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专案组再次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认为既然饭店内部没有人作案的话，那就只有把侦查视线投向外来人员作案这方面了。
但这样考虑似乎有点苍白无力：案发现场的外来人员其实只有被宴请的外宾，而外宾那天自始至终一直在宴会现场“摩天厅”待着，并没有离开过楼面去下一层现场，这一点，在场的众多警卫人员都是能够证明的。
江河天说：“顺着这个角度，再换一个思路进行考虑。”这一换，产生的一种可能性是：当时住在国际饭店其他楼层客房的宾客中是否有人混上来窃走了“警卫皮包”？
这种盗窃手段，在警方侦查人员的术语中称做“闯窃”，就是不速之客经过化装或者不化装直接闯入现场，迅速作案后逃逸。由于这种作案手法疾如眨眼，通常事后往往容易使人回不过神来，分析案情时就漏掉了。即使分析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因为作案者未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而导致无法侦破。专案人员意识到，他们面临着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作案者。
不过，既然考虑到了“闯窃”，那还是要找到作案者的漏洞的。专案人员分析：这位外来的不速之客的来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本就是住在饭店的宾客，另一种是在宴会进行期间从外面进入饭店的。于是，就需要对此仔细查一查了。
先查看了饭店前后门卫室当天的外来人员登记资料，后门对外是不开放的，所以进入饭店的几人都是跟饭店日常业务有关的人员，专案人员一一抄下后转给各自辖区的派出所进行初步查摸。前门进来的就是访问住宿在饭店内的宾客的人员了，那天只有3位，登记资料显示两人是一起来的，于9点37分来，十分钟后就离开了。另一人是单独来访，10点35分进入饭店，10点50分就离开了。当时，外宾还没有抵达饭店，所以，前门登记资料上的这3位轻易就可排除了。
再查宴会举行的那天住宿于饭店内的宾客，一共有97位，其中23位是外国人，分别来自苏联、芬兰。其中芬兰来的是一支20人的旅游团队，是从日本途经上海前往北京的，集体入住于国际饭店，一共住三天，是案发次日傍晚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的。
那3位苏联人是一家三口，登记资料显示是受上海市政府邀请来上海进行游览的，一应费用也由市政府承担。当时上海对于外国人的入境已经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了，于是专案组当即向市局专管部门询问这一家三口的来历，了解到他们原是居住于上海市虹口公平路一带的白俄，那男子是电器行老板，抗战前曾为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出过贡献，还曾慷慨捐献过一些无线电器材支援苏区红军。抗战前期还曾为新四军购买无线电器材、药品提供过帮助。后来，他们返回苏联。上海解放后，那位前电器行老板从报上看到照片，认出当初跟他联系过的“王先生”就是现今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于是就写信来叙旧，提出了想携妻女前来上海旧地重游的想法。潘汉年接到信件后，便对此进行了安排。这三位苏联人已于案发当晚前往杭州游览，然后计划从杭州去南京，再赴北京游览后返回苏联。
专案组一致认为这一家三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就划到了一边。
再查那个芬兰旅游团，根据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规定，从安全因素考虑，类似这样的外国旅游团在沪活动期间，不管他们是否提出请求，上海市方面都应当派便衣警察陪同。这样，在对这个团队的在沪情况进行调查时，专案组只要找陪同接待的便衣警察就可以了。据参加接待的那位便衣警察小董说，这20名芬兰人在沪活动的三天内，都是集体行动，没有人单独离开过团队。那么饭店发生“警卫皮包”失窃的那个时段，这些外国游客在哪里活动呢？便衣警察说那天中午他们在虹口公园草坪上野餐，并无人临时离开过现场。这样，这个旅游团队也被划到一边去了。
排除了住宿的外国宾客后，侦查视角转向了74位中国宾客。根据住宿登记资料显示，这74位宾客中的14人来自上海本地，其中有3对是夫妇，其余则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估计是来饭店开了房间寻欢作乐的。其余宾客分别来自北京、广州、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地。几个专案人员正翻阅着住宿登记资料时，专案人员老姜从外面进来，也翻了起来。他拿起放在一边的别人已经翻阅过的上海宾客资料看着，忽然一声惊叫：“哎！这人在这里啊？难道真是他？”
