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反标案 (中)
三、可疑的驼背男子
次日，专案组兵分数路开始查摸线索。至当天下午两点，一共查摸到三条线索——
第一条是永安公司的营业员提供的。昨天发现反标后，这家私营公司的高层很是重视，要求下面员工积极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各个楼层下班后都开了会。跟发现反标的袜子柜台相邻的针线柜台、手套柜台、手帕柜台的营业员回家后都静下心来尽力回忆各自昨天是否看到过异常、可疑情况。手帕柜台营业员李春香忽然想起昨天发现反标前几分钟时，曾有一个似曾脸熟的驼背男子在那几个柜台前转悠过，当时她就觉得此人形迹异常，怀疑会不会是扒手。原本想注意此人的，但因为这时有人来买手帕，就把目光收了回来，根据顾客的要求拿出一些手帕供其挑选。这位顾客还没挑选定当时，袜子柜台已经发现了反标，她留意先前那男子时，已经不见影踪了。
李春香今天原本休息，但为此特地去了趟公司。她跟手套柜台的营业员小方说起此节时，小方被提醒了，说她也见过那个可疑男子。小方甚至记得比李春香还清楚，说那男子经常来永安公司转悠的，从来没有看到他买过东西，夏天时甚至穿着汗背心、木拖板就进来了，也不知干什么。
第二条也是永安公司的。该公司清洁工朱阿姨在案发那天袜子柜台发现反标之前大约五分钟，去该楼层的女厕所清洗拖把时，看见有一打扮时髦的三十岁出头的女子，挎着一个高级坤包进了厕所，原以为是来如厕的，但该女子却未进一个个分隔开的抽水马桶间，而是来到朱阿姨洗拖把的水池前，要朱阿姨让开。那个年代，真正是“顾客就是上帝”的年代，朱阿姨马上退到旁边。原以为对方要洗手，但看看她的双手很清爽，并未沾染到什么脏东西，正不解时，见该女子从坤包里取出一块干燥的小毛巾，放到水龙头下冲湿了，却又不绞干，就湿漉漉地拎在手里出去了。
如此，就苦了朱阿姨：店里的规矩是所有地面，不管店堂内还是楼梯、过道包括厕所里面，都必须时时保持无脏迹无水渍，她刚刚打扫好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工作范围，现在被这个时髦女弄湿了地面，只好赶紧补救。于是，朱阿姨就拿了一个干拖把，循着地面的水迹一路抹过去。水迹出了女厕所，穿过过道，进入店堂，最后消失在离袜子柜台不过几米的手帕柜台旁边。朱阿姨抹掉水迹后就返回女厕所去洗拖把了。拖把还没洗好，就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袜子柜台那里发现反标了！
朱阿姨想不出那个时髦女子跟反标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专案组侦查员来店里召集昨天在场的员工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时说凡是看到、听到任何反常的情况，都有必要反映。于是，朱阿姨就觉得那个女子此举使她无法想通——这大概就是反常情况了，于是就向侦查员反映了。
第三条线索来自老城隍庙。侦查员在反标现场一个摆米花糖摊的浦东老头那里了解到，在发现反标前几分钟，他曾看到一个穿米黄色衬衫、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手里拿着一瓶汽水，一边喝着一边从豫园大门里出来。走到门口的石狮子前，那人驻步了，像是在等人。接着，老头就看见了一个使人不解的镜头，那人把汽水往右侧的石狮子头部泼了些许；接着，又走到左侧的那个石狮子前，同样往头部泼了一些。然后，又边喝汽水边缓步离开了。同时目睹这一幕的，还有老头旁边那个卖茶叶蛋的苏北老太。
专案组当即对这三条线索进行了分析，第二、第三条线索的反映者朱阿姨、浦东老头、苏北老太见之不解的现象，对于众侦查员来说，由于之前已有技术鉴定，所以对此很好理解：时髦女和眼镜男的举动很有可能是张贴反标的一个步骤，因为反标纸张是一种无须使用粘胶剂而只要有少许液体就可牢牢粘于任何物体表面的特殊纸制品，作案者为防止引人注目，所以把作案过程分解成两个步骤实施，先由一人用液体湿润张贴反标的位置，再由另一人把反标往该位置一按即可。从这点来说，时髦女、眼镜男的举动完全符合张贴反标的操作特征。
