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接济过包括刘仁静、曹靖华等人在内的许多贫困学生，这几张就是他的借薪收据。第一张印有“北京大学用笺”抬头的信纸，“今借用大洋叁佰元”，中间两张是专用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金额分别是63元和175元。最后一张的数额较大，是1924年6月5日，于树德代收的400元的借款单据，几乎等于李大钊一个半月工资。当时，正受到京师警察厅通缉的李大钊，接到党中央派他率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临行前，他委托于树德到北大借款400元，作为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李大钊的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秘密召集会议，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元为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很多时候，明明工资已经捉襟见肘，李大钊还继续写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扣除。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
为了革命同志，李大钊不仅仅借款，连心爱之物也捐出来。1924年在莫斯科期间，时近寒冬，他见罗章龙衣着单薄，随即取出自己所带毛毯相赠。罗章龙一再推辞，但李大钊再三坚持。事后，罗章龙才知道这条毛毯跟随李大钊多年，上面有赵纫兰一针一线缝上的蔷薇刺绣和文字。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丰厚，而且北京的生活成本较低。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有100元，便是很好的生活。本来，李大钊可以安安稳稳地拿着高工资在北大教书，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为了寻求真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用自己的苦难和动荡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安稳。
李大钊英勇就义以后，中外记者到他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3号家中采访时，震惊不已。《晨报》《京报》等纷纷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就连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也撰文曰：“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的生前好友，纷纷为赵纫兰及孩子们捐款。这其中还包括北大同事沈尹默代领的两张“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时间是1927年5月30日和6月8日，金额分别是224、264元。李大钊一生中的借款，从来都是慷慨地用于党的事业和其他同志，这一次终于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