这一叫，马上惊动了其他成员，都停下手里的工作，问老姜发现了什么。老姜指着一个名字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啊，正是我在查找的一个人，难道真有这么巧啊？
原来，老姜在奉命参加这个专案组时，手头刚完成了一个蒋帮派遣特务案的侦查。一个姓贾的特务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派遣，从舟山潜来上海执行破坏使命。这贾某刚刚在吴淞码头上岸，就碰上了军警联合巡防队的例行检查，他携带的伪造证件其实是没有破绽的，可是他的眼神显得惊慌，于是就被扣留起来，因为不肯开口说清楚自己的真实来龙去脉，于是就被移交给市局政保处，由老姜负责对其讯问。一番政策攻心后，贾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承认是来自台湾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接受的使命是在有历史问题的上海市民中发展特务，伺机进行反革命宣传，在适当时候还要伪造大批人民币散发上海和华东各大城市，以破坏新中国的金融市场。贾某还交代他临行时上司交给的3个秘密联络人的姓名和地址，公安局当即进行查缉，两人落网，其中一位名叫鲍正民的却早已变更了住址，没有人知道其下落。而这个失踪者的姓名竟然跟老姜眼下发现的住宿名单中的那位一字不差！
查看这个鲍正民在登记资料上所显示的情况：持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天津荣丰纺织厂机械设备采购员的身份赴沪出差，四十岁，南京人氏，于案发前一天上午9时入住国际饭店1012客房，已于案发当日下午2时退房离店。
老姜立刻向饭店大堂人员和楼面茶房了解了1012客房那个住客的外形、面容，跟他向派遣特务贾某当时所讯问到的情况相似，于是便初步确定那人就是警方正在查缉的主儿了。
专案人员碰上这种情况，当然肯定要马上查一查的。鉴于鲍正民已经退房离店，不知去向，于是就只有向曾经接触过此人的饭店服务人员了解他们是否在其住店期间留意到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信息。专案人员分头跟饭店大堂账台员、侍者、客房茶役、饭厅侍者等进行了个别谈话，最后终于从餐厅的一位侍者那里获得一条可能有价值的信息：案发当天上午7点45分左右，鲍正民在餐厅用早餐时，这位侍者接听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男子，要求侍者替他问一下，是否有一位名叫鲍正民的先生在餐厅用餐。当时在餐厅用餐的男性宾客大约有20人，侍者逐个悄然询问，问到第七个就是那个鲍正民先生。鲍正民在接听电话时，嘴里重复过“法华镇刘三宝”这样6个字。法华镇是长宁区的一个地名，那位侍者就住在那里，所以记得很清楚。刘三宝这个人名也是一听就容易记住的，所以他也就留在脑海里了。
于是专案人员前往长宁区法华镇一带调查是否有一个名叫“刘三宝”的人，当时上海已经解放半年，户籍制度已经成功实施，通过查阅法华镇派出所的户籍资料，得知该地区有3人名叫“刘三宝”：一个是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太太，户口在法华镇，平时都是住在其儿子徐家汇那里的，而且身体不好，隔三差五要去医院救治的，于是先往旁边放一放。另一位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纺织女工，寡妇，有一对子女，生活过得很是艰难。还有一位是个四十八岁的茶馆老板，历史经历有点复杂。专案人员对比下来，觉得宜先把茶馆老板作为调查对象为妥，于是就对这个刘三宝进行外围调查。
茶馆老板刘三宝的经历确实复杂，这人是山东临沂人，早年在孙传芳军队当过排长，后来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他就退出军队，去了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打听，拜著名大亨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做了几年包打听后，刘三宝又改行做起了生意，先后倒腾过棉纱、中西药材、生漆、茶叶、木材，有赚有赔，抗战胜利那年到法华镇开了一家“三宝茶馆”，一直经营到现在。