至于第一条线索，从那个驼背男子的鬼鬼祟祟举止和出现在现场的时间来推断，侦查员认为此人很有可能是配合时髦女作案的案犯。
来自老闸分局的彭蒙等三名专案组侦查员受命查摸驼背男子，针对永安公司营业员李春香、小方所反映的此人时常去永安公司转悠，而且夏天时就穿着汗背心、木拖板的特征，侦查员估计驼背男子应该是就住在永安公司附近的。那就好，先就地查摸一番。
彭蒙三人决定分头向活跃在永安公司附近的那些摊贩了解驼背男子。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每人定了一个范围，约定一小时后回到永安公司正门口碰头。事实上，根本不需要一个小时，三个侦查员只问了几个摊贩，就大致上摸清了驼背男子的情况：这人姓辛，这一带都称他“老辛”，据说是做小百货掮客生意的，解放前参加过青帮，后来因为违反帮规而受到责罚后被赶出帮会，他那驼背听说就是因此而形成的。另外，有消息说老辛在日伪时期曾做过“76号”（即汪伪特工总部）的密探，抗战胜利后又替“军统”效过力。老辛家住河南中路明兴里，距永安公司很近。
彭蒙借用永安公司总经理室的电话把上述情况向专案组长程晓芝报告了，请示下一步如何进行。程晓芝指示说：把辛某传到派出所讯问，由你们三人执行；我另外派人对其住所进行搜查。
彭蒙三人于是去了派出所，一了解，弄清楚明兴里确实住着这样一个驼背男子，姓辛名阿根，四十三岁，以掮客为业，历史上有问题，解放后主动向公安局登记，但因其没有正式参加过汪伪汉奸和国民党组织，不担任职务，没有领过薪水，所以不在登记范围之内，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作出什么处理了。侦查员请户籍警设法把辛阿根悄然传唤到派出所来，不能惊动包括其家属在内的任何人。
户籍警小施计谋就通过居委会把辛阿根悄然传唤过来了，这主儿见多识广，面对着冷不防出现在面前的三个侦查员犹自显得很平静，微微点头问道：“三位先生是哪里的？分局？市局？还是华东公安部的？”
彭蒙说我们是哪里来的你此刻就不要关心了，还是说说你最近在干些什么吧。辛阿根说我一个小老百姓还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做做掮客，给人介绍些小生意拿点佣金口罢了。
侦查员让他说得具体些，把这一周来自己的活动情况一五一十都说清楚。辛阿根似乎觉得不对头，收起了那套油腔滑调，点头哈腰作恭敬状：“是！是！遵命遵命！”
嘴上这样说，但行动却是搔头摸颈片刻后，皱着眉头道：“对不起！我想不起来啊！”
这就是忽悠人了，彭蒙三人于是就加深了对其的怀疑。彭蒙喝道：“一周做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那好，就说说一天前的吧，昨天下午你在干什么？说！”
辛阿根的眼睛里一瞬间明显地闪过了一丝惊慌，随即佯装镇定：“昨天下午？哦，这我倒是记得的，我在家睡觉啊！”
“在家睡觉？谁可以给你证明？”
“我老婆，你们去问她好了。”
就在这时，提审室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彭蒙一看，心里窃喜。出现的这位是专案组侦查员大老张，他是受命和另外两位侦查员前往辛阿根家执行搜查任务的。现在出现在门外，说明对辛家的搜查是有收获的。
大老张三人去辛阿根家搜查，确实查到了辛阿根的犯罪证据，可是辛阿根犯的罪跟反动标语案却没有关系。大老张他们在辛家搜查到的东西竟是四十九个空钱包！侦查员回过神来，如此看来，这家伙是个扒手啊！
当时，辛阿根的老婆不在家，家里只有两个刚成年的女儿。搜到钱包后，侦查员当然要问问她们是否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两人还没有回答时，辛阿根的老婆回来了，见状大惊，随后就耍泼，一边哭叫一边倒在地上打滚。大老张是资深侦查员，冷眼瞧着，马上看出了名堂，辛妻是朝床那边滚的，滚到床边时略略停留了一下。于是，大老张马上断定：这个女人有问题！
