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皮包”失窃案（上）
上海解放初期，当时的报纸新闻照片和新闻纪录影片显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公开露面时，身边总是有一至数名穿着打扮斯文、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的男子。人们通常会以为那是陈毅的秘书，其实，那是身负保护陈毅安全重任的贴身警卫。他们拿着的皮包里，装的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防弹钢板，其作用是当发现四周有刺客突然行刺陈毅时，以手里的皮包挡住首长身体的要害部位，确保陈毅的生命安全。
警卫人员的这个土法防弹用具，当时在内部被称为“警卫皮包”。1949年11月，意外发生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件，从而惊动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当即下令专门组建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缜密侦查……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上海市长陈毅赴京出席了开国大典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打来的加密长途电话，告知11月上旬将有波兰科学界贵宾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被访问的城市中有上海。根据双方议定的日程，外宾定于11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前往杭州，要求上海方面做好接待工作。陈毅代表上海方面向中央保证做好接待工作，请周总理放心。
陈毅随后便将上述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作了通报，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接待方案上报市委，他要亲自审议。三天后，上海市外事办向市委递交了接待波兰贵宾的方案，陈毅于繁忙中抽空审阅了这个方案，提出了几个细节上的修改意见。经修改后市委批准了这个接待方案，随即上报北京，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根据这个接待方案的安排，陈毅将以上海市长的身份于1949年11月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设宴款待波兰贵宾。
这个日子很快就来临了，这天上午，陈毅前往上海市工商联参加民族资本家座谈会。会议于11时结束，有几个与会资本家意犹未尽，还围着陈市长争相说话。这时，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前来报告：潘汉年副市长让人从虹桥机场给陈市长打来电话，报告说波兰贵宾的专机已经从北京飞抵上海，安全降落。陈毅听了，笑着冲四周拱拱手说，鄙人还有重要使命，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就此告别，我们回头约个时间再谈吧。
陈毅离开市工商联，上了轿车，前往国际饭店。他的座车正好赶在潘汉年陪同的波兰贵宾一行到达之前抵达国际饭店。刚进饭店大堂，外面就响起了波兰贵宾所乘坐的轿车抵达的喇叭声，于是，宾主双方就在饭店大堂愉快会面，握手言欢。然后，陈毅请波兰贵宾去国际饭店的会议室稍事休息，闲聊片刻后便邀请外宾前往“摩天厅”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自助冷餐形式的宴请。
根据当时的警卫规定，由于这天陈毅出席的两个活动都是小范围和非公开形式的，所以只在身边安排了两名手持“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这两个警卫员一个名叫赵根友，另一个叫邹为朋，都是二十三岁，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原先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两人在1949年3月接到命令前往华东军区保卫部报到，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基本警卫技能训练后，于渡江战役发起前派往陈毅警卫班。这天，赵根友、邹为朋护卫陈毅抵达国际饭店后，按照规定，陈毅进入宴会厅后他们是不必跟着进去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严密警卫措施已经足以保证陈毅在整个宴会时段内的安全，于是两人就和往常执行此类任务时一样，坐在“摩天厅”门外的椅子上待命。