由于刘三宝的经历中有当过法租界包打听的经历，按照上海市军管会的规定，应当属于那种“有历史问题”而“应主动向公安局登记”的对象。可是，尽管上海市军管会的布告就张贴在“三宝茶馆”的门口，但刘三宝仍然根本不当一回事，未在规定的时间里前往派出所登记。这样，在1949年7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的一次缉捕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全市性大行动中，这位茶馆老板就被拘捕。据说，当公安人员去抓刘三宝时，他正在茶馆跟几位老茶客海聊，面对着秋风黑脸的警察，他竟然一脸的轻松，对一旁已经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的账房先生说，你好好看着店，我没什么事，肯定能回来继续当老板的。
果然，刘三宝在公安局的班房里只待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原来，这人在30年代前期曾接触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为特科工作提供过多次帮助，还数次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的还是担任党内职务的重要人士。这些，由于属于机密，社会经验丰富的刘三宝从未对人说过，这次被拘捕后，他才对讯问他的承办员说了说，从他嘴里随口说出的一连串中共重要人士的名字倒使承办员大大吃惊。还没回过神来，刘三宝已经以一句“这些，你们去问一下现在的潘副市长就知道了”结束了口供。公安局方面随即向潘汉年报告了刘三宝的情况，潘汉年证实了茶馆老板的说法，说如果没有发现此人犯下过罪行的话，应当马上释放。这样，刘三宝就被释放了。
专案人员分析，以刘三宝这样复杂的经历，在其以前的社会交往中肯定不乏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因此，鲍正民跟他有接触倒确实有可能，当然，这个茶馆老板是否卷入“警卫皮包”失窃案还不好轻易下结论。现在先要弄清楚的是：鲍正民究竟是否去找过刘三宝？
专案人员通过派出所悄然跟“三宝茶馆”的一个老跑堂见了面，向其了解是否有过貌似鲍正民那样的男子去茶馆找过刘三宝。老跑堂说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男子去过茶馆，看起来跟刘老板是第一次见面。刘老板先是盯着对方看了又看，问了又问，后来在看了对方出示的一张什么条子后，态度就变得客气了，把那人让进了后面那间属于老板个人空间的小屋子，吩咐沏一壶上等龙井送进去。茶是这老跑堂沏的，添水也是他的事情。那男子跟刘老板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中间添过三次开水，第四次老跑堂再去添开水时，那人起身告辞了，说那我到星期六再来拜访。
专案人员听着有点惊喜，因为明天就是星期六，正好可以去布控，把鲍正民拿下再说。于是，就再三叮嘱老跑堂不能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那位诺诺再三，带着一份受到重视的满足离开了。
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议下来，认为不能掉以轻心，于是随即对“三宝茶馆”进行了布控，对刘三宝进行秘密监视，如果鲍正民提前赴约，那就跟踪，适当时候可以采取拘捕措施。
当晚无事，次日一早，老姜等几位专案人员就化装成茶客来到“三宝茶馆”喝茶。8时许，鲍正民果然坐着三轮车来了，西装革履，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牛皮小箱子。刘三宝还是热情接待，但他刚吩咐“沏一壶龙井”时，就愣住了：专案人员已经堵住了小房间的门，而且亮出了手枪！
五
鲍正民和刘三宝当即被押送市公安局，分别予以讯问。
鲍正民初时还想装装糊涂，坚称自己是天津荣丰纺织厂采购员，是来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的。但没几个回合后，就不得不承认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中校特工，抗战胜利后虽然脱离了军界，但还是领着先是军统后是保密局的一份津贴，替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情报。上海解放前夕，他也参加了特务头子毛森亲自召开的潜伏特务会议，受命潜伏沪上，接受命令伺机行动。