于是，侦查员就把原已检查过的床底下的杂物重新翻检。辛妻见了，竟不哭了，上前来伸手欲抱大老张的脚，被另外的侦查员扯住后，她发出了绝望的哭号声。大老张从已被先前的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杂物中找到了一本银行存折，内有人民币存款1897万元（按：此系旧版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1897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笔非常了得的金额了。
于是，大老张一行就押着辛妻去了派出所。当下，彭蒙听了这番介绍心里很是郁闷，又有点好笑，寻思干政治保卫的一不留神倒是替刑侦线抓获了一个老扒手。
把赃款存折给辛阿根过目，又让其跟老婆见了面后，这主儿就愿意老实交代了。
原来，辛阿根是个老扒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作案了。他从来没有作过什么大案名案，扒窃对象都是寻常百姓，又从来不收徒弟，因此在黑道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有一点却差不多可以创纪录了：三十年来作案无数，竟然从未失手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句话，在他身上出现了例外。所以，当年他曾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和“军统”看中，让他对指定的对象扒窃过情报。解放后，辛阿根曾想过金盆洗手，但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加上老婆时不时老是在耳边鼓动着让他“稍稍弄一点”，于是就又重操旧业。他扒窃所获的赃款，全部交给老婆，由老婆存进银行，部分则购买黄金首饰，藏于地下。
辛阿根并非道上人物，因此，他根本不按黑道规矩行事。黑道上讲究“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却是不管，通常作案就在南京路上，离他家距离最近的永安公司则是首选目标。昨天下午，辛阿根确实去了永安公司，在袜子柜台的那个楼层店堂里扒窃了一个钱包，内有人民币29万元和一些零钱。回家后，辛阿根照例把赃款交给了老婆。老婆今天下午就去银行存了，没想到回家正好撞上警察来搜查，尽管急中生智想把存折密藏起来也没用。
彭蒙立刻给程晓芝打电话汇报了上述情况。程晓芝也觉得吃了一个闷，他在电话那头稍一停顿，提出了一个假设：鉴于辛阿根历史上跟国民党“军统”特务有过勾结行为，因此还不能完全排除其跟反标案的关系。况且，扒手的动作具有那种常人不及的敏捷，简直跟魔术师有一比，被敌特分子看中了雇其张贴反标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对辛阿根昨天下午去永安公司是否真作了案要有一个确凿的认定。
于是，彭蒙三人就决定继续对辛阿根讯问，务必要弄清楚其昨天下午去永安公司是否真的在作扒窃案。这时已是晚上八点，侦查员也顾不得饥肠辘辘，再次对辛阿根进行讯问，也不多说，只要求他说清凭什么认定昨天下午确实是去了永安公司扒窃，而没有做其他什么坏事。
原以为辛阿根对此不一定能够说得清楚，因为以侦查员的估断，对方最多不过以其老婆今天去银行存款为理由。这当然不会有假，因为存折上是写明了存款日期的，银行也可以作证。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存进去的这笔款子就是昨天在永安公司扒窃所得的赃款，如果是准备好张贴反标的，那也可以事先准备好一笔款子，届时存进去，以此作为确实是在扒窃的理由。因此，彭蒙等人已经作好了跟对方磨蹭一番的打算。
哪知辛阿根竟然一说就清楚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昨天在永安公司确实摸皮夹子了，而没有做其他什么坏事，这个证据就是：我扒窃的那个皮夹子是有主儿的，那人姓邢，是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
哦！难道辛阿根认识失主？