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陈毅警卫班的副班长葛福宽出现了。葛福宽是和另一个警卫员奉命前来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贴身警卫勤务的。因为执行贴身警卫勤务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时间一长，难免疲惫，这就会影响执勤质量，留下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时间稍长的勤务，中间就得换班。葛福宽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勤务后说，你们可以去用午餐了，午餐后回市政府去休息，汽车在饭店后门对面的马路旁，司机正在车里等着。
这天，饭店给工作人员安排的用餐地点是位于“摩天厅”下一层的一个饭厅里。赵根友两人下去一看，饭店给他们准备的也是自助餐，由于在这个时段进餐的工作人员较多而饭厅又小，后去的人就只能在挑选了食物后去对面的一个会议室内用餐。邹为朋在走廊正好遇见其在华东军区保卫部当警卫排长的表兄，便驻足说话，让赵根友先去用餐，不必等他。赵根友拎着那个沉甸甸的“警卫皮包”显然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他就把皮包放在小会议室靠门口一侧墙边的一张桌子上，也有占个位置的意思。赵根友在挑选食物时，碰到了华东军区保卫部当初教过他警卫技能的老兵，如今已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干事了，这天也是来参加警卫工作的，两人说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耽搁，等赵根友托着食盘返回对面的小会议室时，发现他刚才放在桌上的“警卫皮包”已经不见了！
赵根友不禁蓦地一惊，最初当然是以为被别人随手挪了位置，于是马上放下食盘四下寻找，转遍了整个会议室也没有发现皮包的影踪。于是就往门外走，正好迎面碰上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一个警卫干事老王，因为经常见面也算得上是熟人了。老王见赵根友一脸紧张，便问怎么回事，赵根友说皮包不见了。老王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就是你们那装着实心货的皮包啊，我看见小孙拿着上楼去了呢。小孙也是陈毅警卫班的战士，这天也担任警卫工作，不过不是拿“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刚才赵根友去小会议室放“警卫皮包”占位置时，他就在一旁的那张桌子上用餐，是看见赵根友放下皮包的。赵根友事后回忆这一节时说，他当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珠子发绿了，只想快点吃饭，所以对于老王的话深信不疑，也就没有上楼去问一问小孙，就坐下吃饭了。
赵根友吃完饭后上楼去，见到了小孙，便问对方吃过饭离开时是否顺手拿上了他的皮包，小孙摇头说没有拿，他拿的是自己的这个皮包。赵根友于是明白了，老王所说的看见小孙所拿的皮包，是小孙自己执行勤务时的那个。
那么，赵根友的皮包呢？葛福宽和小孙见赵根友很是紧张，便说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物件，谁有兴趣拿着玩儿啊，估计是哪个工作人员看见了顺便收起来了，你下去问一问就知道了。赵根友再次下楼，这时邹为朋也已经吃好饭了，听说情况后就拿着自己的皮包陪着赵根友去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个圈子问下来，在场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皮包的。
直到这时，赵根友还没有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案子，他和邹为朋的思维是停留在“警卫皮包”的价值上，寻思那是一个意大利生产的牛皮公文包，价值不菲，丢失了这样一件公物那可是犯了一个不算小的错误了。他和邹为朋又找了一会儿，刚才送葛福宽和小孙来接替贴身警卫勤务的汽车司机在饭店后门外等得心焦，从后门的门卫室打电话上来询问赵根友、邹为朋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他就要把汽车开回去了。赵根友于是就去向副班长葛福宽请示，葛福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大，说邹为朋回去吧，你就留下来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又不是丢了手枪，大概还算不上违反了军纪，不过在班务会上作检讨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样，赵根友就留下继续寻找。可是，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能找到。他想请示葛福宽怎么办，但陈毅这时已经从“摩天厅”出来要离开国际饭店了，葛福宽和小孙已经拿起他们的“警卫皮包”执行护卫勤务了，于是他也就不吭声了。
赵根友和其他执行警卫使命的警卫人员一起下了楼，上了警卫车，随同陈毅的座车离开国际饭店，返回上海市政府。
陈毅回到市政府后，这趟警卫勤务就算结束了。副班长葛福宽马上来找赵根友，让他马上去向警卫参谋报告丢失“警卫皮包”之事。警卫参谋一听，脸色倏变，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赵根友和葛福宽，忍了又忍，最后还是骂了出来：“真糊涂！混账！”