交代完历史，专案人员以为鲍正民要交代现行罪行了，但他却以“解放后我没有干过一件坏事”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招供。这就不对头了，没有干过坏事，那你化名住进国际饭店干吗呢？鲍正民对此的解释是：他见解放后共产党肃清敌特分子的行动十分厉害，就不敢执行毛森交待的潜伏方案。但他知道台湾特务机关肯定要派人来跟他联络的，就决定避开。于是，在跟一位参股天津荣丰纺织厂的亲戚取得沟通之后，便以该厂新聘技术人员的身份把户口从上海迁往天津，在该厂当起了采购员。这次确实是受厂方委派赴沪出差的，采购纺织机械设备的零部件。他拎到“三宝茶馆”去的那口小箱子里装的就是样品，之所以跟刘三宝接触，是因为想通过刘的关系从供货方那里获得比较优惠价格的紧俏货，当然他是答应要付给刘三宝一笔酬劳费的。
鲍正民的这番供词似乎具有一定可信性，这时他那口小箱子里的物件也已经被仔细查看过，确实被认定是纺织机械方面的零部件。但是，专案人员对于一点还是觉得可疑：作为一个纺织厂的采购人员出差来沪，凭什么条件入住国际饭店呢？
鲍正民交代说，他入住国际饭店，是为了跟一位老相识姘头幽会，因为对方出身富豪，一贯养尊处优，解放前跟其幽会，要么“国际饭店”，要么“华懋饭店”，再不就是“上海大厦”，否则她是绝对拒绝的。所以这次他就入住了国际饭店。幽会之后，他正好接到生意中介人的电话让他去找找刘三宝，于是就离开了国际饭店，住进了长宁区的一家旅馆，现在行李还在那里。说着，鲍正民说出了那个姘头和生意中介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以及入住旅馆的凭证。
最后，就要弄清鲍正民究竟是否有作案时间了。一问，鲍正民那天中午请供货方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吃饭，一起吃饭的除了那个中介人，还有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和明太阳工具经销中心的几位供货方谈判代表。
那边，刘三宝也在接受讯问。这位茶馆老板这次折进局子可就比上次糊涂了，因为他说不知何故又把他弄进来了，而且来势很凶，以至于使他根本来不及对账房先生关照一句话。专案人员不搭他的腔，不问别的，单问他跟鲍正民的关系。刘三宝机灵，马上猜测那是鲍正民的问题了，于是把情况爽快地倒了出来：他跟鲍正民原先根本不认识，是一位生意场上的中介朋友介绍过来的，因为知道他跟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的老板都是关系甚铁的朋友，想托他跟对方打个招呼，提供一些紧俏零部件。因为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美国的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西方国家还联合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封锁制裁，所以大家都想赶紧进一些紧俏零部件备用。他听说有好处可捞，也就点了头。除此之外，他根本再也说不出任何内容来了。
专案人员随即对鲍正民和刘三宝所提供的相关证人分头进行了紧急调查。那位中介人证明确实是他为鲍正民和刘三宝之间牵线搭桥了，是那天上午往国际饭店餐厅打电话让侍者找了鲍正民通知他去见刘老板的，也证实那天中午和几家供货方代表在梅龙镇酒家一起吃了饭。
鲍正民的那个只认上海滩三家高级宾馆的富女姘头也找到了，证实鲍正民所言不谬。
“协华”、“大成”、“明太阳”三家供货方代表也证实那天中午确实受鲍正民邀请在梅龙镇酒家吃饭，直到过了1点才离开的。
出于慎重，专案人员还特地前往梅龙镇酒家，向那天当班的侍者调查情况。侍者还记得曾经接待过这样几位顾客。
这样，鲍正民跟“警卫皮包”失窃案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于专案组来说，此举虽然意外抓获了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但由于案件未破，大伙儿心头都觉得沉甸甸的。
在调查鲍正民的同时，专案人员并没有放弃对于国际饭店案发那天中午前尚未退房的其他宾客的分析，但是并未发现可疑对象。
案子查到这里，再次断线了。专案人员为之深感迷惑，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议后，作出了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全体休息一天，放松一下，然后再举行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
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从而使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提前举行，并令专案组全体人员产生了一种接近成功曙光的亢奋。
新的情况，就是在专案组休息的这天下午不经意间出现的——