否！但辛阿根确实说得没错，因为当时干扒手这一行的有个习惯，凡是扒到证件、月票的，那就得给人家寄回去，也省得失主又要申请又要拍照的几次三番折腾补领了。寄回去也不必付邮费，也不需要去邮局，只要看见街头那里有绿色邮箱的扔进去就是。而邮局方面对此也已经形成了惯例，凡是发现邮箱里有证件、月票之类的，就弄个信封装进去，外面写上证件标明的地址，封起来给人家邮去。
而辛阿根昨天下午在永安公司扒窃的那个钱包，里面就是装着证件的，辛阿根看了看，失主是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于是他就把证件投进了邮箱，估计这会儿已经邮到交通大学那边了。
侦查员于是就往交通大学打电话，让总机转到保卫处值班员那里，请对方了解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位姓甚叫甚的老师昨天下午在永安公司丢失过钱包。
二十分钟后，对方回电证实了此事。
于是，辛阿根的疑点就给排除了。
四、大光明电影院的轰动一幕
专案组在彻夜研究案情的时候，上海市区西南侧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处民房内，有人也还没就寝，正在床上反复辗转着考虑一项重大阴谋。这项考虑所产生的结果，导致次日下午专案组侦查员全体出动，前往当时上海滩的一处著名场所。
这处场所，是位于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
这天下午一点，大光明电影院放映苏联影片《我们的生活》。这部故事片是难能列入“优秀影片”行列的，但在解放伊始国内已经禁映西方国家的影片，而新中国又还不能拍摄自己的故事片的日子里，这种故事片的票房价值还是蛮高的。大光明电影院这天下午一点钟的场次早在十一点时，售票窗口就已经挂出了“客满”牌子。
电影散场时，是下午两点五十分。电影院的员工照例开始打扫。清洁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有人发现在12排20座的椅子背面贴着反动标语。几乎是同时，影院的男女厕所里都发现有反动标语。
打扫立刻停止，电影院当即向老闸公安分局报警。其时上海各个分局都已接到市局的通知，让如若接到此类报警的话立刻向市局报告，电话可直接打到专案组办公室。专案组接到报警电话，程晓芝下令：全体立刻出警！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抵达大光明电影院后，先将影院封锁，电影院工作人员全体就地待命。两名刑侦技术人员比专案组来得稍稍迟些，他们抵达后，立刻拍照取证，勘查现场，提取证据。
这回出现的反动标语一共是三处，每处各有两幅。文字不多，都是指名道姓攻击中共领袖的。反标的种类比较别致：是用剪下的铅印字体拼成语句后，以粘胶剂贴在被上海人称为“橡皮胶”的医用胶布上，然后把胶布贴在椅子背面和男女厕所的墙上。
刑技人员勘查现场后，带着提取的证据返回市局去进行技术鉴定了。这边专案组侦查员随即开始忙碌，十四名侦查员分头找大光明电影院的所有工作人员个别谈话，了解情况。然后会合起来向组长汇报，就地进行分析。大家稍稍议了议，就找到了寻找线索的原始点：张贴反标的案犯应该是13排20座的那个观众。
得出上述结论的理由是：张贴于男女厕所的反标肯定是在电影放映即将结束时，案犯偷偷溜过去作的案。大光明电影院的男女厕所呈左右并列方向，厕所外面是男女共用的盥洗室。电影放映快结束时，观众通常不会去上厕所的，因此，这当儿不管案犯是男是女，都能溜进男女厕所张贴反标，肯定不会被人发现。这两处的案犯应该说不容易调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每个观众都有作案的条件。而13排20座这个座位就不同了，必须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观众，才有条件轻而易举地把反标偷偷张贴在自己前面的椅背上。这家伙可真会抓机会，这么小的面积一贴就是两幅反标。
那好，就盯着持13排20座的那个观众查吧！