警卫参谋知道，“警卫皮包”的丢失可能意味着什么。这要从“警卫皮包”的来历说起，被赵根友非常看重觉得价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皮包那倒仅仅是经济价值的问题，重要的是装在皮包里的那块钢板。那是根据担任中共警卫顾问的苏联保卫专家的建议，特地向苏联定制的防弹钢板。中苏双方的警卫专家交接这批货物时，专门用手枪、冲锋枪分别在规定的距离内对每一块钢板进行过射击，以测试其防弹性能。据苏联专家介绍，生产这批防弹钢板的工厂完成任务后，在莫斯科派去的专家监督下，当场销毁了边角余料，全部化为钢水，混杂于其他普通钢材熔化成的钢水中。钢板的配比成分、炼制工艺等资料，一律被列为绝密档案，交由莫斯科来人带走。如此措施，是为了防止相关资料落入敌方之手，通过金相分析破解配方和工艺后，研制出相应的专门对付这种防弹钢板的武器，使刺客的暗杀行动得逞。
这些内容，一般警卫人员当然是不知晓的。因此，赵根友对于丢失“警卫皮包”意味着什么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但警卫参谋是知道的，于是他马上下令：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国际饭店查找！
陈毅的警卫班子，原由华东军区保卫部负责。194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迁往南京，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保卫部将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因此，此时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不是一桩小事的警卫参谋当即拨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
这时，奉命前往国际饭店再次查找“警卫皮包”的陈毅警卫班部分战士在国际饭店方面的配合下，正在重新对可能藏匿“警卫皮包”的所有角落进行周密细致的搜寻。
查找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未发现“警卫皮包”的影踪！
已经赶到现场的警卫参谋面对着这个他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有点瞠目结舌，站在几小时前还在款待波兰贵宾的“摩天厅”里，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态，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也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算妥当。这时，来了两位军人，都是警卫参谋的熟人——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军官。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获知陈毅“警卫皮包”丢失后，甚为重视，部长亲自指派这两位军官前往国际饭店现场，关注和在必要时直接指挥寻找皮包的行动。
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这两位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并未专门学过侦查学，战争年代在部队干保卫工作，跟侦查也基本上不搭界，他们面对着警卫参谋所介绍的情况，也感到颇有些憷头。三人凑在一起商议片刻，认为皮包的不翼而飞肯定有原因，就是说，必须有人动了那皮包才会导致它的失踪。而就在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吃饭的场所以及外面乃至整个国际饭店大楼都始终有人待着的，众目睽睽之下谁动了皮包，难道还用障眼法遮住了众人的眼睛？所以，看来还有一个法子：发动群众进行排查。
国际饭店员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工会干部被召集起来，听了情况介绍，纷纷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助部队寻找那个特殊的皮包。中午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所有员工——厨房大师傅、厨工、侍者、清洁工、电梯工、杂务工以及到过现场的各个部门的领班，都接到通知紧急集中，由工会干部出面向大家说明中午宴会进行时丢失了一个黑色皮包。考虑到保密需要，对外宣布的是外宾所携之物，非常重要，由中方警卫人员代为提着的。工会干部要求如果有谁无意间收起了这个皮包，那就马上交出来，部队同志已经表示这不算行窃，保证不予追究责任，还会替其保密。如果有谁见过这个皮包，希望马上向部队同志如实反映情况。情况属实而追回失物的，部队方面将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先前曾在宴会进行的“摩天厅”楼面和下一层楼面寻找过失物，但当时没有说过是什么性质的一个皮包，众人只道是普通的公文包，现在听说竟是一个重要物件，于是就都重视起来了。工会干部作过动员后，没有一个人离开会议室，都留在原地愣着。稍停，终于有人回过神来，意识到必须得让大家相信自己确实是没有接触过失物。这就需要以事实说话了，最好的事实是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去过丢失皮包的那个楼面。于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马上互相指证，以表示自己没有离开过“摩天厅”这层楼面。这个头一开，其他人就纷纷跟进，都互相证明在那个时段确实都在做其他事情。
