，自后光、宁、理、度皆太祖之后，昌裔之说始验。然一语不谨，既误继恩，又误昌龄辈，又误其孙逢，又误子崧诸人，贻祸百五十余年；虽轻浅之人，季生侥幸，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鸟之术，圣贤不道也。
　　

　　 读此，知北宋时代曾发生三次太祖子孙的复位运动。而复位运动之起乃关系苗昌裔的一句带有煽动性的预言。为甚么一句随便谈出的话竟有这般的力量呢？我以为太宗得国不正，有以使太祖的后人怨愤不平，事非偶然，是可想而知的。
　　

　　 俞德邻在上文所述世居与子崧的事件，见于宋史诸书，确有本据。惟称王继恩图谋拥立赵惟吉，则显与现传宋代各种史料皆有未合；极致人怀疑。《宋史》卷四六六《宦者王继恩传》云：
　　

　　 太祖崩，副杜彦圭案行陵地，寻充永昌陵使。……太宗崩，命与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领桂州观察使。继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顾，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继恩中夜驰诣府邸，请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有潘阆者能诗咏，卖药京师，继恩荐之，召见赐进士第，寻察其狂妄，追还诏书。及真宗初，继恩益豪横，颇欺罔漏泄机事，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缄题往来，多请托，至有连宫禁者。素与胡旦善，时将加恩，密诿其为褒辞。又士人诗颂盈门。上恶其朋结，黜为右监门将军，均州安置，籍没资产，多得蜀土僭拟之物。昌龄责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旦削籍长流浔州。诏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识及通书尺者，一切不问。咸平二年，卒于贬所。
　　

　　 《宋史·继恩传》言继恩之贬由于真宗“恶其朋结”；《东都事略》卷一二○《继恩传》则谓：“太宗崩，继恩与昌龄且有异议，皆抵罪。”又《事略》卷三八《胡旦传》云：“旦与中宫王继恩善，事连宫禁。”对于此事，隐微其意；而于《吕端传》中才明白道出此事的真相，谓王继恩等有拥立故楚王元佐的意图。《事略》卷三一《吕端传》：
　　

　　 初太宗疾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继恩召吕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耶？”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寻罢昌龄，贬忠武军司马，继恩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浔州。
　　

　　 《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及《涑水记闻》卷六，记载此事，亦全相同。元佐是太宗的长子，俞德邻何以认为是拥立太祖之孙的赵惟吉呢？由《宋史》《东都事略》及《涑水记闻》诸书所载，则德邻之言，显属错误；但德邻在《辑闻》中所述之事，又似非漫然称说者，例如王继恩之充使永昌陵，司天监苗昌裔之所言，皆有本据。而这样显著的事态中的主要人物，德邻反把他弄错了，实在是颇使人疑惑莫解的。我想，如果不是德邻另有依据，其最大可能的致误处必然是把太祖之孙的惟吉与以惟吉为字的元佐混为一人，我们由史上观察此名字相同的叔侄两人的身世，觉得他们与太宗之得国也有间接的关系。
　　

　　 燕王德昭共有五子，惟吉是他的第二子。太祖把他自幼养之于宫中，最为钟爱。《宋史》卷二四四《德昭传》云：“惟吉生甫弥月，太祖命辇至内廷。择二女媪养之，或中夜号啼，必是自起抱抚。三岁作弱弓轻矢，植金钱为的，俾之戏射，十发八中，帝甚奇之。五岁日读书诵诗。帝尝射飞鸢，一发而中，惟吉从旁雀跃喜甚，帝亦喜；铸黄金为奇兽瑞禽赐之，常乘小乘舆及小鞍马，命黄门拥抱，出入常从。太祖崩，惟吉才六岁，昼夜哀号。孝章皇后谕慰再三，始进 粥。太宗即位，儿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兴国八年始出居东宫。”《长编》卷二四亦载，太祖酷爱惟吉，视如己子，故与诸叔联名，名曰德雍 [41] ；太平兴国八年出阁，乃改今名。我们看见太祖钟爱惟吉的那种程度，很易联想起周太王欲传位于其孙昌的故事。后来惟吉在太宗及真宗朝所受的优礼，其他王子皆不得偕 [42] 。他这种不寻常的身份，难道是因为太祖晚年有过效法周太王的意思吗？惜事关禁秘，我们已无法探考了。
　　