可是，大光明电影院开映前两小时电影票就已经售罄了。电影票又不是实名制出售的，要从一千多张电影票里找出那个坐在13排20座位置上的观众，其难度虽然不敢称是大海捞针，但也绝对不是一桩好干的活儿。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要指望运气了，运气好的，就有希望找到这位特殊观众；运气差的，那你就折腾吧，折腾到筋疲力尽还不一定有成效。
专案组在这个回合中的运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们从售票员那里获得信息：当天下午两点钟这场的13排1座至20座，也就是13排中间的那二十个座位，全部是由榆林区泰昌织布厂的团组织预订了的，上一天就来取了票。电影票有了主儿，那就好办了。
老金、大老张两人去了泰昌织布厂，那是一家私营工厂，但已经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工会，找到团支部书记小印一问，他说团支部确实组织了电影观摩活动，用团费购买了二十张电影票，作为对在最近开展的迎接开国大典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员和非团青年的奖励。电影票是团支部副书记小汪负责购买和发放的。
小汪向侦查员介绍了以下情况：她是三天前给大光明电影院打电话订的票，昨天去付款取票，拿回厂里后就分发给了受奖励者。说着，她拿出了二十个获得电影票者的名单。侦查员一看，名单上只有取票后在姓名后面打的勾，并无每个人的座位票号。一问，小汪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他们，反问道：要登记座位号干吗？
侦查员又不好说你们这一排位置的观众中有人涉嫌张贴反标了，只好含糊地说我们正在调查一件事，需要了解一些观众的座位情况。既然你的这个名单上没有座位票号，那么你看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二十名观众的座位号。小汪说这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看电影的人今天下午厂里是放了他们半天假的，看过电影后就直接回家了，你们急着要了解的话，我就去问清楚他们的地址后陪你们登门一个个询问。
这样做有点麻烦，但有这种机会已经算是不错了，于是就请小汪去打听那二十名观众的家庭住址。估计一家家跑下来会用去很多时间，老金就给程晓芝打了电话，汇报了情况。他还没开口说想增加人手，程晓芝已经想到了，说我这就派几位同志过来和你们一起查摸。
半小时后，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带着三名侦查员驱车过来了。小汪已经通过工友一一问清了二十名观众的住址，于是划分了区域，分成三拨人马，也不要小汪陪同了，直接前往各家查访。
寿汝君和老金一路，两人查访的第一位观众就是坐在具有作案条件的13排20座位置的那位，那是一个姓刘的女青年，二十一岁，在厂里的食堂工作。寿汝君左看右看，总觉得眼前这个脸带稚气的姑娘跟张贴反标这样的事儿似乎沾不上边，但还是把她带到了厂里了解情况。
小刘面对着侦查员的询问，很是镇静，她还保存着票根，表明自己确实是那个座位的观众。寿汝君让老金跟她有一句没一句的先聊着，自己去了厂长室借用电话拨打派出所了解小刘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派出所说这个姑娘出身于工人家庭，往上一辈是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滩的，解放前一直很苦，是标准的无产阶级。那个逃荒来的爷爷已经去世，现在家里是父母、弟妹。小刘是老大，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她本人从来没有犯过事，也没有任何跟违法事儿沾边的传闻。
寿汝君听着觉得这事儿有点玄了，这样一个姑娘，似乎不应该有张贴反标的犯罪动机。忽然想起不知是否在谈恋爱，如果有男友的话，或许跟男友有关系。于是就向小汪打听，小汪说这要问问食堂的人了。马上去了解，得知小刘从来没有谈过朋友，有人介绍过，但她没有意思，连面也没去见。