这天下午，前一天入住于国际饭店1410房间的一位来自香港的客人给服务台打电话，说她午后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放在床头柜上的项链不见了，估计可能是放的位置过于靠近床头柜边缘，睡觉时不留心碰了一下，滑落到床头柜和床的交界缝隙间去了，要求派侍者帮助寻找一下。
两名侍者随即来到1410房间，移开床头柜，那条镶着钻石的白金项链就显现在眼前了。本来这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其中一位打从国际饭店开张时就进店效力的老侍者却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头：捡起来的项链上怎么沾有花絮样的脏灰？按照规定，客房每两个星期打扫一次，不应当有这种灰尘出现的，这种灰尘只有没有打扫到的近似密封的床底下才有。由此看来，这几天这张床是被人移动过的。这位侍者联想起这几天一直在折腾着的“皮包失窃案”，心里就多生了一分机灵。当下也不吭声，退出客房后就去找了工会主席。工会主席一听，说这得把床移开了检查一下。
于是服务台就跟这位香港女客联系，找了一个借口让对方换一个房间。那香港人有点迷信，正为这事弄得有点忐忑，一听自是愿意。她前脚刚走，饭店方面后脚就到，移开床一看，只见下面藏着一块比公文包略小的用旧报纸包着的钢板。由于当时对于失窃的皮包内装着何物始终保密，所以饭店方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防弹钢板之事，但不管怎样，这显然是一个异常情况，于是就马上向专案组报告了。
专案组长江河天让专案组其他人休息，他自己却没有回家，还是待在市局为这个案子耗神。接到国际饭店方面的这个电话，顿时一阵激动，当即赶往饭店。江河天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防弹钢板，但他在向陈毅警卫班方面了解案情时，已经把皮包、包裹钢板的旧报纸以及钢板的尺寸、重量等问得详详细细，所以此刻一看就知道眼前这块钢板八九不离十就是“警卫皮包”里的内容了。于是便一面打电话让派人把全组成员召集过来，一面通知陈毅的警卫参谋火速前来国际饭店辨认实物。
陈毅的警卫参谋赶来一看，确认这块钢板就是丢失的“警卫皮包”里的那块，因为苏联方面定制的这批防弹钢板，正反面的四个角上都是镌刻着编号的，一眼就能分辨清楚。
专案组成员到齐后，就在国际饭店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从饭店大堂总服务台调来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显示，发现床底下藏匿着防弹钢板的1410房间在案发前后入住的是芬兰游客哈默尔夫妇，他们是随这支旅游团从日本抵达上海的，案子发生后的次日傍晚随团一起前往北京了。根据之前的调查，案子发生的那天中午，这对夫妇没有作案时间，两人和旅游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去虹口公园野餐了。
这样，可以把哈默尔夫妇初步排除在作案者之外。那么，能够把防弹钢板藏到1410房间的人就只有饭店内部人员了。于是又调来了饭店的楼面值班记录，表明在案子发生后能够有条件拿到钥匙进入这个房间的侍者有3人。可是，已经反复调查的情况表明，这3位侍者在案子发生的那天都未曾去过现场，他们和另外两位侍者已经互相证明过当时他们都在14楼干活和闲聊。
众人又考虑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其他内部人员作案之后通过这三人中的哪位把钢板藏匿于1410房间了？这个可能如果存在，那么那位作案者肯定跟这三人中的某人的关系非常铁，所以，如果要调查的话，那可以从这三位侍者跟饭店内部其他人员的私交上着手调查为妥。这先作为一种可能记录下来了。
专案人员又分析：防弹钢板藏匿于饭店内而不带走，这是什么意思？这从作案者所处的角度来考虑，显然是生怕被人发现，这也是疑为内部人员作案可能的一个理由，因为在这个还用不到穿棉衣的季节就把这样面积的一块钢板夹带出去，毕竟是做贼心虚有点惧怕的。这样，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先把钢板暂时藏匿在饭店某个安全角落里，等到风头过去后、冬天来临可以穿棉衣时再夹带出去，那也不过最多是个把月的时间嘛。至于那个装钢板的皮包，也同样是无法夹带出门的，那则可能早已被剪碎后混杂于垃圾里扔掉了。
这样，越分析就越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几率甚高，于是会议就决定立即开始着手对那三位侍者进行外围秘密调查。