然后，有人提出是否大家一起行动，再在相关楼层搜寻一次？经军方人员同意后，这些员工就分组划块开始搜寻，这回找得更为细致了，不但所有比皮包体积大的角落一一搜索到了，就是比皮包小的角角落落也都找了，因为说不定皮包已经被弄碎后藏匿起来了（他们不知道皮包里装的是弄不碎的钢板）。清洁工、杂务工基于这个念头，就想到不知是否有人把皮包弄碎后扔进抽水马桶冲进楼下的化粪池了，就拿了工具下楼去化粪池打捞残渣。
一切该进行的都已经进行过了，“警卫皮包”却是杳无音信，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皮包已经被人窃走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警卫皮包”价值不大，但可能会引发极为严重的隐患，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当即向司令员郭化若报告。郭化若的意见很明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请求地方对查明此事提供帮助。
其实，就在郭化若司令员下达指示时，上海方面已经获悉了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接到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情况的报告。是哪条渠道向潘汉年报告的？后来始终没有人说起过。
据潘汉年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潘汉年当时闻讯后，一个愣怔，说这事儿似乎有点蹊跷啊，根据中央的安排，陈市长下月上旬就要会见前来上海访问的苏联防空军司令阿特维也夫将军，会商老大哥支援和指导上海防空事宜，为了安定民心和对于中苏友谊的宣传，市委市政府将举行群众大会，陈市长还要在会上作报告。此外，下月底我们还准备举行上海军政民迎贺新年大会，陈市长也必须公开露面并作重要讲话。怎么就在这当儿，突然丢失了“警卫皮包”呢？这事儿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潘汉年正这么议论着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方面已经接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报告，向市委来电报告此案。潘汉年亲自接听了电话，指示说你们公安局得组织力量对陈市长“警卫皮包”丢失之事进行立案侦查，不单是迅即追回皮包，还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调查清楚。如果确是台湾蒋帮特务机关搞的特别行动，那我们就得迅速调整保卫方案，加强对陈毅同志的安全警卫措施，确保陈市长的安全。
当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就抽调专人成立了专案组。考虑到这件事跟军方有关，所以根据李士英局长的指示，公安局方面还专门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取得联系，要求军方是否考虑派员参加专案组，和警方一起对该案进行侦查。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派了两名军官参加专案侦查，其中一位名叫郭俊峰的担任了专案组副组长。专案组连军方两人在内一共有7名成员，都是中共党员，警方的5名成员中一位担任组长的是跟着李士英局长从山东前来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原武工队小队长，名叫江河天；其余4人都是具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年岁最长的那位老黄同志已经吃了十多年侦查饭，可谓精通侦查业务。
专案组连夜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对于皮包失窃之事进行了客观的缜密分析。侦查人员一致认为皮包的去向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还藏匿在国际饭店的某处，一是已经被带离饭店。鉴于当天只有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人员才能进入那两个楼层，因此，从客观上看，皮包的失窃应该是跟国际饭店内部人员相关的，因为只有饭店内部的人员才能进入现场。也正因为是饭店内部人员涉案的原因，所以为藏匿皮包提供了方便，皮包有可能被藏匿于饭店的其他楼层，甚至藏匿于下榻于饭店内的某个宾客的房间内。