寿汝君让小汪去陪小刘说话，把老金叫了出来，两人一交换观点，都觉得这事不靠谱儿。正说着的时候，另一路侦查员回来了，他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似乎可以解答寿汝君、老金的困惑：小刘紧挨着的13排18座的那张电影票被转让了。
大光明电影院当时的座位排列，20座是靠过道的，这样，小刘那个位置就只有一个邻座：13排18座。这个位置的票子是发给细纱车间团员林秀凤的，小林已经结婚，儿子两岁。她拿到电影票后很高兴，那年头一个工人能够免费看一场电影是难得的好运了，况且这张电影票还代表着一份荣誉。但小林没有看成，因为她的儿子生病了，婆婆要她带着去医院。小林于是就去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把电影票转让掉了。
如此，侦查员就产生了一个推断：13排18座的那个观众也是有条件在12排20座的背面张贴反标的，当然，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在20座的观众小刘离开或者打瞌睡的当儿进行。
于是问小刘：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否瞌睡过？或者离开过座位？
这……没有啊，我一直在看电影呀！
干侦查工作的，脑子通常都特别管用，寿汝君马上产生了另一个推断：18座的那个观众可以在电影放映结束散场时，将已经捏在手里的反标贴于12排20座的背面！
因此，看来得寻找那个从小林手里得到电影票的观众。
据小林说，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穿着打扮和谈吐举止都是上海滩那种“老克腊”做派。
“老克腊”这个词汇是外来语，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克腊”是英语“colour”，意思是“色彩”，引申开去，可以说是“光鲜”、“体面”，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花头”。而前面冠着一个“老”字，意思是说这群人的年纪不轻了。另一种解释说“克腊”是英语“classic”，指的是层次高，品位高，“老”字当然还是指年纪一把。具体说来，“老克腊”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灰发或者白发，一头发丝抹过适量的生发油，梳理得纹丝不乱，可能还会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一眼望过去文质彬彬。男的穿笔挺的西裤，皮鞋擦得光可鉴人，冷天围羊毛的格子围巾，出门御寒是大方简洁的派克大衣，三五成友定期在咖啡馆里喝蒸馏咖啡玩两下桥牌。至于上了舞场，他们的风度是可以让年轻人自惭形秽得迈不开步子的。他们都有些许高尚的嗜好，收藏一两件玩意儿，唱得一口字正腔圆的英文老歌。至于他们对于明星的评价，用跨越时空的观点来说，那么张曼玉的风情不过是小儿科，阮玲玉那样的女性才算是正统的尤物。
小林转让电影票的那个小老头就是这样一位“老克腊”，专案组决定寻查他。
当然，这绝对不是一桩好干的活儿。当时上海全市有将近五百万人口，尽管“老克腊”占着极小的比例，但由于分布于各区各街道，如果要一一查找到进行核实的话，那就是走进死胡同去了。专案组当然不想进死胡同，而且也不想在这方面耗费过多的时间。因此，就想了一个办法：分头去各影剧院门口蹲守。
想出这个办法来的理由是：即使以侦查员的内行眼光来看“大光明反标案”，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案件比较难破，作案是在无人注意时进行的，动作极快，手法隐蔽，过后一走了之。但从犯罪心理学而言，正因为如此，案犯就会产生继续下手的念头，况且其张贴反标原本就是为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其影响当然越大越好。所以，专案组认为，案犯肯定还会下手，那就盯着全市那几家著名的影剧院就行了。