调查进行了一天，最后获得的情况却令人不无沮丧：这三位侍者中的一位是个饭店内部没有一个朋友、只知埋头干活的老黄牛，如果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可以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另外两位倒是在饭店内部有朋友的，可是他们的朋友却是饭店的党支部成员和工会负责人，在之前的调查中早已被非常确凿的证据排除了作案可能性。因此，这三位侍者都应当排除藏匿防弹钢板的嫌疑。
这种结果，不免令人沮丧。
当晚，案情分析会再次举行。资深侦查员老黄在会上亮出了一个观点：是否应该考虑把疑点放到已经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原住在1410房间的芬兰人哈默尔夫妇身上？
这是为什么？已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老黄说，首先，这肯定不是上次案情分析会上所认为的饭店内部人员藏匿行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饭店内部人员不敢冒险把那钢板带离饭店，可是他完全可以请别人入住这个房间后从容取走啊。他做这种事情，显然肯定是奉命行事，指使他的后台人物在获悉作案成功的消息后，还不迅速把钢板拿到手以防夜长梦多？其次，哈默尔为什么把钢板留在饭店没有带走？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作错了案，他偷窃“警卫皮包”显然是以为那皮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估计装着颇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下手行窃。哪知到手后拿回房间一看，方才发现原来里面不过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钢板。他肯定不知道这块钢板的用途，只是感到奇怪，就决定扔掉，但无法扔在饭店的垃圾桶里。他可以带出去扔的，因为他不必担心饭店门卫会提防他，但是，他没有这份兴致。于是，他就把这块钢板藏进了床肚。那个皮包，因为是意大利名牌产品，他舍不得丢掉，就留下带走了。所以，那个皮包现在应当还在哈默尔的行李里藏着。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回过神来就问，照老黄同志这样说来，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了？老黄点头，说是的，我认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那洋主儿肯定是一个有前科的惯偷，否则，他不可能如此从容和迅疾地混上楼去作这个案子的。
又有人问，我们的便衣不是已经证明芬兰人那天中午在虹口公园野餐，20个人都到齐的吗？这哈默尔怎么有作案时间？
老黄说，对此我表示怀疑，所以我建议把那便衣同志找来，当面再了解一下那天野餐的情况。
专案组长江河天于是就让人往市局打电话，立刻通知那位便衣带着他的工作手册火速赶到国际饭店来，有急事处理。
不到一小时，便衣小董就气喘吁吁地来了。这是一位参加公安工作不过三个月的小青年，面对着眼前这些老刑警的冷峻得使人害怕的神情，还没开口额头上就已经沁汗了。江河天让他不要紧张，回忆一下那天陪同芬兰游客的情况就可以了，主要是上午离开国际饭店时有多少人？中午在虹口公园时有多少人？
小董拿出工作手册，翻着看了看，结结巴巴汇报说，那天上午离开饭店时一共是20位外宾，他数了的，7男13女，这上面都有记录的；中午在虹口公园野餐时，他也作了记录，人数情况相符。
小董在汇报时，早已有人拿着从大堂服务台调来的登记资料在对照了。他话音刚落，一张条子就传到了江河天的手头。江河天看了看，问小董：7男13女一共20位游客，数字没错，性别呢？你把上一天的记录看一看。小董只一看，脸色便倏地变了：芬兰游客抵沪时是8男12女啊！
老黄开口了，说看来那天上午这些芬兰客人中有一位男子没有随同团队集体行动，而是换了另一女子。小董同志，那个冒名顶替的女子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小董瞠目结舌了片刻，吞吞吐吐地说他没有发现有中国人混入了那个旅游团队。众人说那看来是一个外国女子代替某个芬兰男性游客进行了那天的游览活动。军方的副组长郭俊峰问小董，没有人对你作出过解释吗？那看来得找那个导游了解一下情况了。
找导游就费了点周折了，因为当时上海滩还没有一家国营旅行社，所有国内国际的旅游接待公司全是私人经办的。由于局势和交通等问题，所以这些旅行社的经营不是很好，导游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专案人员通过派出所找到旅行社老板已经不容易了，再辗转找到那个导游时，已是下半夜1点多了。