　　 元佐是太宗的长子，相貌很类其父，故太宗特别爱他，后因申救廷美，遂失太宗之爱；综其行观之，元佐实为一仁惠正直之人。《东都事略》卷一五本传云：“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元德皇后李氏。太平兴国五年出居内东门别第，明年拜同平章事，封卫王；又明年，进封楚王，更今名。初秦王廷美获罪，元佐独申救之，由是失爱，及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雍熙二年，元佐疾小愈，重阳召诸王宴；而元佐以疾新起不与。元佐曰：‘诸王与宴，而我不与，是弃我也。’遂发愤中夜闭媵妾纵火焚宫。太宗怒，废为庶人，置于南宫。真宗即位，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长编》记他改德崇为元佐之名的时候，在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与德雍改名惟吉同时。但元佐究于何时以惟吉为字，则不知悉。两个近属的叔侄，一定要混同彼此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意义，我们也无从悬惴了。俞德邻以王继恩所欲拥立者为太祖之孙，其致误或即由此。
　　

　　 赵世居之狱，《东都事略》及《宋史》皆明著其事，《事略》卷八六《徐禧传》云：
　　

　　 沂州劾李逢谋反，连宗室世居。诏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与禧即御史台杂治。有李士宁者，挟术出入贵人间，常见世居母康。以仁宗御制诗赠之，又许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世居与其党皆神之。曰：“士宁二三百岁人也。”解释其诗以为至贵之祥。及鞠世居搜得之，逮捕士宁。而宰相王安石故与士宁善。百禄劾士宁以妖妄荧惑世居致不轨。禧奏：“士宁遗康诗，实仁宗御制，今狱官以为反因，臣不敢同。”百禄言士宁有可死之状，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知杂枢密承旨参治，而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禧进集贤校理检正中书礼房公事。
　　

　　 上文涉及之李士宁，为一道士，聪明多智，行为诡奇，令人莫测，故宋代野史笔记多谈及之。士宁西蜀蓬州人，得导气养生之术，又善言人休咎，不深于书，而能为诗，颇富才思。 [43] 安石与之有旧，颇信重之。 [44] 《涑水记闻》卷一六云：“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弟子游。及介甫将出金陵乃归。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士宁先亦私人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弟子当思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微有传后之意，士宁窃其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遗甚厚云。”《徐禧传》中所言宝刀事，据王铚《默记》卷下：宝刀本沈文通物，以金涂双龙缠之，制作精巧，光芒射人。许安世见而爱之，文通因以为赠。安世素信重士宁，一日以刀示之，士宁见后，惊叹不绝，安世乃又举以与之。世居事发，此刀在焉。这个案子的结果：世居赐死，李逢刘育弃世，士宁决杖流永州，其余连坐者颇众。 [45] 在过去君主专制时代，对于一种酝酿中的政变内幕，往往讳莫如深，如果不是《涑水记闻》留下了一点痕迹，我们对于这件具有复位意味的运动，也许就马虎地看过了。
　　

　　 赵子崧，《宋史》卷二四七有传，由其传所述关于他的行事，似为一识虑明敏之士。《子崧传》载他因檄文事坐贬云：“子崧子伯山，燕懿五世孙。……初昌陵复士，司天监苗昌裔谓人曰：‘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子崧习闻其说。靖康末起兵，檄文颇涉不逊，子崧与御营统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诏御史往案其狱，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弃城，降单州团练副使，谪居南雍州。绍兴二年，赦复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于贬所。”传中仅著“檄文不逊”一语，其事的意义，闻者无从知道；若将《佩韦斋辑闻》所录之语一观：“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那末，太祖后人念念不忘复位的心情，便也昭然若揭了。
　　