这个主意是对头的，次日晚上六时多，侦查员小赵在“天蟾舞台”门口发现一个小老头跟小林所说的“老克腊”酷似，连穿着衣服的颜色都一模一样。于是，小赵当即悄然尾随，跟在对方后面进了剧场，看清楚此人的座位后，返身出来给组长程晓芝打了电话。程晓芝当即给老闸分局打电话，请分局出动便衣前往“天蟾舞台”，听候侦查员小赵指令。
小赵向四名便衣警察下达的命令是：以抓扒手为名把那个“老克腊”请到场外，对其搜查，不管是否发现可疑物品，都须问清姓名住址职业等，并向其住处管段派出所予以核实。
这个“老克腊”就这样落网了。从他的身上搜出了跟昨天大光明电影院内发现的反标一模一样的还未来得及张贴出去的“橡皮胶反标”。
“老克腊”被押到市局，先让其按下指纹，供刑技鉴定；又指派数名侦查员前往其徐家汇住所搜查；然后，由专案组正副组长程晓芝、寿汝君出马主持讯问。
此人名叫沈榘耀，五十二岁，浙江奉化人氏，出身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祖上三代都当过知府、知县之类的文官，其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四书五经，留学英伦，中西文化贯通。1926年曾受聘于军阀孙传芳，在孙手下担任幕僚，被授少校军衔。次年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沈榘耀原本是属于敌方军官，属于被诛范围。但他那当过知县的清朝遗老老爸给出了个主意，去跟蒋总司令攀同乡。此招奏效，蒋介石不但没追究沈榘耀的“附逆”罪责，还把他带到南京，封其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科长。
沈榘耀其实不是做官的料，他出身富贵，属于纨绔子弟，嗜好吃喝玩乐，不耐烦负实责做具体事情，于是做了三四个月官就辞职回上海了。之后，他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开过公司，还在巡捕房做过译员，反正没有一桩职业干得长的。沈榘耀属于“三房合一子”，到他这一代，就他这么一个男丁独子，因此老爸那一代弟兄三人去世时都有遗嘱把大部分遗产留给他，他做工作不过是图个新鲜，并无靠此挣钱的念头。他有的是钱，上海、广州、南京都有其产业，又有蒋介石这样一个同乡，因此也没有哪方势力来动他的脑筋敲他的竹杠。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全部沦陷后，他的那些不动产才被日本军队没收。
不久，日本方面打听到沈榘耀跟蒋介石有着一份特殊关系，便发还没收的不动产，并派官员登门拜访。日本方面的意思是想请沈榘耀出山在上海特别市汉奸政府担任一个职务，但沈却担心“军统”杀手找其算账赏一颗子弹，便拒绝了。日本人的纠缠是出了名的，再三规劝，力促出山。而沈榘耀的韧性在朋友圈里也很有名，一番势均力敌的谈判后，以沈去汉奸报纸当了一名记者了结了此事。
抗战胜利后，“军统”登门找沈榘耀了，以“文化汉奸”的罪名将其逮捕，财产没收，准备判刑。关键时刻，沈榘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结果又化险为夷，还发还了大部分财产。之后，沈榘耀在家闲居，一直到几个月前上海解放。
了解了上述这些情况后，刑技人员的鉴定也出来了：沈榘耀的指纹与上一天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的反动标语医用胶布上留下的指纹是相同的。
程晓芝、寿汝君两人心里有了底，于是就让沈榘耀交代反标之事。沈榘耀不愧是“老克腊”中的铁杆分子，一脸无辜：“什么反动标语？我不知道哇！”
不知道？那从你身上抄出来的“橡皮胶”是怎么回事？
沈榘耀还是保持着镇静，说那不是我的，估计是哪个跟我有仇的家伙为了陷害我收买了扒手塞到我口袋里的，同志，上海滩的扒手你们肯定是知道的，那份手脚，绝对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嘛。
寿汝君开口了：“沈榘耀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编故事嘛，要编得高级些才能蒙得住人。”