导游被汽车接往国际饭店后进入会议室时，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抽了几口香烟方才回过神来。他听了情况介绍后说，掉换游客的事情他知道，是那个叫哈默尔的客人这天上午因为觉得肚子不大舒服，所以就提出不参加这天的活动了。团队出发前正好其妻妹、旅居上海的芬兰女子西恩斯娓前来饭店看望姐姐，于是就代替哈默尔去游览了。这事哈默尔的妻子对导游说了，他当然没有二话。
导游说得理直气壮，若无其事，专案人员却被弄得简直无话可说。这事导游应当跟小董沟通一下的，可是公安局却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也不好说导游什么。这件事过去后，经江河天的建议，市公安局随即就向全市各旅行社作了有此内容的规定。
按说，专案人员还应当去找那个西恩斯娓，但考虑到时间实在太晚了，还是到天明再说吧。不过老黄的推测基本上属于八九不离十的准确了，所以众人都认同了这一观点。专案组正副组长江河天和郭俊峰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即跟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协助了解哈默尔的活动行程后即告，同时这边派人前往北京找哈默尔当面了解情况，上海这边待天明后一边找西恩斯娓调查核实，一边在饭店内部找案发那天有可能遇到过哈默尔的员工了解情况。
专案人员老黄、老姜赶到北京时，哈默尔一行已经打好行李，再过一小时就要动身前往前门火车站去广州前往香港了。专案人员看到哈默尔时，那火气自是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先收掉了对方的护照和车票，然后问他就在宾馆进行谈话呢还是去公安局聊聊？哈默尔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边让妻子从行李里拿出那个意大利皮包，一面连声说“对不起”。
这是专门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当然不是可以用一声“对不起”就解决的，专案人员于是就按照预先定好的方案宣布对哈默尔予以拘留，押解上海处置。
经讯问，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那天，哈默尔因为肚子不适而取消了随同团队活动的计划，他独自留在饭店1410房间里，躺了一上午后，觉得好多了，就准备去外面附近转转，正好在饭店门口目睹陈毅一行抵达饭店。他不懂中国话，所以不知这是上海市长，但一看那气度便知准是大官，于是便对陈毅身边那秘书模样的手里沉甸甸的皮包产生了兴趣，猜测里面肯定装着贵重物品。哈默尔在芬兰是个有过盗窃前科的主儿，尽管已经收手多年，但此刻在异国见到那皮包后还是萌发了隐藏心底多年的贪婪念头，于是便决定试着寻找下手行窃的机会。
哈默尔的心理素质和随机反应绝对到位，脑子里是这么想的，行动马上就跟上了。当下见迎接波兰外宾一行正等待在电梯口去“摩天厅”参加宴会，便凑了上去。我方的警卫人员已经保护着陈毅等人上楼去了，留下担任警戒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警察，他们没有留心到有这样一个家伙混进了波兰外宾的行列，眼里只看着欧洲人的模样，穿着一模一样似的，根本没有在意。于是，哈默尔就顺利地混进了宴会场。
因为是自助冷餐形式，所以现场多了哈默尔这样一个外国男子也就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其实哈默尔的主意倒不是想混一顿白食吃，而是盯着警卫人员赵根友、邹为朋手里的皮包，因此他选择了一个靠近门口便于观察那两人的位置进餐。当他发现赵根友离开门口下楼去时，随即跟上，终于顺利得手。
哈默尔把窃得的皮包用脱下的西装掩盖着步行下到10楼，进了房间后迫不及待打开一看，却是一块钢板！不禁大失所望，喃喃骂了几句，寻思倒还不好随手扔掉呢，就想扔到外边去。他毕竟是老贼，经验丰富，先下楼去探看，却见饭店大堂和门口已经被布控了，于是便知道自己此举惹下大麻烦了。当下便先把钢板藏进了床肚。那个皮包原想弄碎了丢进抽水马桶销毁的，但又觉得不甘心白白折腾了一回。想了想，便决定先不动手，留心着外面的动静，若是人家开始搜查了，他这个房间号码排在中间不会是第一个的，那时再销毁也不迟。这样，由于后来警方并未搜查其他楼层，所以那个皮包就保留下来了。次日退房时，哈默尔把皮包放进了行李箱，带到了北京。
“警卫皮包”失窃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这个案件有惊无险，但对于刚解放时高级干部的保卫工作如何保证万无一失还是提供了借鉴。为此，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还特地让上海方面整理了详细的材料送往北京，作为改善高级干部的保卫工作措施的参考资料。