国际饭店的中共党支部和工会的负责人被悄然请到了公安局，专案人员把分析的上述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询问用何种方式开展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较为合适。一番讨论后，专案组认为显然不适宜采用刚才曾经考虑过的对所有客房以及旅客行李进行搜查的方案，因为这不但会引起国际饭店经营方的强烈反感，而且还会在社会上甚至海外产生不良影响，为今后饭店的业务经营和礼宾接待留下隐患。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呢？专案组采纳了饭店党工组织负责人的建议：饭店每层楼面乃至底层的前后大门24小时都是有专人值勤的，如果有内部员工在窃取皮包后藏匿或者转移的，显然难以避开这些值勤者的注视，因此，可以从当时的每个值勤者那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一律换上了便衣，悄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党工组织的配合下，分别找那些昨天宴会进行期间在各个楼面和前后大门值勤的员工进行了秘密谈话。最后，汇总了谈话内容，有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这4名可疑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钱岚岚，女，二十六岁，“摩天厅”杂务工。这女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是舞女出身，在“百乐门”、“仙斯厅”从十七岁陪人跳舞一直跳到二十三岁，在一下雨天晚上离开舞厅下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扭伤了脚，竟然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从事舞女职业，只好改行，一番奔波后，于1947年经人介绍到国际饭店当了一名杂务工。次年结婚，丈夫是电车司机。钱岚岚于今年春天生一女婴，休息一个月后即来饭店上班。正好赶上上海解放，工会为员工争取到了一系列合理权益，其中一条是上班时间允许给女工自己生的婴儿喂奶。钱岚岚家住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距国际饭店不远，于是其婆婆就每天中午把婴儿抱来，在饭店后门门房间让钱岚岚喂奶。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反常，钱岚岚的婆婆没有抱孙女来饭店，钱岚岚是在下午1点左右自行离开饭店回家喂奶的。据门卫回忆，钱岚岚出门时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用报纸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物件。
钟松林，男，三十二岁，抗战前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清洁工，会说一点法语、英语。青帮分子，是著名大亨黄金荣的徒孙，据说交往很广，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法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法捕房也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钟松林不愿意替日本人效力，就离开了。几年间先后干过掮客、守夜人、教堂杂役、浴室茶房等，抗战胜利后进了国际饭店当清洁工。上海解放后，据群众反映钟松林的牢骚话颇多，上月还为此受到了工会方面的点名警告。钟松林这天的疑点是：中午12点30分左右从饭店推了一车垃圾出去倒掉，而平时他应当是在下午2点去倒垃圾的。据门卫回忆，他出去倒垃圾所用的时间跟平时差不多，但如果是把可能窃得的“警卫皮包”交给预先约好而在附近等候的同党手里的话，这点时间是足够的。
程阿根，男，四十岁，饭店维修工，这人的经历就复杂了：孤儿出身，从小是在英国人的孤儿院生活的，少年时进了英国教堂当杂务工，几年后又跟着一个英国人上了一艘荷兰海轮当起了轮机工，数年间周游世界，可谓见多识广。抗战胜利前一年，不知怎么的回到上海后就上了岸，又回英国教堂去当杂务工。不久因跟一英国神甫发生矛盾而离开，经朋友介绍到国际饭店当起了维修工。本来，宴会举行时他这个维修工是不能出现在现场的，可是电梯工在宴会刚开始时发现电梯运转时有异样声响，生怕待会儿宾客下楼乘坐时发生问题，于是就报经现场的公安局警卫人员同意后，打电话唤来程阿根进行检修。因此，程阿根是背着他那个大大的工具包上楼来的。检修一番后电梯声响没有了，也没有人留意过这位维修工是几时离开现场的，连开电梯的那位女工也说不清楚。而程阿根被工会召来参加宴会期间曾到过现场的员工会议室，他是12点15分左右完成了检修下楼去的。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他应该是没有嫌疑的，因为当时赵根友刚刚进入失窃现场，“警卫皮包”还在他的手里拿着呢。可问题是，据饭店大堂的侍者回忆，他们是亲眼看见程阿根在12点35分时从电梯里出来的，当时的电梯信号灯显示电梯是直接从最高层的“摩天厅”下到1楼的。大堂侍者之所以留有深刻印象，是程阿根从电梯出来时，背着他那个工具包。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维修工穿着工作服、带着工具包是不能乘电梯的，即使是执行维修业务，也只能在楼梯步行。程阿根当时发现侍者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脸色有点异样，解释说维修急需牛油（上海方言对于“润滑油”的俗称）得赶紧去购买，然后就匆匆出门而去。几时返回的，不清楚，因为他是从后门进店的。
