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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说“商纣王很有本事”?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11-14 3:30 已读 228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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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庆之说   6park.com

 


 

在传统的史家笔下,纣王沉溺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再加上什么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挖比干心,剖孕妇腹的传说,这种人就是妥妥的暴君+人渣,其声名之坏,较夏朝最后一个帝王桀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称“桀纣”。然而,商纣王真的有这么坏吗?或许未必!

 

毛泽东对于商纣王的评价就与许多历史书上对其的评价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1958年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在谈到商品生产,并论证“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上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所说的“伐徐州之夷”,出自《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婚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里将纣王的败亡归结于征伐东夷,毛泽东认为商纣王在征伐东夷之后,国力削弱、军队受损,再加上没有处理好俘虏问题,在面对周武王的突袭时,内忧外患而失败亡国。关于商纣王讨伐东夷战争的记录,在《吕氏春秋•古乐》中也有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说的是商纣王在讨伐东夷的战争中,使用了大象来武装军队。用战象作战,在古代并不稀奇,商朝的主要统治区域黄河流域、今河南境内,是有大象的,甚至到了北宋初年,还有关于大象在湖北和河南一带活动的记载。众所周知,甲骨文是研究商代历史的一扇“小窗”,从现今发掘的甲骨文片中,也有关于商纣王讨伐东夷(帝辛东征“夷方”)的记载,如甲骨文中曾出现“十五祀王来征夷方”“伐夷方无敄”和“帝辛十祀征夷方”的字样。

 

毛泽东说的《书经》即《尚书》,这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在这本书中,对商纣王的黑化开了先河,其具体内容出自《泰誓》篇章,这原本就是武王伐纣时,在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大会诸侯,向诸侯誓师讨伐商纣王的文字,在武王的誓师中,历数纣王的“罪行”: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这里的商王受,指的就是商纣王。“宫室、台榭、陂池、侈服”说的是纣王穷奢极欲,“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说的是纣王残暴非人。这种类似“讨伐檄文”的文字,无非是丑化敌人残暴、美化自己正义的内容。三国时,袁绍讨伐曹操,命陈琳写的《讨贼檄文》,比这“精彩”多了。因为《尚书》出现的年代实在是太早了,再加上对于“夏商周”、尤其是“夏商”的文字记载本来就少,纣王残暴的形象也就在《尚书》中就被定了性,后世之人只要在此基础上,继续“黑化”就行了,直到明代许仲琳著《封神演义》,一本虚构小说,对纣王的黑化“登峰造极”,再加上一般读者对演义小说的“喜闻乐见”,纣王就彻底被禁锢在了“历史的审判台”上。

 

毛泽东在少年时也喜欢读“演义小说”,《封神演义》大约也是读过的,对于《封神演义》中,对于纣王暴虐的描写,他不以为然。1950年代,毛泽东经常去杭州,在工作之余,他喜欢爬山锻炼,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王芳每随左右。有一次,他们爬到一座山上,山顶有一座道观,观中供奉着玉皇大帝、姜子牙、哪吒等神话人物,毛泽东问王芳:“《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王芳回答“看过”,毛泽东接着问:“你知道商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吗?”王芳回答:“纣王崇信妲己,乱了朝政!”毛泽东却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接着,他又说道:“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蒋介石被我们打败了。”毛泽东在他的这段话中,对纣王的失败做了军事上的分析,败在兵力过于分散,被周武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毛泽东并没有把“武王伐纣”的战争从政治上进行表述,并不人云亦云地探讨其战争的“正义性”,仅从战略战术上进行分析,这与传统史家在分析“武王伐纣”时,大谈“正义必胜”,有着云壤之别。

 

其实,早在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罗瑞卿、滕代远、潘复生等人陪同,视察平原省安阳市郊的小屯村(殷墟所在地)时,在与当地的官员谈话时,就对商纣王有过“与众不同”的评价。当时,毛泽东在听取完安阳工作情况汇报并做出指示后,询问了盘庚为何迁都到安阳、殷纣王为何在这里建都,以及殷纣王墓在何处、殷墟的范围与发掘等情况。毛泽东对当地官员说: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殷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但那时殷已衰败,加上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说明他极其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据说,他与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却被他在摘心台剖腹挖心;周文王也被他囚在羑里城监狱,一囚就是七年。由于纣王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又非常残暴,所以众叛亲离,终于被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最后,纣王自焚在自己建造的鹿台上,殷也就灭亡了。这里在三千年前是个很大的国都,后来成了废墟埋在了地下,所以表面已看不到什么古迹了。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既肯定了商纣王的成就,也指出了商纣王的错误,不过他在谈及商纣王的“残暴”时,用了“据说”两字,可见他并不十分认可这种描述。但这种“描述”却能起到警醒和教育作用,所以毛泽东在与当地官员的谈话中,还是引用了这些“并不可靠”的“据说”,来告诫官员们不要“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否则会“众叛亲离”。最后,毛泽东又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纣王的坟墓在哪里?”时任安阳县长的程耀吾回答不上来(这个当时确实没有考古发掘可以论证,直到1987年,有考古发掘说找到了纣王墓,位于淇县城东12里淇河西岸),只能说:“过去盗墓成风,把古墓搞得乱七八糟,现在没搞清纣王墓在哪里。”

 

1959年6月21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家北京外出视察,次日晨六时,火车到达郑州,在专列上,毛泽东与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等人谈话,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河南的农工商业,在听取河南省委领导汇报河南各地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河南的一些地名由来,他对吴芝圃说:“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吴芝圃回答道:“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毛泽东接着说:“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吴芝圃说:“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毛泽东接着说道:“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在这段谈话中,毛泽东点明了“商纣王”之所以声名狼藉的根本原因——“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认为“纣王是很有才干的”。毛泽东关于纣王的评价,并不仅仅是他个人读史的认识,这也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商周历史研究及学术有关,尤其是郭沫若的一些研究。1936年,历史学家郭沫若为反驳胡适的《说儒》,写了一篇《驳〈说儒〉》,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上,后又收入其在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1945年)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一书中。毛泽东恰恰就读过郭沫若的这本著作(他本人比较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1959年10月,外出视察之前,指定要带阅的书籍中,就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发掘文字和史书上零星的记载,得出一个推论(我个人认为并不严谨):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商纣王)由于征伐、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乘虚而入,导致殷商灭亡。与郭沫若持相同看法的是另一位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毛泽东显然也是赞同郭沫若的这一“大胆”推论的。所以郭沫若在《驳〈说儒〉》一文中,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则说“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

 

至于毛泽东所说的商纣王“能文能武”“很有才干”,也并非空穴来风。《史记•殷本纪》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荀子•非相篇》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毛泽东之所以对纣王有“不同的评价”,或许在毛泽东1958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朝鲜的报告后,在谈及朝鲜的一些情况时,说的一番话可见端倪——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

 

确实是这样,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又何况我们这短短的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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