　　 综览前述，不管俞德邻所记王继恩拥立惟吉一事是否错误；然在北宋，太祖后人曾有过复位的企图，那是无疑的。太宗系的君主，对于这种企图，防制极严，也是不待言的；但在深重的国难之后，高宗渐渐感悟了，也终竟以大位交还太祖的后人。这种事件在过去的历史上，实在是不寻常的。
　　

　　 俞德邻谓访求宗子，鞠养宫中，是由于上虞县丞娄寅亮上疏的感动。关于寅亮上疏的时间，《宋史》卷三九九《寅亮传》与《佩韦斋辑闻》略有不同。《寅亮传》记寅亮上疏言选育宗子事凡两次：一在建炎四年高宗至越之时，高宗读其书后，甚为感动；寅亮因枢密富直柔荐，绍兴元年召赴行在，既入见，乃有第二疏之上，寅亮因得擢升任监察御史。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的《壬午内禅志》一篇，述孝宗出身沿革，最为详备。他以娄寅亮第一次上疏为绍兴元年六月事，而娄寅亮除监察御史，则在其年十一月。检《宋史》卷二六《高宗纪三》与《朝野杂记》实相一致；则知《佩韦斋辑闻》与《宋史·娄寅亮传》记述此事，皆不免有误。
　　

　　 在娄寅亮上疏之前，仙井监乡贡进士李时雨已作过同样的请求，时为建炎三年七月庚寅，即高宗的太子亡后的第三日，高宗未纳其说，时雨反因此受谴。过了两年，娄寅亮上疏，高宗至此才公开予以嘉纳。高宗的态度何以又变了呢？最大的原因，实在是当时社会心理与舆论的作用。徽宗时，因宗室众多，将太祖及秦王廷美两系子孙迁出京师 [46] 。后来遭遇靖康之祸，在京的太宗系的宗人，被金人杀掠无遗。此事由好讲因果报应的中国人看来，觉得正是天意的警告！南渡以来，一般野史笔记关于这类因果报应的传述，颇为不少：或以为徽宗是江南李后主的转世 [47] ；或以为高宗是吴越王钱俶派来索取故土的儿子 [48] ；又或以为杀戮太宗子孙几尽的金将干离不，他的相貌就绝类太祖 [49] 。这些传述，在科学昌明的今日，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其说；不过在数百年前迷信之风甚盛的时代，这些传述在社会中能够获取朝野大众的信仰，我们也似用不着否认。所以南渡之初，内自宫廷，外达朝野，对于选育太祖子孙一举都以为合天理顺人心，应该如此。《壬午内禅志》云：“孝宗皇帝以圣德受天命，实由高宗皇帝睿志素定；然始则昭慈圣献皇后感动上意，终则宪圣慈烈皇后密赞大策；至于将相士大夫输忠叶谋共成圣志者，亦多助。而范宗尹、赵鼎、陈康伯三丞相建明将顺，皆赖其力。”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孝宗始正皇太子之号；六月丙子，高宗行内禅，孝宗即皇帝位，于是太宗系主持了186年（976—1162年）的天下，又依然转入太祖系的手里了。
　　

　　 据《宋史·孝宗纪》，孝宗是太祖七世孙。其世系为：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国公惟宪，惟宪生新兴侯从郁，从郁生华阴侯世将，世将生庆国公令浍，令浍生子偁，子偁就是孝宗的父亲。孝宗在位27年，传位于其子光宗，光宗在位5年；又传于其子宁宗，宁宗在位30年。宁宗无子，择太祖后二人，养之宫中，一曰贵和.一曰贵诚，寻立贵和为皇子。宁宗崩，宰相史弥远矫诏立贵诚为帝，是为理宗。理宗是太祖十世孙，燕王德昭的后人。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卢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国公世括，世括生房国公令稼，令稼生子爽，子爽生伯旰，伯旰生师意，师意生希泸，希泸就是理宗的父亲。至此太祖系德芳支，又把帝位过渡到德昭一支了。
　　

　　 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