隋留思，男，二十八岁，饭店清洁工，经历简单，从十八岁开始进国际饭店已经干了整整十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但他干活却非常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即使最挑剔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对他发出由衷的赞赏。在饭店，隋留思是一个老板和工会都信任的员工，如果不是被认为脑子可能有问题，党组织是准备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的。但即使是一般群众身份，他也是被列入可靠一类的，因此解放后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每次有市领导出席的宴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中，隋留思总是排在“杂务人员”的首位。可是，就是这个隋留思，在昨天宴会尚未结束时却突然未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悄然从其“摩天厅”的岗位上离开，来到后门口，跟两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会见，几分钟后方才重新上楼。更为可疑的是，隋留思在事后举行的员工自发排查中，对于自己曾经离开过岗位下楼出门会见不明身份者一节，竟然绝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始终在楼上。而由于他是从电梯上下楼的，所以当时还真没有人留心到他曾经离开过岗位。如果没有专案人员向所有门卫和电梯工的个别一对一细致了解，这个情节也许就给他蒙过去了。
上述4个有可疑迹象对象的情况，是下午2点汇总到专案组的，专案人员稍稍一议，当即决定立刻分头找这4位进行个别谈话接触，要求他们对自己昨天的上述反常情况作出解释，然后再视情况进行下一步行动。
钱岚岚是第一个获得解脱的，她面对着专案人员的询问显得很是从容镇定，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当天她的婆婆扭伤了脚，不能把小孙女抱到饭店来喂奶，于是她就回去喂奶了。那么手里拎着的那包看上去沉甸甸的物件是什么呢？钱岚岚一愣之后恍然道：哦！那是客房部一位要好小姐妹叫秦阿兰的从崇明老家替我带来的一大块糯米糕！
调查当即马上跟着进行，客房部秦阿兰证实了钱岚岚的说法，还举出了另外两个在场看见她把糯米糕包扎好后递给钱岚岚的同事。她们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而另外一路前往钱岚岚家调查的人员也亲眼看见了钱岚岚的婆婆那扭伤而尚未消肿的脚。正好有邻居来串门，也证实昨天中午确实看见钱岚岚回家来给女儿喂奶的。
这样，钱岚岚就没事了。
与此同时，钟松林也在接受专案人员的调查。这位清洁工的性格有点暴躁，可能心绪也不是太好，所以一上来不大愿意配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跟你们在调查的事情有关的话，那就一副洋铐（当时上海滩对手铐的称谓，因为那是舶来品）把我铐到巡捕房去说话就是了。专案人员于是就请来饭店工会干部，一起跟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这才冷冰冰地撂了一句：“为什么提前去倒垃圾？你们去问林黑三！”
林黑三是何许人？工会干部说是饭店的木工。于是就找到了木匠间，林黑三对此作了解释：原来，他昨天上午接到老板指令让迅速打制一口小柜，方料倒是现成的，但板料却是要一块一块刨出来的，结果就弄出了一大堆刨花，木匠间不大，他就及时把刨花和碎料清理出去了。这样，钟松林的那辆垃圾车就给装满了。那钟松林脾气虽暴躁，干活却是认真的，见垃圾车满了，就提前推出去倒掉了。于是，钟松林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专案人员跟程阿根的谈话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因为当程阿根走进专案组征用的临时办公室时，他的脸色就显得异样，眼睛闪着隐约可辨的惊慌。于是，专案人员也就不客气了，直截了当让他“把昨天放在工具包里带出去的东西交代一下”。但程阿根毕竟是在外国轮船上待过较长时间几乎跑遍了全球海港城市的主儿，还有着跟教堂的英国神甫吵架的胆量，因此他在稍微一慌之后，随即镇静下来，说他昨天确实出去过，但是出去购买牛油的，有发票为证，五金商店的店员也可以作证，这，你们都是可以调查的。