“这不是编故事！这是真的事实呀！人民政府不是讲实事求是吗？我……”
“停！拜托了，请你不要玩这一套。给你看样东西，看过后我们再谈。”
沈榘耀面对着指纹相同的技术鉴定，目瞪口呆：“这……”
侦查员袖里还有乾坤：“再让你看一个人。”
这人就是小林了，她一眼认出眼前这个小老头就是昨天她转让电影票的“老克腊”。
沈榘耀这才无话可说。识时务也是上海滩“老克腊”的特点之一，于是他就作了交代——
上海解放前夕，有朋友劝沈榘耀逃离大陆，或去香港澳门，或去台湾，再不就去英美。沈榘耀也知道像他这样的主儿在共产党统治下日子不会过得再像以前那样滋润，但想来想去实在舍不得丢下那些不动产。他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大上海。解放后，沈榘耀根据市军管会的通告，前往公安局登记了历史身份。但只交代了在孙传芳部队当少校幕僚的事儿，没说跟蒋介石的关系，也没提曾给汪伪报纸当过记者，因为他认为那不是通告中所说的“伪职”。但这只是一种小聪明，人民政府很快就掌握了他的历史问题，不过鉴于他没有直接做过坏事，当汪伪报纸记者也不过是领了一个记者证，连豆腐干大小的稿件也没有写过一篇，所以就网开一面没有追究。但财产是要处理的，于是，在沈榘耀名下的九套房子就只给他留下了一套，而且是在徐家汇那边的其房产中最小最差的那套，另外，他放在银行保管库里的几十两黄金、八幅字画也变成了一纸盖着市军管会大红印章的收条。
沈榘耀受此打击，哪里忍得下这口气？顿时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恨。他有一台功率强大的美国收音机，时不时收听海外电台广播，受敌台宣传影响，对共产党今后的政策愈加恐惧，寻思看来只有往海外逃了。于是，就开始暗做准备。
这当儿，外白渡桥、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北站接连出现了反动标语，这种消息自是不胫而走，传到沈榘耀耳朵里，他觉得深受鼓舞，同时也受到启发：我何不也弄几张反标贴贴，出一口恶气？再说，我不管逃到香港、澳门还是台湾，那里都是共产党对手的地盘，张扬一下，说不定还会被人家当英雄看哩！于是，就有了用橡皮膏制作反标后张贴于大光明电影院之举。
沈榘耀供到这当儿，侦查员心里一凉：难道这是单独的一桩案子，跟其他系列反标案没有关系？
事后，程晓芝、寿汝君两位主审者回想起来，对于各自当时的这种失望感到好笑。其实，当时如果有内行旁观者知晓沈榘耀的那些历史情况的话，没等这主儿继续往下供当场就会得出结论：外白渡桥系列反标案作案团伙不可能让沈榘耀这样的角色去影剧院张贴反标。因为类似张贴（指的是现场张贴，不包括事先的幕后策划）反标这样的活儿，任何一个上了他们那条贼船的阿猫阿狗都能去干的，如果雇一个扒手的话，动作还会比沈榘耀利索得多，也许能多张贴几条也说不定。而以沈榘耀跟蒋介石的那份关系，如果跟海外潜入的特务组织、反革命团伙搭上，人家分派给他的就只能是幕后活儿，否则一旦发生差错，将来他们就不大好跟上峰交代。
但是，当时程晓芝、寿汝君都没有这么考虑，他们指望的是沈榘耀乃系那个制造系列反标案件的特务组织的成员，他的落网能够使专案组顺藤摸瓜。因此，他们自然不相信这位“老克腊”的供词，正要开展政策攻心促使对方老实交代时，去沈榘耀住所搜查的侦查员回来了。
侦查员从沈榘耀住所搜查到用于制作反标的橡皮膏、剪得凌乱不堪的报纸、书刊和一瓶胶水，此外，还有从小林那里转让到的大光明影院的12排18座的电影票的票根，他们顺便还把那台功率强大的美国收音机也拿来了。
这些证据不但可以证明沈榘耀确实是制造大光明电影院反标的案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沈榘耀不是制造系列反标案的那个特务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说，沈榘耀的供词属实。
大光明电影院反标案作为一个单独案件的侦查工作到此就画上了句号，“老克腊”沈榘耀不久被上海市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