程阿根几次三番都保持着这一说法，这样专案人员反倒没谱了。因为先前不过是蒙蒙对方的，手里并无任何证据。于是，一边请来工会干部相帮做说服工作，一边同时派人去向五金商店调查，证实确是来买过牛油。而被称为“铜匠间”的程阿根的操作室里那张脏兮兮的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面，也确实压着一张购买牛油的发票。
调查话题不得不转到了问程阿根为什么违反饭店规定在没有检修任务时乘了电梯直接下到大堂。以程阿根的资格，这个话题已经难不倒他了，他说我当时是脑子一时没有想到，进了电梯就稀里糊涂地下到了大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令人相信，于是专案人员就警告说如果不老实交代，那就只能去公安局谈了。程阿根也豁出来了似的，说那进去谈吧，反正就是这话了。
于是，程阿根就被拘留了。拘留后随即又进行了讯问，但还是未能取得进展。两个负责对付他的专案人员正在琢磨对策时，传来了另一嫌疑对象隋留思在专案人员找他谈话时逃脱的消息！
三
隋留思是由专案组成员小许约其谈话的，那时还没有这类谈话必须两人以上进行的规定。小许是刑警出身，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数年刑侦工作，单独和参与侦破过的刑事案子也有二三十起了，跟不知多少涉案对象打过交道，根本没有把眼前这个看上去脑子像是进过水的谈话对象放在眼里，寻思还不是三吓两吓就吓唬出真话来了？
哪知，这隋留思硬是占了脑子进水的便宜，面对着小许的虚声恫吓，他根本没有反应，甚至还懒得答理，逼急了才开口，却是索讨香烟抽。这样一耗就是两个多小时，当小许递给他第4支香烟时，警告说这支烟抽完，你必须交代情况了，如果再不交代，那我可要不客气了。隋留思点头说没问题，等我抽完这支烟就好好跟您聊聊。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小许拧开钢笔套子，说现在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隋留思说可以，不过可否让我先上趟厕所。小许说可以，我也正要上厕所了，一起过去吧。于是两人就一起去了厕所。隋留思的伎俩就在这当儿耍出来了，高档饭店的厕所是分隔式的，他进去后并没有动作，待听见隔壁的小许有动作时，悄悄开了门一溜了之。等到小许出来后发现这主儿已经不见影踪时，隋留思已经乘着电梯下到底楼后出门混入了南京路上的人流之中。
隋留思的逃走，理所当然地使专案组认为问题基本上就是出在此人身上了。于是也顾不上讯问已经被拘留了的程阿根，当即把全部力量都扑到了隋留思的身上。正副组长江河天、郭俊峰坐镇位于福州路上的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办公室，下达了一道道命令：通知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内河和海运轮船码头的军警巡逻队加强巡查，留意隋留思是否企图混离上海；通知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注意各自辖区内是否有符合隋留思特征的对象出现；派员立刻前往隋留思家了解情况并搜查。
隋留思家住在榆林区，老黄带着几名专案人员会同辖区派出所民警登门。隋留思是独子，少年丧父，由摆纸烟摊头的母亲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且被人认为脑子似有毛病，直到二十八岁了也没有娶上亲。据其母说，隋留思平时在家里也是沉默寡言，如果不主动跟他说话有时几天不吭一声是经常性的现象。那么他平时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其母把警察领进了她儿子所住的那间屋子，指着一堆书说，以前喜欢看书，不但常常去弄堂口的旧书店租书看，自己还掏钱购买，这一堆书就是他所购买的一部分。最近，隋留思喜欢上了无线电，自己鼓捣着装起了矿石收音机。
警察在搜查中，果然发现有一些跟无线电相关的技术书籍，其中竟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合办的中美情报合作所所编制的仅用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的《简易无线电收发报机技术》。这自然引起了专案人员的兴趣，这些书籍当然要带走，还指望搜查出更多的可以作为线索的物品，但把隋留思家翻了个遍也未有新的发现。
然后就向隋留思母亲了解她家的社会关系以及隋留思平时的交往人员，不难想象，一个穷寡妇拖着一个被认为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的儿子的家庭，其社会关系肯定不可能复杂，即使以前复杂的也已经变得不复杂了。而隋留思自己的社交圈子也极其狭窄，其母只见过偶有其以前的同学来家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天。那几个同学姓什么叫什么呢？她可就回答不上来了。
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专案人员自己去了解了。这类事情难不倒警察，他们当天就查清楚隋留思以前的求学情况：从八岁至十三岁在上海市榆林区明易小学上学，毕业后考进了榆林区第二初级中学，但只读了半个学期就因生活困难而停学了，从此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别看就这半个学期两个多月时间的初中，却给专案人员的调查增添了成倍的工作量，因为隋留思的同学中显然也包含着初中的同学。专案人员分头查访隋留思的小学和初中同学，时隔十几年，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同学互相之间已经很少联系，因此折腾到次日下午还只查访了一半不到。傍晚，专案人员在市局会合，交换了查访情况后正要重新排出查访名单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隋留思被榆林分局抓到了！
专案组在对隋留思家进行搜查后，随即让派出所进行布控。派出所就召来居委会干部将此事作了布置，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甚高，当即安排专人开始实施。这天傍晚6点左右，负责监视隋留思家的治安积极分子忽然发现隋留思竟然从外面返回家中了。
当时他的母亲还在马路上摆香烟摊，家里没人，他是用带着的钥匙打开家门后进去的。隋留思进门还没有坐定时，居委会干部已经来拜访了，以闲聊方式缠住他。一会儿，派出所民警就登门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续的，说声“跟我走一趟”就把隋留思给带走了。因为这人是市局专案对象，派出所唯恐发生不测承担不起责任，于是当即就派人把他押往分局了。
专案组长江河天当即带了老黄和昨天讯问过隋留思的小许前往榆林分局，就在分局提审隋留思。讯问也不拐弯抹角了，一上来就问你为什么在谈话时逃跑？隋留思的回答令专案人员暗吃一惊，他说他事先已向饭店请过假了，这天是要离开饭店的。去干什么？去松江相亲，他的一位同学的姐姐名叫张荫琴的最近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是松江城里的一位小学老师，对方已经看过他的照片，觉得可以接受，于是就进行下一步，双方当面看一看。张荫琴于是就在前一天中午特地到饭店来通知他次日一起前往松江，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得在松江过夜的。于是他就向饭店方面请了假，但考虑到饭店人手比较紧，次日也就是昨天，他还是去了饭店，干了一会儿活就被专案人员找去谈话了，看看约好跟张荫琴见面的时间要到了，于是就不辞而别。隋留思在专案人员面前显得从容自如，说我这一个回答解决了两个问题：你们问我前天中午有两个女子来饭店门口找我是为啥事的，我也正好顺便回答了，那就是张荫琴，另一位是她的邻居朱小莺。
江河天听隋留思说完后问，你说你请过假了，是什么时候请的假？向谁请的假？隋留思说是前天中午张荫琴来饭店门口通知他后，他就向饭店负责清洁工作的领班胡师傅口头说了说，下班前想想不好，又写了一张请假条，但胡师傅不在他那屋子里，于是就把条子放在桌上了。
小许当即向饭店打电话，胡师傅正好上夜班，接听后说他已经记不清隋留思是否对他说过请假的事情，条子肯定没有收到过。再问隋留思，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江河天说这就奇怪了，老黄你去国际饭店走一趟，当面问问那位胡师傅，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得负责任的。
老黄去国际饭店的时候，榆林分局这边也没空着，江河天和小许继续对隋留思讯问，问清楚了张荫琴和朱小莺的住址，当即去电市局让其他专案人员连夜前往查问，并且向住所地居委会了解这两人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
老黄去国际饭店找到了胡师傅，对方还是保持着电话里的那个说法。老黄看着对方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心里已经相信了这一说法，但从调查的程序来说，还是需要看一下隋留思所说的放请假条的现场的。过去一看，结果竟在桌子旁边靠墙壁的一条夹缝里轻而易举就发现了那张条子。
而另一路专案人员对于张荫琴、朱小莺的调查也有了结果：张是家庭妇女，居委会治安积极分子，其夫是革命军人，现在华东军区司令部当参谋；朱是纱厂工人，194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政治立场坚定。两人均证实了隋留思所说的情况，其中朱还出示了保存着的去松江的车票。
这样，隋留思就得到了解脱。当专案人员让他回家时，他却又缠上了，一定要原先“请”他去的派出所民警送他回家。专案人员知道他那脑子进水劲又来了，也就只好依着他了。
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中，3个已经排除了，还剩下已被拘留了的程阿根。专案人员便去看守所提审程阿根。这主儿这回老实了，不等专案人员开口，便主动说我愿意把事情说清楚。专案人员原还以为苗头来了，哪知他一交代却是另外情况，原来他那天慌慌张张直接乘了电梯下到大堂然后出门的原因并非跟“警卫皮包”有关，而是因为他偷了饭店的一块废铜，赶紧出去卖给收破烂的人。
专案人员用了一天半时间终于查访到了那个收破烂的老头，证实了程阿根的交代，还取回了那块重约3斤的铜块。
至此，线索全部断了！

贴主:wangguotong于2024_03_16 3:27:1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